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熙寺古碑，明清两朝代｜绥宁探古寻踪
长熙寺外景 倾听无声摄
长熙寺古碑，明清两朝代
杨焕礼
以前多少次从长熙寺古石碑擦肩而过，它就如同与距它不远处古枫树擦肩而过一样，司空见惯，每次我只是匆匆仰望他的历史高度与岁月沧桑。古枫树在绥宁到处皆是，古石碑亦如此。
记得我小时候，人在田间地头里走，要过一水圳或小溪，上面盖一青石板用来作桥，低头细看，上面镌刻如蝌蚪般的繁体字，有捐款人名一大串，捐款的单位为几钱几文，亦有看不懂的之乎者矣。这就是曾经镌刻过古人虔诚的心，从寺庙、家庙、凉亭、花桥等场所流落到田间地头的古碑。古碑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砸毁破碎时得花力气，碎石又要占地方，如果不小心掉到水田里去，如刀子般的石片会划伤耕地人畜的脚，贻害无穷，不如多花点力气，长块的抬去架桥，短块的抬去铺路，实用方便，有百利而无一害。村民们才不管碑里的历史，也不管碑里那些做功德人的名字，哪怕碑上镌刻着他们先人的名字。既然石碑立不住了，要人为地放倒破除，不如用来架桥铺路，村民们历来就有热衷修路架桥的传统。这是那时村民最纯朴的举动，也许他们并不了解碑上记载的功德，但他们认为这种举动就是最大的功德。至今我老家房屋下面的田间里还有一大一小的两块古石碑躺在小溪水圳上，让小桥流水的美景穿越时空。
前不久我再次来到长熙寺，这一次只因为在长熙寺古碑前多停留了一会儿，只因为自身年龄的增长，改变了年轻时的轻率浮躁，才不至于对古碑里记载的一段特殊历史的认知失之交臂。茫茫天地间，一碑通阴阳，跨越历史时空，无声地诉说着我们的前人与历史。
长熙寺古石碑挺立于寺正殿前的左边场坪上，它见证过长熙寺的屡毁屡建，哪怕当年这里是一片瓦砾场，荆棘与野草在地基上疯长。只因为这个角落太偏僻，不碍眼，所以石碑不比佛寺大殿，它没有倒下，一直挺立。
长熙寺位于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境内的雄关东面的巍巍青山脚下，座北朝南，背靠的青山名叫猴子形山，前有兰溪河纡行，与定远桥东西相望，古时繁忙的兰溪古渡就在寺的下方。据《绥宁县志》（1997年版）记载，此寺建于北宋，但记载的具体年份不详。据爱好探古寻幽的绥宁一中周宗亮老师的进一步考证，此寺初建于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
佛教寺庵正式进入关峡苗人之地，与北宋在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边拓土为同一时期，被中原王朝视为“蛮荒之地”的古羁糜徽州，一边是金戈铁马闯进来的蹂躏，一边是宗教文化的渗透传播，从此，这块历代中原政权无染指的僻静之地，于血雨腥风中热闹起来。就是在这一时期，北宋朝廷大兵压阵绥宁东面的雪峰山余脉以东，与苗人地方武装羁糜徽州赤水峒军队对峙。后经过几年大大小小的鏖战，大宋军队终于攻克羁糜徽州赤水峒（今绥宁关峡及绥宁北部、城步北部），但攻不进关峡雄关以西的羁糜徽州纵深。于是，北宋朝廷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在占领地筑关峡砦与武阳砦（今李熙桥镇苏家州）。并将两砦划隶邵州。宋时，砦同寨，守卫用的营垒。进筑城砦，原是宋代宋军抵御西夏的战术，即选择险要，建筑城寨，步步进逼，扩大边面。后来宋军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边拓土时沿用了此战术，常在刚打下来的地方筑砦作为防御和进攻的据点，后来宋朝为了稳定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常年设砦守卫，驻有砦官、砦兵和峒丁。
