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茹谈戏说艺》节选：学戏
我觉得，人的一生走什么道路往往受着客观环境的影响，客观环境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是满族人，家里很穷。听母亲说我父亲从小是吃钱粮长大的，手无缚鸡之力，只会念书。但是读书把他读傻了，大家叫他傻子。最后迫于生计，他终于离家出走了。母亲带着我们姐妹，生活没有着落。有位邻居叫赵紫云，是唱梆子武生的，与当时赫赫有名的梆子青衣金刚钻是并驾齐驱的红伶。赵紫云看母亲有点灵气，想收她做徒弟，并告诉她戏学好了能挣大钱。母亲虽然心有所动，但碍于旗人的架子，面子放不下来，最怕别人说三道四，再穷也不能唱戏当戏子。其实，京戏曲艺界的满族人真不少，而且都是好角儿，如言菊朋、奚啸伯，还有说相声的侯宝林都是一代名家。母亲虽没学戏，却偷偷爱上了看戏。母亲的针线活儿做得又快又好，附近街坊四邻都愿意找她做衣裳，母亲干得很红火。姐姐很懂事，从不出去玩，帮母亲打下手。家里没人管我，我像个野孩子整天在胡同里疯玩，还经常在地上捡脏物吃。不知是小时候太苦、没有东西吃呢，还是肚里有虫子，我最爱吃的东西是炉灰(煤球的灰烬)，还有窗格子上的尘土——用小小的手指沾了抹到嘴里，觉得好吃极了。为此我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就是改不了这个怪毛病。有一天母亲又见我在吃炉灰，狠狠地揍了我一顿，还叫我罚跪。她拿着扫炕的扫帚对我说：“只要你不再吃炉灰、尘土，我就不打你了，还带你上天桥去听戏。”我一听能带我上天桥听戏去，连忙答应再也不吃炉灰、尘土了。当然，这以后我还偷吃过几次。母亲又给我吃了不少打蛔虫的药，渐渐地，我脸上的虫斑少了许多，街坊都夸我俊了。
为了要让母亲带我上天桥听戏，为了要听邻居夸我“俊”了，我忍住再也不吃炉灰和尘土了。母亲没有骗我，有时候做完活儿就领我到天桥听戏去。天桥真是个好玩的地方，许多东西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有耍狗熊的、拉洋片的、摔跤的，真是要什么有什么。可母亲都不叫我玩，只能跟着她听戏。有时正看到起劲时，唱的人不唱了，拿个小箩筐要钱，于是母亲就领着我悄悄离开了这个
场地。我总是噘着嘴，一步一回头舍不得离开。偶尔母亲也带我到席棚里去听戏，我慢慢跟着母亲爱上戏了。后来，母亲还带我到城南游艺园去听戏，那个地方比天桥还要好玩，什么戏都有，母亲领着我要看好几个场子，有文明戏，有梆子、京戏，还有许多使我馋得要流口水的好吃东西；母亲俭省，从不舍得花钱为我买东西吃。母亲喜欢听唱工戏，我不懂，要打瞌睡。有一次台上演唱工戏，现在回忆起来那出戏大概是《二进宫》，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唱来唱去。我觉得没劲，就在母亲怀里打起盹儿来。忽然母亲把我推醒，我一看台上锣鼓打得好响，台上人也多起来了，很热闹，我一下子一点也不困了。台上舞动刀枪、翻跟斗，真带劲。回到家，我把竹帘子的竹条抽出两根，叫姐姐帮我绑在脑袋上当翎子耍，还找了木棍当枪刀，满院子满胡同耍着玩，高兴极了。
这条胡同住着一家唱京戏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富连成“盛”字辈的，叫李盛藻。他每天在家里吊噪子，我一听见他家胡琴响了，就不疯玩了，把耳朵贴在他家墙上听他唱。他唱多久，我就乖乖趴在墙边听多久，好听极了，越听越爱听。慢慢地，我学会了“八月十五月光明，薛大哥在月下修写书文……”，母亲见我能唱几句胡子，十分高兴，每逢邻居找她做衣裳或来取做好的衣裳时，
大概是为了答谢邻居吧，母亲总叫我给邻居唱两句。我也很愿意在人前露一露，扯开嗓子便唱起来。这条胡同的街坊邻居都知道我会唱，见到我就叫我唱两句，我一点也不发悚，也不怕羞，随时随地就唱起来，别人高兴我也快活。后来我们要搬家了，我很不愿意，因为舍不得离开这条让我每天都能听戏、学戏、唱戏的胡同，还有那位我从不认识的启蒙老师李盛藻先生。
我和唱京戏的人大概是有缘分的。我们搬到的米市胡同，隔壁邻居又是一家唱京戏的，他叫罗文奎，梨园世家，是唱小花脸的。他有个女儿叫小胖儿，和我一般大，人家都说我俩长得像。她常到我家找我玩，知道我爱唱京戏。她悄悄告诉我她哥哥是唱老生的，她可以让她哥哥教我唱戏。她哥哥得了肺病，整天躺在家里，他不肯教我。小胖催她哥哥教我，他偶尔就教我唱两句“老丈不必胆战心惊，我有言来你是听……”，有时我等了他半天，他也不教。我缠着母亲要学戏，母亲总说我“没正形儿，该上学念书了”。她把姐姐和我送到南横街一位私塾老师家念书，成天念“人之初，性本善……”，老师一教我念书，我的困劲儿就上来了，总要打盹儿。老师说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懂，满脑子就想唱戏。后来母亲又把我和姐姐送到丞相胡同三十四小学念书，姐姐在大班，我在
