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游世界: 这个魔都让我找到了回家路 / 四六文摘

【留美学子】第1883期

国际视角的精选文摘

教育·历史·人物·旅游·读书·财经

引言：

2020年的疫情让我们曾经"诗与远方"的傲游嘎然截止。

【留美学子】将在 “云游世界” 栏目里，推出作家笔下最精彩的记录，带您宅家走世界。

本文是一篇海外游子回到故土找“回家之路”的心力之作。魔都上海在他笔下，魅力不仅来自于璀璨夺目的灯光，更源于曲折街巷中那一处处散发着文化馨香的遗存。

《在美丽上海找到回家的路》

作者：叶周

感谢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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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纪实】2020/1

上海是这样一座城市，她的历史很悠久，她的容貌多姿彩。她历久弥新，美丽的城市景观中无处不渗透着历史的积淀。从解放前的外国租界，到改革开放后的浦东新区，她日见日新，却依然散发着古老的典雅和风韵。

黄埔江边的上海大厦

这次回到上海，我住在外白渡桥一侧的上海大厦，之所以选择这家历史悠久的名片式五星酒店，因为怀旧，1950年我的父亲从香港来到上海，正式加入接收上海重整上海电影业的重任，住的就是这家饭店。当时从各地来到上海担任接管工作的一些高层干部，许多都住在里面。

在母亲晚年的记忆中，她始终还记得在上海大厦豪华的客房和大厅里发生的一些事。那也是她从香港来到上海最为深刻的最初美好印象。上海大厦并不宽敞的大堂里安放着一架1932年从英国进口到上海的钢琴，推开宽敞客房的窗户，对面是一家建于1907年代酒店，镂花的金属阳台围栏后是一排排落地窗，窗外飘来的还有浦江的风。

上海大厦由公和洋行英国建筑设计师弗雷泽（Bright Fraser）设计，新仁记等六家营造厂承建，启建于1930年，建成于1934年。在历史上这座大厦曾经迎来众多名流、国家要员，见证了十里洋场这么多年来的历史变迁。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登上十八楼观景平台观赏上海景色。

上海外滩夜景

夜晚我数次跨越外白渡桥，走向外滩。变换的灯光每一次都把桥身染上了不同的色彩，红的、蓝的、灰的、还有绿的，这座中国的第一座全钢结构铆接桥梁和仅存的不等高桁架结构桥，在新时代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外白渡桥自建立之日起就已成为上海的标志之一，由于处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界处，也成为连接黄浦与虹口的重要交通要道。抗战时期，日军封锁了桥面禁止外国人通过外白渡桥。苏州河上一桥之隔，划分了两个世界，北岸充满恐惧、死亡与日本人的刺刀。而南岸，一派歌舞升平……两岸的联系仅靠一座外白渡桥，桥的两边对立着两个世界。

已不像三十多年前我住在上海时，10月已是深秋萧瑟。如今上海即便是10月下旬依然是暖和的。夜色降临后，外滩早已灯光璀璨。黄浦江西岸的万国博览建筑披上一层暖黄色的灯光，如同在浦江的额上戴上一个金黄的花环；而东岸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一座更比一座高耸的现代化建筑争奇斗艳，东方明珠电视塔的高度，先后被金茂大厦和上海中心超越。

这些地标性建筑上灯光不断变换着耀眼的色彩，更为上海外滩增加了超现代社会的闪亮。鸟瞰世界的摩天大厦上舞动着充满灵动的灯光，忽而给大地洒下耀眼的光芒，忽而向天空射出一道道夺目的激光射线，把天空切割成一个个别致的形状。浦江两岸历史风貌和现代气息的共存呼应，在上海了形成了相得益彰、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

上海外滩夜景

走在流光溢彩的外滩，眺望两岸的景色，是历史与现实的完美交融。如今走在上海的街道上，美丽之处星罗棋布。可是来到我曾经居住过的上海南京西路，石门路一带，忽然有了找不见家的感觉。石门路以北的大片区域都已被拆除重建，坐在星巴克旗舰店里喝咖啡，感觉比美国西雅图总部的旗舰店更豪华宽敞；走过沿街新建的购物中心，街道已大面积加宽，一字排开的都是崭新的高层建筑。