今存长熙寺前的古碑立于明末清初，也就是重修长熙寺的时候立的。如果要准确说出此碑的名称，实在有点为难，而问题特殊性恰恰就在这里。这座碑一边朝东，一边朝西，与大多数古碑不同的是，此碑两面都镌刻了碑文，是两种不同指向的碑文。倘若从碑文的内容上来看，把这座碑称两座碑也不为过，它确实起到了两座碑的作用。碑的东面是《重建长熙寺碑》，有碑文，碑的西面为《鼎建范侯生祠亭》，亦有碑文。两面的碑文因数百年的风侵雨蚀，碑面斑驳，字迹模糊，大多数文字凭肉眼难以辨认。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只能非常吃力地用常规的方法来辨认。《重建长熙寺碑》文中能清晰认出碑文后面有“皇明永历十一年岁次丁酉孟冬”一行字，后面的字已模糊不清。《鼎建范侯生祠亭》碑文后面亦能认出“大清康熙贰拾六年岁次丁”后面还有字，亦模糊难辨。
先说说古碑的东面——《重建长熙寺碑》。
皇明永历即永历帝朱由榔，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端王朱常瀛之子。1646年至1662年在位。永历政权成立于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初八，于广东肇庆称帝，庙号昭宗，年号永历。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十三布政”（两个京都，即北京和南京，十三个省）的行政区划体制。清军入关后虽已宣布建立大清王朝，但是清军势力在一时间也难以控制中国南方的大片土地。当时虽然北京已经陷落，但南京犹在，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了一些地方性政权，史称“南明”。南明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永历政权存活时间最长，总计共十六年。南明永历政权诞生于乱世之秋，由于南明朝廷自身的腐败，内部纷争离析，名义上从属朝廷的各种抗清力量之间，甚至于某一个抗清团体的内部，总是矛盾重重，相当大一部分可以用于抗清的力量在内部冲突中被消耗了。背着皇帝之名的朱由榔，从登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苦风凄雨的亡命生涯。在朱由榔即位不久，清军就进入了广东，闻讯后，他慌忙“避敌幸梧州”，接着又先后逃往桂林、全州、柳州、武冈、靖州、安龙、昆明，最后从昆明逃到缅甸。仅顺治三年到顺治八年（1646—1651年）这短短5年时间中，这位南明永历皇帝就逃亡了16次，可谓史上逃亡皇帝。
据《明史·卷一百二十·列传第八》记载，“明年二月（注：即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由平乐、浔州走桂林。魁楚弃由榔，走岑溪，降于大军。既而平乐不守，由榔大恐。会武冈总兵官刘承胤以兵至全州，王坤请赴之。……承胤挟由榔归武冈，改曰奉天府，政事皆决焉。”接下来便是“……六月，……大兵由宝庆趋武冈，马吉翔等挟由榔走靖州，承胤举城降。”永历帝朱由榔公元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被马吉翔等挟持从武冈经绥宁走靖州。由此可见，永历帝朱由榔当年路过长熙寺。因为由武冈去靖州，必走湘黔驿道，而雄关是驿道之中的孔道。到了雄关东面，他们必须得由兰溪古渡过兰溪，登岸上长熙寺殿前。
绥宁地处僻壤，永历帝朱由榔是中国历史上众多皇帝之中唯一一位路过绥宁的皇帝，但他带来的不是什么皇家龙驾荣耀，而是连年兵燹。据《绥宁县志》（1997年版）：“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二十五日，马吉翔挟南明永历帝由奉天府武冈经绥宁逃往靖州。是年起，南明军与清军在绥宁靖州一带鏖战十数次。百姓深受其害，绥宁成尤为惨重，许多人逃匿县外。”
