文/黄振乾
来源/2018年第22期
昨天，我往中国银行的固定账户存入400元人民币。
至此，我还清了本科时期的国家助学贷款，加利息一共2.8万元。
就是这些钱，折腾了我这么多年。我想写一点关于贫困生的故事。
我家在云南大山里，在村里也是“中产”。
从我出生之后，我家再也没有为温饱问题担心过。
但上学依然成了一个大问题，家里能够变现的能力实在有限。
我家酿的酒很好，但最多只能卖到隔壁村。我读书需要的钱大部分来自养猪，但猪价行情不稳，再碰上五号病什么的，就会很头疼。
我家自有田地不少，但产出有限。
所以，我家的资产只能供我读到高中，上大学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我能来读重点大学当然是荣幸的。
但上大学不得不申请助学贷款，我父母自然也会尽其所能地给一部分生活费。
到上海读书，有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相信在上海这种大城市，贫困生会很少，我或许能拿到更多的资助。
我上高中时，班里50多人，一半是贫困生。
到上海后，班里贫困生只有5人，我几乎每年都能拿到贫困生专属的国家励志奖学金，而且更容易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
那么，当时我借了多少钱？
2.4万元，一年6000元，刚好够缴学费，但生活费和住宿费需要自己出。
我们住在郊区，不可能有什么谈情说爱的希冀，生活费也没这么高。
本科4年的时间可以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晨读、上课、助管、图书馆、跑步、洗冷水澡。
2011年我考上复旦的研究生，终于不用缴学费了！
可是，就因为读研究生时换了学校，原校要求我还款。
除我之外，我们班借款的另外三个同学都用父母的钱一次还清了（不用还利息）。
我不想也不能够折腾父母，决定自己还款。我选了年限最长的，一个月还400元，利息一共4000元。
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所以，只能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再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1.5万元（一年5000），刚好填上本科的“大坑”。
但是毕业后还得自己还啊。
每个月我都会准时去最近的中国银行还款，基本都是拖到最后一天。
那时候没有自动还款机，我在陌生的银行大厅排队等候，看到前面一个操着上海话的大叔来取款，居然拎着一个黑色麻袋，把钱一捆一捆地往里放——我真没见过（除了在电影里）。当叫到我的号时，我甚至想逃，我用有生以来最没底气的声音告诉她：“麻烦您帮我把……400元存进……这个账号。”为什么有的人这么富有，而有的人这么贫穷？我对这个社会的政治哲学思考，大概就始于这件小事。我在复旦拿到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要比本科时候多得多，但这些奖金全被我用来考托福和GRE了（我一共考了5次托福，5次GRE），直到考到满意的成绩。贫困不是值得骄傲的事，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更不是值得同情的事，贫困生也有破茧成蝶的机会，前提是你要足够努力，有足够的耐心，内心足够强大。我读博之前，两次面临回家与留学的选择，我都选择了更难的路。第一次是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回家，回去就是荣归故里。第二次是读研究生期间，我母亲重病住院，我有过回家守护在她身边的想法。回去的决定是艰难的，但回去能使生活变得容易；留下的决定是容易的，但留下会让生活变得艰难。大概，我的固执与生俱来：我坚信任何人都能做成他想做成的事，只要全力付出甚至牺牲。大概，我的努力、卖力和笨拙，有一部分来自天性的倔强，有一部分来自对认可的渴望，有一部分来自对不平等的愤慨，更有一部分来自对未知的探索——这部分从未褪色。一位作家曾说，出生于贫困的小渔村给了她蔑视权威的勇气。我不是很赞同。面对权威，出身底层的人多少会带着一丝卑微。然而，通过努力、成长和蜕变，我彻底摆脱了狭隘和自卑。我觉得，虽然我还没做成什么大事，也不是成功人士，但穷人真正的敌人，很多时候是多年后已经逆袭的自己。从自己的经历来看，在普洱市一中读高中的我，是自卑而敏感的；到复旦读研究生时候的我，带着些过度表达的虚假自负；我渐渐懂得：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比你厉害的人，不一定智商比你高，而是他用正确的方法去做了正确的事情。我开始欣赏社会的多样性，开始了解、学习、探求一些重要的问题。我相信制度是脱贫的最大法宝，就像国家助学贷款这样的政策。如果没有国家助学贷款，我现在或许是另外一个人，但恐怕不是我喜欢的那一个。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永远是你正在走的路，以及路的方向，而不是出发时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