小班。母亲为了赶活计，做饭总是太晚，我和姐姐经常迟到，罚站的时候心里委屈极了。班上的女同学个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母亲为我们做的棉袄棉裤又肥又大，从袖口、领口往里灌风，我常冻得直哭；一双老猫窝(家做的棉鞋)也很大，走起路来踢里踏拉。罚站时我站在课堂上的前排，同学们都看着我笑，我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在学堂念书，我很害怕，主要是因为我的数学太糟糕，经常不及格，越不及格就越怕上数学课。那位教数学的老师姓白，其实是一位很温和的教师，但我看见她就犯晕。我要上高小了，数学不及格，要留级。母亲很生气，狠狠揍了我一顿，还去找白老师，求她别让我蹲班，白老师没答应。这下也大大伤害了我小小的自尊心，我再也不肯到这个学校念书了。
我缠着母亲要学戏。母亲被我缠不过，叫我去求外婆。她带我到外婆家，我就哀求外婆答应我去学戏。外婆被我磨得心软了，就叫外公找个会教戏的熟人教我一出戏玩玩。外公当时在顺治门(今宣武门)城根儿开了一间门脸儿的小酒缸(小酒馆)，从山西烧锅趸来的白酒盛在大缸里，缸的一半埋在土地下面，酒缸上面盖着一大块青石板，这就是来喝酒的主顾的酒桌了，边上则放着两条长板凳。人一进小酒缸，就闻到扑鼻的酒香味儿。外公这座小酒缸很小很窄，坐不了几个人，但生意不错。人家都说外公的酒纯，不兑水。酒菜是外婆和舅母做的，有煮花生、卤豆腐干、蜜枣，最贵的是成鸡子儿。后来我学戏了，就在外公小酒缸吃午饭，火烧成鸡蛋，那真是太美太美的美餐了。
外公有个老主顾叫李墨香，是位票友。外公和他商量下来，他答应教我两出戏。李先生家离外公的酒缸不远，在抄手胡同。我每天要从米市胡同走到李先生家学戏，学完后在外公的酒缸吃一顿午饭，再走回家，风雨无阻。那时我只有 8岁，每天都是高高兴兴地来来回回，还养成了走路背戏的习惯。李先生教会了我好几出——《朱砂痣》、《捉放曹》、《乌盆记》、《四郎探母》等老生戏。李先生会拉胡琴，我学了不久就能跟上胡琴了。有一天他对我说：“几时带你到外头去唱唱，你敢不敢?”我嘴里脆生生蹦出一个字：“敢!”李先生乐了，说有两位票友要清唱《三娘教子》，缺个娃娃生，想带我去唱。没花多少时间，李先生就教会了我《三娘教子》中的薛义哥的这段唱，过一天李先生说：“明天我带你到西单商场去清唱。”我回家告诉母亲，我要到西单商场去唱戏了。母亲高兴极了，真想陪我一块到西单商场听我唱戏，但她又觉得不好意思。第二天，母亲买了一个蒲包的点心，叫我送给李先生和师娘。她还为我搽了粉，眉心当中点了一个大红点儿，头发上也抹了不少刨花水(刨木料时刨下来的薄片，用热水一泡便成了黏性液体)，把我的小辫梳得光溜溜的。
西单商场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一进去像个胡同，两边都是卖东西的，很热闹。李先生领我直奔楼上，这是一间大厅，里面有个小戏台，台上只放了一张桌子，上面铺了一条桌搭。台下放几张八仙桌，大家都坐在八仙桌旁喝茶。谁唱，谁就从台下上来，有时还端着碗茶边唱边喝。李先生告诉我，这是票友清唱的地方，叫“清云桌”。这里不卖票，付点茶钱就行了。听戏的、唱戏的都是票友，而且都是熟人。和我一起唱《三娘教子》的那位大爷，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用兰花指摸着我的小辫问我：“几岁了?学了几年戏了?”李先生回答：“刚跟我学，没多少日子。她没上过台，您兜着她点儿。”我被李先生抱上了台。那位“三娘大爷”唱起来嗓子尖尖的，我想笑。李先生对我严厉地摆摆手，我不敢笑了。当我唱起“有薛义下学归……”时，本想着撒开欢儿地唱，但调门太低，使不出劲儿来，自己觉得没在先生家时唱得好。可听戏的人还是给我叫了好。李先生大概觉得我没“露”出来，于是自己拉琴又让我唱了一段《捉放曹》陈宫唱的慢板：“听他言吓得心惊胆怕，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作差……”这一段唱下来，我心里可高兴了。调门高，又是李先生拉胡琴，我铆足劲唱，听戏的人都大声给我喝彩叫好，真把我乐昏了，连自己是怎样回到家里的都不记得了。好久，我一直仿佛在做梦。
我学戏全靠外公的面子，一个钱也不花。日子长了，外公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就四处打听有什么地方能学戏。有人告诉外公，北京有个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正在招生，那个学校不收学费，还管吃管住，又念书又学戏。外公告诉我母亲，母亲乐坏了，问我愿不愿意去。我乐得直蹦高。可外婆反对我正式学戏，她觉得我父亲离家出走了,我母亲把我送出去学戏名声不好,怕对不起我父亲；同时她也想到学校学戏太苦，还要和人家立字据。外婆抹着眼泪说：“那不就把孩子卖了么?”
母亲向外婆诉苦，说把我送出去学戏可以省下一个人的吃喝，家里的担子越来越重，她实在是挑不动了。听了这话，外婆也无话可说了。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我报名时用姥姥的姓，这样似乎能维持点父亲家的面子。从此以后，我就改姓了李。
李玉茹1984年演唱的《玉簪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