永历帝朱由榔路过绥宁之后，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十年后重建了长熙寺。《绥宁县志》（1997年版）载道：“南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夏，武襄王奉永历帝诏镇守绥宁，为了求神保佑，在关峡重建长熙寺（始建于北宋）。”当地民间传说，武襄王奉永历帝诏，既镇守绥宁又来重建长熙寺，因为当年永历帝过兰溪古渡后曾在长熙寺外休息，见古寺破败不堪遂许下心愿，重建长熙寺就是为了还愿。传说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影子，但不能作为历史的证据。至于长熙寺的重建到底是出于永历帝的心愿，抑或是武襄王自己的主张，现在还无法盖棺定论，只有碑文全部辨认出来或许能够真相大白。
再说说古碑的西面——《鼎建范侯生祠亭》。
范侯即范成龙，辽东开源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绥宁知县，历13年。范成龙令绥宁“为政刚正不阿，为人严肃冷面，嚬笑不苟。任绥期间，重修学宫，教化乡民，广植树木，兴修县志，捐建津梁，抚赤子以热肠。绥之民众，至今犹有思之者。”《鼎建范侯生祠亭》是因为范成龙捐养廉银百两倡修建成定远桥，为当地办了实事，受当地人的景仰。立生祠，是中国古代一种民俗，即老百姓为活人修建祠堂并加以奉祀。其对象虽然没有特定人，但一般是深得民心的官员，借此表达对官员的感激与崇敬之情。
地方给范成龙立的不是纯粹的祠堂，而是生祠亭，一座亭子。这就充分体现了关峡地方上苗族人的风格。苗族人传统习俗，一般喜欢在花桥、凉亭中敬奉各路神仙，如花桥上就敬奉了关公、八仙、土地神，每座凉亭都敬奉山神土地。土地神在苗族人的心目是一种最亲民最宽宏大量的神灵，土地神又是被视为最能为民办事实的神灵，与他们日常生活中联系最密切，凡有建筑物就有土地神灵在。如大门土地、门楼土地、鸡栏土地、牛栏土地、猪栏土地、桥头土地等等，不可胜数。祠堂的主要功能只能是祭祀，显得庄严肃穆，除了祭祀，平时大门紧闭。而亭子的功能就不同，可让路人乘凉歇息，显得平易近人，人们无论贫富贵贱，皆可进去或坐一坐，或遮挡风雨。即便是官员们过时了，凉亭依然张开胸怀来陪伴路人。
古绥宁县志中未见有范侯生祠亭的记载，包括碑文。现今编撰的一些史料倒有范公亭记载，“桥上原有木亭，今存石桥。”（《绥宁县志》1997年版）“桥上建范公亭，后因失火焚毁。”（《绥宁民族志》）看来，定远桥上的范公亭即范侯生祠亭。奇怪的是，范侯生祠亭碑没有立在定远桥桥头隙地，而是远在长熙寺前。定远桥建成后，兰溪古渡已废，长熙寺除寺僧出入信众来往外，已是路人不往的死角落。范侯生祠亭的碑文为什么舍近求远，是不是刻意避开什么人？联想到明末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让立生祠的风俗变了味，其恶行臭名昭著，此处立生祠亭距魏忠贤之死只有六十年（魏忠贤死于1627年），世人是不是受魏忠贤生祠有所忌惮？或者是当地人考虑到资金问题，因陋就简，只得将就借用重建长熙寺碑的背面。
古碑的两面镌刻的时间，东面重建长熙寺碑是永历十一年，也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西面建范侯生祠亭（碑）为康熙贰拾六年（1687），相距三十年。古碑的两面，碑题一样，均为阳刻隶书，正文均为阴刻楷书。两面不管是碑题还是正文，字的大小规格相差无几，镌刻笔锋一样，似乎出自于同一人手书。
人们立碑、撰写碑文，其目的都是让看碑人特别是后人知道立碑的意义，或了解前人的事迹。从这点上看，我不得不佩服古人在这座古碑的用心与妙处。试想，碑的两面是两个朝代，两个水火不容，且在不久前的战场上双方拼得你死我活的政治集团，如今却能将各自的碑文镌刻在同一座碑的两面，互不损毁。长熙寺古碑藏着一种历史的宽宏大量。
与那些被砸成碎石的古碑相比，那些现在依然躺在田间地头充当小桥与铺路石的古碑要幸运得多，而与躺在田间地头充当小桥与铺路石的古碑相比，长熙古碑又要幸运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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