此情此景让一个曾经的老上海人，忽然似乎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只有当我跨过石门路，走进老牌食品名店王家沙，咀嚼着菜肉包中的回甘，和两面黄的松脆口感，才会追回少年和青春岁月的记忆。在不远处一街之隔的茂名路上，一排排连体的石库门房子，都已被重新修葺一新，原先拥挤的住户都已搬出，一家家特色饭店在里面开张登场。周五的傍晚经过那里，灯火明媚处簇拥着年轻人的身影，窃窃私语和着欢快笑声弥漫了整个街区。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心城区的改造不断拓展，上海每年都有大量的旧房拆除，老城风貌，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一些老的地名也在开发潮中发生改变。人们由此也担心，城市历史的印记会否在迅速的发展建设中消失踪影。

随着后来对新天地、田子坊等著名老建筑群的保护和重建，使他们在新的商业功能开发的同时仍能保留原来的样貌，我的心才少许放宽。今年又看到茂名北路一带老式石库门建筑群的更新改造，和商业开发。对街的石库门弄堂里住户已经搬迁，洁净的老式里弄里，隔着挂上了链条的铁门，只看见一群觅食的野猫在弄堂里穿行。也许明后年再来时，他们又会以崭新的面貌推出一系列特色商店。

看到上海在城市的发展中，仍然十分重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作为一个久违的上海人，我甚感欣慰。我读到一份《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其中强调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上海是中国现代历史文化遗传最丰富的文化历史名城，1986年被国务院正式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强调要“加强保护代表上海地方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历史记忆、社会生活等非物质要素。保护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展示空间。延续历史地名和路名，传承地区历史文化内涵，体现城市演变历程，增加居民归属感。

”这些已经作为法例列入了上海城市的发展计划。在国务院批转文件中对此有明确要求，“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要根据其历史特点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加以确定。今后的建设，既要考虑如何有利于逐步实现城市的现代化，又必须充分考虑如何保存和发扬其固有的历史文化特点，力求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这次在上海街道上行走，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街道上增加了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历史遗址的说明文字，譬如：毛泽东上海旧居、远东反战会议旧址等等，都在充满现代色彩的都市中注入了历史的烙印。

柔石等烈士就义地

从上海大厦出发向西南方向去，我走进上海龙华革命公墓祭奠父亲与母亲。以及与他们比邻的郑君里导演，和作家魏金枝。在烈士陵园中散步时我与陪同前往的发小马谷韦和夫人朱之丽谈起正在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其中涉及到80多年前发生在上海的一桩惨案，以柔石为代表的二十多位青年在汉口路上的东方酒店被上海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巡捕逮捕，移送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就在社会各界还在进行积极抢救的时候，被捕者们被移送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刑场枪毙了。熟悉龙华的马先生即刻告诉我，这些烈士就义的刑场就在烈士陵园的另一侧。

我曾在上海生活几十年，那时那个旧址还没有对外开放。于是夫妇俩陪着我穿过一条幽暗的隧道来到陵园另一侧无人问津之处。一片空旷的场地上长着稀疏的绿草，地上排放着前来拜谒者献上的两排黄色的小花。我走近被标明是烈士就义地的那块土地，用手触摸着地上冰冷的泥土。

闭上眼睛，仿如可以看见一个年轻而又不屈的生命在此中弹倒地。建国后有关部门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部分烈士的遗骸，有些手足间还带着镣铐。经多方验证，死者是1931年2月7日遇难的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頻、冯铿等二十几位烈士。

根据一块巨石上的说明，一直到1988年一月国务院才将该地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随后我们穿过一条通道来到不远处的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高墙深巷，一列监房中每一间都可关押八位囚犯，读着展览中的介绍，才了解到许多熟悉的前辈都曾在这个监狱中被囚禁过。

为了柔石等烈士的被杀害，鲁迅先生曾经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

鲁迅先生文章中提到，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或不愿提五位作家被害的事，只在《文艺新闻》在三月时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该报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为题，用读者致编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了五位作家被捕和被杀害的消息。而《文艺新闻》当时正是由冯雪峰、夏衍、楼适夷和以群等编辑发行的一份十分有影响的左翼报纸。

鲁迅先生墓地

为了探访一下鲁迅先生的遗迹，我又从上海大厦出发，向东北方向的虹口去。走进虹口的鲁迅纪念馆，在鲁迅墓地一侧的纪念馆中，我一件件地细看陈列着的真实物件。意外地在一份由许广平女士捐赠的送殡者登记薄，看见父亲以群的名字。其他的参加者还有王统照、关露、沙汀、丽尼等数十人。

