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客家妇女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主题之一。他们从客家妇女的身上，总结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下面从四个方面阐述客家妇女的特色。晚清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爱国诗人和民俗学者黄遵宪对客家妇女的这种特点亦作过精辟的论述：“……客民……其性温文，其俗简朴，而妇女之贤劳，竟为天下各种类之所未有。
《嘉应州志·礼俗卷》载：“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织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洁之于吉，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吾州之言也。”在长年累月的社会实践中,客家妇女锻炼了她们特有的勤俭、刻苦和坚韧的性格以及特强的生活能力。“比较客家的男子，妇女受教育的机会虽然很少，但她们多数很聪颖。” 确实，客家妇女大多精明、热情、大方、有礼，这都是受客家人传统崇尚文化和重视教育的影响。旧时她们中许多人的丈夫“过番”出南洋，往往十年八载，甚至几十年没有一个钱寄回来，但是只要其家中有三两亩薄田，她们就能以惊人的毅力，克勤克俭，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无论是对老弱的扶持，幼儿的教养，家庭的料理，应酬亲朋，都无不殚精竭虑，做得美满周到。家庭的烹饪洗扫，通常都由媳妇们分担，烹饪、打粄包粽、腌渍、酿酱油、酿酒及纺织裁缝等事，为一般主妇日常生活必须具备的技能。由于勤劳俭朴已成为客家妇女的传统美德，所以她们很注重“家头教尾”（养育子女）、“田头地尾”（耕田种地）、“灶头锅尾”（家务劳动）和“针头线尾”（缝补衣裳）这四项“妇功”。按客家习俗，只有熟悉了这些“妇功”，才算是能干的女性，才能嫁个好丈夫。与此相反，在客家地区，懒惰的妇女，则会被人讥笑为“懒尸婆”。在崇文重教的民俗民情熏陶下客家妇女很重视教育子女。过去尽管客家妇女自己接受文化知识的机会不多，但即使家庭生活再苦，也要通过种田、挑担等繁重劳动去挣钱来支持丈夫和子女读书，即所谓“讨食也要叫子女读书”。这也是客家地区传统的崇尚读书风气的表现。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史密斯在客家地区居住多年，对客家妇女的这种优良品德非常惊讶。他在所著《中国的客家》一书中说：“客家妇女真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妇女中最值得赞叹的了。在客家中，几乎可以说，一切稍微粗重的工作都是属于妇女们的责任。如果你是初到中国客家地方居住的，一定会感到极大的惊讶。因为你将看到市镇上做买卖的，车站、码头的苦力，在乡村中耕田种地的，上深山去砍柴的，乃至建筑屋宇时的粗工，灰窑瓦窑里做粗重工作的，几乎全都是女人。她们做这些工作，不仅是能力上可以胜任，而且在精神上非常愉快，因为她们不是被压迫的，反之她们是主动的。”客家妇女集中体现了客家人刻苦耐劳、勤俭朴实、坚毅顽强、自力自强、聪明进取等优秀品质与精神，更完整充分典型地塑造出客家妇女的形象和精神风貌。英国学者爱德尔在他所著的《客家人种志略》称：“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
过去，汉族不少地区的妇女大都有缠足的风俗，而客家妇女没有这种现象。客家妇女除不缠足外，亦不束胸。祖籍梅州的世界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所著《客家人的起源及其迁徙经过》一文中，更为全面地介绍：“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扎胸……一般是体壮高大，缺少仪容较好的名声……但她们却解放了胸部和脚……客家妇女虽然不是迷人的，但由于她们的节俭、勤劳、洁净的生活和生动的辩才而受到称赞。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孩子，轻视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地战斗……客家先民是从中原南迁而来的，妇女不缠足，乃与当时客人辗转迁徙有密切关系。长期艰苦动荡的迁徙生活，要求客家妇女必须与男人一样翻山越岭，涉水渡河，披荆斩棘，以开创家园。客家因居山区，山路陡峭和崎岖，客家妇女因终年的劳动大部分时间光着双脚在地里劳动，脚底都磨出了一层积满沧桑艰辛的厚茧，被人称赞为“天足”。因此，客家妇女一向以“天足”为美，偶有缠足者，倒会被人鄙视，嫁不出去，终身做“老姑婆”。客家地区向来很少有固守闺房的小姐，而多有“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健妇。就是这些健妇，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相传，南宋末年昺帝被元兵追赶，带着一班文武百官向南逃，一路上元兵追得很苦，一直追到了粤东客家人聚居的地方——程乡（今梅州地段），被汹涌澎湃的江水挡住了去路。眼看元兵就要追上来了，逃亡的宋朝皇帝赵昺，一见两岸山势陡峭，江中又水深流急，已无处可逃了，不由得仰天长叹。正在千钧一发之际，附近的客家妇女正在上山砍柴，她们成群结队，肩上各自扛着一支“禾扛”（禾扛是用竹做成的，有七八尺长，两头都削得尖尖的，是用来挑柴的）远远看去就像长矛一样。元兵登高一看，以为是宋军的救兵到了，吓得掉头就跑，别说再追随了。