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冠危机对各国的影响那么不同？
新冠病毒几乎影响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但是对各国的破坏力和影响各有不同。有些国家全线封锁，也无法阻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不断飙升；有些国家商店仍在营业，学校也正常上课，几乎没有遭受病毒的侵害；有些国家虽然贫穷，卫生系统薄弱，甚至没有什么死亡。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说法，尽管新冠病毒在伊朗杀死了数千人，但在邻国伊拉克只有不到100人死于该病。同时爆出新冠首例确诊的韩国和美国，现在几乎是冰火两重天，一个成为全球抗疫楷模，另一个则是全球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在欧洲，英国确诊病例的死亡率高达15.4％，死亡病例已经超过了32000, 而在希腊，只有143人因新冠死亡，确诊病例的死亡率为5％。
事实上，不管是纽约，巴黎还是伦敦，这些国际性大都市都已被该病毒淹没，而曼谷，巴格达，新德里等城市却在很大程度上幸免了。甚至还有一些国家尚未出现该病毒。例如非洲国家莱索托。根据目前的信息，非洲人被感染的病例目前很少。
在国际上，虽然德国被视为抗击病毒大流行的榜样，事实上有些国家的感染率要比德国低得多。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对这个话题都非常感兴趣：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数百项研究。
某些国家伤亡很少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温度或大量阳光对于病毒传播是否有影响？
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国家受到影响较小？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最近还就疫苗接种发表了评论，其中一点谈到了德国东部地区受感染人数明显减少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差异基于以下几点事实：东部地区的居民平均年龄较大，流动性较低，出门滑雪的也较少。
问题是，无论科学家看到的何种可能联系，总能找到反例。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逃过了毁灭性的新冠病毒暴发，表明炎热的气候和年轻人口可能对于对抗病毒是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秘鲁，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气候炎热和有许多年轻人的国家中，受感染的人数也在稳定增长。
该病毒可能在某些国家尚未真正开始传播。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表明可能会有好几波的袭击，所以各国的疫情本身就有时间和地点的差异。另外。由于一些落后国家医疗系统较差，在某些地区不太可能发现患者，因此也存在差异。但是，《纽约时报》还是汇集了许多可能影响冠状病毒传播的因素。
目前没人确切知道为什么。
据《纽约时报》报道，沙特阿拉伯的研究人员正在调查遗传差异是否可以解释感染的差异。多个国家/地区的科学家正在分析高血压用药是否可能使疾病恶化，结核疫苗以及其他疫苗是否对人们有一定保护作用。目前的结果认为高血压用药不会影响病情的恶化。而人体原来的免疫系统和抗体是会影响病情的，据称，接种过卡介苗疫苗或有其他冠状病毒抗体的人，即使感染病毒，也不容易重症。如日本，国民大规模接种过卡介苗，据说可能有一定帮助。
许多冠状病毒没有造成大流行的国家人口相对年轻。众所周知，年轻人感染病毒后的轻症甚至无症状居多。在非洲大陆的13亿人口中，目前只有45000例确诊病例，确诊感染的人口比例极少。非洲6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另一方面，在意大利，人口平均年龄为45岁，而死于新冠病毒的病人，平均年龄为80岁。
那么，年轻人口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吗？答案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即使世界上平均人口最老的日本也只有500人死亡。相反，厄瓜多尔的瓜亚斯地区，人口特别年轻，但是已经有上千人丧生。
越是重视社交距离的国家，在本次疫情中受到影响越小。如日本和其他很多亚洲国家，他们很早就戴上口罩，避免身体接触。而像意大利，西班牙这些习惯于贴面礼亲吻拥抱的国家，受灾是最严重的。
紫外线会破坏病毒，这是众所周知的。同样，新冠病毒在温暖潮湿的天气中传染性较低，这个病毒通常不能忍受高温。因此疫情暴发首先在冬季的中国，然后传到意大利再到美国这些温带气候带，而不是在热带国家。
该理论似乎没有错，人们也希望炎热的天气能对病毒的传播产生影响。但是巴西亚马逊地区的爆发又反驳了这一点。哈佛大学的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说：“夏季的到来也不太可能会让新增病例显著下降。”但是如果天热了，人们在户外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会产生影响的，因为众所周知，密闭房间中感染的可能性更大。
快速，严格的封锁和抗疫政策肯定是有影响的，以非洲为例，他们有了抗艾滋病毒，结核病和埃博拉病毒的很多抗疫经验。因此，在塞拉利昂的机场要求戴口罩测体温时，欧洲人根本还没把疫情当回事。塞拉利昂使用了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大流行计划并建立了应急中心，从医务人员中调用了14000人，迄今为止，塞拉利昂只有166人被感染，8人死亡。
据《纽约时报》报道，塞内加尔和卢旺达关闭了边界，所以病例也很少。根据官方报告，塞内加尔迄今已有9人死亡，卢旺达则无人死亡。世卫组织还说，封锁和禁止体育和宗教活动是有效的。许多国家还关闭学校，边境和商店，这些措施实行一个月后，感染率明显下降。
在对抗新冠病毒的斗争中，新西兰也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总理贾辛达·阿德恩（Jacinda Adern）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消灭”病毒。而截至周三，那里已经不再有新感染的人。
但是，也有不严格封锁但不一定失败的反例。如瑞典，虽然这个国家的佛系抗疫政策导致疫情初期死亡人数很多（瑞典有2600多人死亡，死亡率为12％），但是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最小，而且在人群中已经形成群体免疫，从长远来看，说不定这才是成功的道路。
另外，柬埔寨和老挝也只采取了很少的一些限制措施，在过去的三周中同样没有一个新增病例。
为什么同样一个新冠病毒，对于各国的影响如此不同，科学家虽然有了很多猜测，但是却无法下结论。贝鲁特盖塔伊大学医院的传染病顾问罗伊·纳斯纳斯博士（Roy Nasnas）说：“我们也不知道确切是为什么。”也许，一个国家受病毒感染的严重程度不仅和上述因素有关，而且也与运气有关。例如，研究人员描述的超级传播者就是其一：游轮“钻石公主”号上的一名乘客感染了634人，美国佐治亚州葬礼上的一名客人感染了数十人，韩国大邱的一名61岁老人在教堂活动中感染了数百人，进一步感染了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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