许广平女士捐赠的送殡者登记薄

那时父亲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自从加入了“左联”以后，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离开了鲁迅纪念馆我又去了不远处尚还是民居的远东国际反战会议旧址，在那幢三层楼高的建筑中，我爬上深棕色的长长楼梯，久久地站在那儿，忆想着当年走上那道楼梯的宋庆龄和英国勋爵马莱和法国《人道报》主笔古久里。而那次国际会议正是父亲以群和周文等人接受了冯雪峰的指示具体筹划组织的。

“远东国际会议”成功举行后，鲁迅在回答作家萧军、萧红对会议的询问时说：“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经由父亲的血脉传承，我忽然与80多年前的历史有了联系。在摩登的上海街头依然可以寻觅到历史的遗迹，这样的事也是上海这座城市与我割不断的联系，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城市无法取代。

听闻三年多前上海制定了“成片风貌”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将风貌区保护范围，扩大到整个城市，以保护好上海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城市基因”。比如，上海对旧改地块提出新的要求，一旦发现有值得保护的历史建筑，对建筑的拆除将立即停止并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而对道路新建或扩建中也可用“绕一点”的方式避开历史建筑，避免对其整体风貌造成不利影响。这是何等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保护了上海的历史文物功在千秋啊！

远东国际反战会议旧址

每次回上海，我总喜欢选一些老酒店下榻，有几次我住在市西华山路上一幢西班牙式九层公寓中。那是德国人海格1925年筹建的，最初名为“海格公寓”，建国后成了上海市委的办公楼，直到“文革”后才改作宾馆。我选择住在那里，因为离我以前住的枕流公寓不远，附近也曾经居住过蔡元培、巴金以及上海文化界的许多名人。

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我出生之前已经离世，我是从书本上认识他们。有些名人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家里，与他们促膝交谈。更多的时侯会在街上与他们邂逅，不论是明星、还是著名作家，我看见他们形如普通人那样散步、坐公车、手提购物袋的真实面貌。那也是我记忆中永远鲜活的故乡记忆。

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的故居在华山路的一条弄堂里。在蔡元培72年的人生里，一直都是租屋而居。很难想象，这位出身望族、科举时代高中进士入了翰林，民国时执掌北大，受聘薪金高达800大洋的大教育家，过的居然一直是“房无半间、地无半亩”的“无产者”生活！

作者摄于上海多伦路文化街

就在同一条弄堂里，离蔡元培故居不远就是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先生的家。走出弄堂往常熟路拐就是电影《聂耳》的编剧，剧作家于伶曾经住过的地方。大学时代周末我常去他家，站在他客厅前的小书房，隔着楼前的小院子，可以看见街上的景色。

周末他家的小客厅是我向往的倾谈场所，那里时常高朋满座，幽静时与他触膝谈心，听他平易的教诲。有一次在于伶家见到刚刚拍完《巴山夜雨》的著名电影导演吴永刚，影片放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那天吴导的心情很不好，满脸愁云。吴导向于伶诉苦说，有人将他解放前导演的影片说成是反动影片。

于伶听了安慰吴导说：“那些人根本就不懂。他们看过你拍的《神女》吗？《神女》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神女》是吴导的处女作，由阮玲玉主演，是中国默片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吴导接着就叹了口气说：“我现在最怕来访问，记者问了出去就乱写，有些捧你，捧得你也不舒服；有些骂你，又骂得毫无道理。”于伶就说：“主要还是记者们的素质问题，有些事情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于伶以前一直是吴导的领导，听到于伶的理解，吴老心情好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临走的时候又说又笑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于伶和吴永刚导演间的对话，正是反映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些令人寻思的争议。

枕流公寓

离开于伶家往华山路西去，就是我家原先住的枕流公寓，那是一幢七层楼的西式公寓。是李鸿章的三儿子李经迈的产业。1930年，李经迈委托哈沙德洋行设计在花园住宅原址上建造了这幢高层公寓。公寓大楼建成之后，李经迈登报征名。应征者中有人建议以《世说新语·排调》篇中孙子荆劝说王武子归隐山园的故事“枕流漱石”来命名公寓。枕流漱石即以头枕流水以洗耳，漱石以磨砺其齿。比喻居静思危，潜心磨练心智。