宋昺帝好生奇怪，刚才还气势汹汹，穷追恶赶的元兵，怎么就一下子便销声匿迹，上哪里去了？一个大臣说，“幸亏是一群客家妇女救驾，不然，我们就没命了。于是宋昺帝为表彰这队无意中“救驾”的客家妇女，便下令将随身带来的金银珠宝分赐给她们，并说：“村妇保驾有功，准起客家妇女佩戴龙头手镯，旌为七品孺人。”从此，客家妇女手上可以戴双龙图案的手镯，死后，墓碑上还需要凿上“孺人”两个字。而别个民系的妇女是没有这种尊称的。这成了客家识别妇女的一个标志之一。如太平天国亦有不少女兵是客家妇女。她们打仗英勇异常，连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曾国藩对这些“大脚蛮婆”也感到一筹莫展，难于对付。红军长征时期的客家女英杰等等，都可证明客家妇女在历史中的重要分量。正因为客家妇女有这些特点，所以已故文豪郭沫若1956年到梅县视察时，曾热情洋溢地吟咏了“健妇，把犁同铁汉，山歌入夜唱丰收”的诗句，对客家妇女大加赞叹。
据历史资料记载，客家地方涌现出不少才思敏捷的女歌手。“客家山歌特出名，条条山歌有妹名。条条山歌有妹份，一条无妹唱唔成！”的确，客家山歌之盛，与客家妇女有着直接的和密切的关系。因为客家人大都住在偏僻的山区，男人多抱“四方之志”，谋生于异国番邦，妇女则主要持家耕种。在封建社会里，她们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加上封建礼教的束缚，婚姻不能自由，社会活动受限制，她们只有用唱山歌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客家妇女所唱的山歌，大都是反映自己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感受以及男女之间的爱情。她们在唱歌、对歌中所显露出来的敏捷才思往往使文人学士也为之折服。如今在广东梅州地区一带，仍流传着许多关于客家女歌手的传说。如梅县松口有“歌仙”刘三妹的传说；兴宁县有歌手杨四娣、黄小妹的传说；蕉岭县有歌手鹿三妹、张六满的传说等等，脍炙人口的客家传统情歌、情诗，源自生活，缘事而发，直抒歌者的胸臆，真实地反映了广大的客家人在爱情与婚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她们所经历的痛苦和欢乐、矛盾与斗争，以及她们的道德品质和伦理观念，描写了实际生活中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黄遵宪在《山歌题记》中曾盛赞客家善唱山歌的妇女说：“因念彼田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梅县现代著名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在《岭东恋歌序》中也说过：“客家有些聪明的女人，可随口歌唱，恰合她所表示的情思，如七言诗的入韵，其辞句组织的妙丽……有时是大诗人所不及的。”
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在《汀州杂忆》一文中说：“此地的妇女确实是勤劳的，肩挑背负，起早迟眠，包揽家务事。这种妇女真可算得中华民族的‘脊梁’”。客家妇女主持家庭事务、侍候好公爹、关照好丈夫、教育好儿女、此乃妇女天职。因此，女孩子都心甘情愿的磨炼，担子比人重也得挑，练得一身铁肩头硬脚板。客家妇女年复一年的劳作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虽至年老力衰，不能荷重时，仍然操心家务，关怀农事，督促家人，尽心尽力死而后已。这种优良传统是受过最大磨练得客家祖先承传下来的。客家地区有句俗语：“没有老婆不成家”，这个“家”不仅指“结婚生儿育女”，更重要是指在家庭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妇女在家庭中是一家之主，主持家政。无论是对老弱的扶持、幼儿的教养、家庭的料理，或亲朋的应酬，计划充实家计之策，都无不做到美满周到。家务事更是概由女性包办，烹饪洗扫，纺织裁缝等等。客家男子极少承担家务，客家妇女充分扮演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好婆婆的家庭角色。客家人正是依能吃大苦耐大劳和精明能干的铁娘子创造了客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每一个成功的客家男人背后，起码包含着妇女的一半。因此客家人都有一种坚韧不拔、刻苦耐劳、男女一齐劳动的特性。总之，由于坚守这些信念，乃使得客家妇女能够坚韧不拔，维持和支撑客家地区千千万万个家庭。现在客家地区，妇女们也依旧是以劳作为生活本质，田间地头、家里家外、农忙农闲不停地忙碌劳作。在客家地区，很少有游手好闲的妇女，但悠闲地踱方步的男子却不少。改革开放以来，一切放开了，人们从业得自由。客家男人，在农村禁锢了几十年，如开门的鸟笼，飞向蓝天，寻找生存空间，挣钱糊口，创业发财，成功者，比比皆是。男人的功能作用又进行了一次历史的反弹，出外谋生赚大钱，妇女绝大多数仍旧留在农村种田理家。这不是封建时代历史的重复，而是向更高层次的跳跃。可以说：在客家社会家庭大都以妇女为重点，妇女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客家妇女还有着不少特色。比如服饰、生活习性等，成为一道亮丽的生活风景线。
原标题：漫谈客家妇女
作者：林作尧
作者简介：林作尧，自号桃源洞主（书斋），梅州市城北镇人，原广东梅州市岭东中等职业学校校长，梅江区（县级区）台联会永远名誉会长，梅县客家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编《西河乡情》、梅州《嘉应客家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