李经迈最终接受了该建议，将公寓命名为枕流公寓。公寓楼前有一个大花园，花园中水池荡漾，曲径通幽，树木葱郁。如今枕流公寓门前不仅装上了花式铁栏，还挂着“文化名人楼”的牌子。这幢楼不仅是城市的重点保护建筑，而且是上海丰厚文化的一个标志，牌子上把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曾经在这幢楼里住过的文化历史名人一一写在牌子上：电影明星周璇、孙道临；越剧大师傅全香、王文娟；话剧皇帝乔奇；还有文学理论家叶以群、著名新闻人徐铸成、桥梁大师李国豪等等。

离开枕流公寓，顺着华山路西去，拐入武康路，一路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增添了街道的幽静，我的眼前不时浮现年轻时在这条街上邂逅的文坛前辈。又走了一段，前面到了巴金故居。1955年9月，巴金迁居武康路寓所。这是他在上海定居住得最长久的地方。

在这幢花园洋房里，交织着巴金后半生的悲欢。他在那里完成了被海内外文学界公认的“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他的小说《团圆》也在这幢住宅中完成，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电影中对于父女之情的描述感动了无数的观众，我年轻时曾看了近十遍，那是难忘的青春记忆。

巴金故居

“文革”后，与巴金先生在上海作协共事的父亲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是巴金先生致悼词。会后我和母亲前去拜访巴金先生表示谢意。这次重访故居，我推开门，踏上二十二级阶梯来到二楼，来到当年随母亲拜访巴金先生时坐过的书房兼卧室，当年的情景如在眼前。

我思索着从二楼走回一楼一间狭小的太阳房中，巴金先生曾在屋中的一张小书桌上创作了传世之作《随想录》。站在屋子里我不由得问自己：其实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亲眼所见文坛前辈们经受着不同的磨难，但耳濡目染的苦难为什么没有阻止我爱上文学，却依然追随先辈的足迹步上了笔耕的道路？我忽然明白，正是前辈们遭遇磨难时，沉默中展示的默默承受和人格尊严，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社会氛围中阿谀奉承和攻奸陷害弥漫时，他们的沉默和自尊如撕裂阴霾的闪电在我年轻的心灵中投上一道永远无法磨灭的光亮，为人有尊严为文才有品味。这束光在我心中点燃的火苗至今燃烧着，我的文学梦想从此开始。

离开巴金故居没多远，拐进复兴西路就是作家柯灵的故居。这所故居去年与创作《三毛流浪记》的漫画家张乐平的故居一起对外开放。柯灵夫人逝世后，旧居经政府置换保存，现在对外开放。

这次走进故居，与我上一次去时已经距离三十多年，我对于其中的每一个空间都有清晰的记忆。我初学写作的时候，曾带着幼稚的习作去柯灵家请他指导。柯灵故居中几乎没有重新装修的痕迹，大部分摆设都保持原样。特别是走进厨房，木制的碗柜，餐桌；特别是那些并不精致的餐具，锅碗瓢盆如同普通市民家的生活状况，也正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柯灵曾经创作了电影《不夜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华发全白的柯灵，在上海写了一篇文章《遥寄张爱玲》向居住在美国的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在故居中看到一封鲁迅弟弟周建人写给柯灵的信，其中细述秋瑾的服饰：“她是穿西装的，领前系着一个横领结，一手叉腰，另一手拿着一根斯铁克（作者注：手杖）。”一个日本留学归国的革命志士形象跃然纸上……

所有这些历史遗迹的留存，都感谢上海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们，在大力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没有忘记利用各方的资源对丰富的历史文化进行保护，这些保护中包含了修复和重建。并利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经常举行一些文化活动。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历史名城，而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上海这座城市屹立不倒，并且在今天更显示出其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月的一个傍晚，我独自坐在城市中心一家近年来落成的酒店大堂里喝咖啡，两位年轻的女音乐人正在演奏着钢琴和小提琴。在我座位的前方挂着一副巨大的上海城市写意画，斑驳的金色和灰色中交错着外白渡桥和东方明珠电视塔，而散布于明暗色块中的是无数历史的痕迹……

独自一人时我本希望沉淀一下自己心情，可是从两位音乐人手底流出的舒缓悠扬的曲调却不经意间促动了我心中敏感的神经，过往的人和事随着这悠扬的曲调向我走来，他们中有些是我熟悉的前辈和朋友，有些只是我在书本上认识的先驱者，他们一个个生动地走进了我想象中的世界。

我心中涌动起

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

抑制不住热泪盈眶。

一个摩登上海的宁静傍晚，

独自一人，

却莫名激动，

是什么原因？

我终于悟道，

我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上海，

却处处撞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