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关于施蛰存事》：莫须有的事情，也应当说个明白，免得以讹传讹
沈从文：关于施蛰存事
施蛰存在云南
我是1938年三月间到昆明，住处在云大附近，似叫文运街，（因为云大原是旧学宫）。施蛰存可能先到昆明云大教书。时南北到昆明的人还不太多，既原本相识，因此来看过我几次。我可想不起他住什么地方。因为初到方向还不明白，时间又太久，这些平常琐事，不可能回忆清楚。
我有个熟人杨文冲，爱人叫侯焕成，侯是松江人，和施同乡。记不清楚侯是施的中学时学生？还是侯和施的几个妹妹是同学？也记不清楚当时是施住他妹妹家，还是侯和他妹同住？总之，他们相熟，或因玩牌常在一处。后来我即因杨侯关系去那个家看过一次，记得是城北到城南，相当远。时施的妹妹较大的已嫁了个姓蔡的，在欧亚航空公司专管运输。妹妹也极能干，会经营，后来搞轮胎生意发了点财，这大致是以后几年事情，从侯处听来的。（复员时，我一家人乘飞机由昆明去上海，或是我由上海飞北京，当时票虽由公家购订，时间分配有迟早。是否托蔡帮忙催催票？已记不清楚此事了。因为蔡似乎已回上海作接受人员。）
大约是1938暑期，施拟回（或已回）松江探亲，于九十月间回昆明。当时我家小四人，将离北京来昆明，路上相当长，小孩子还只一岁多点。时南来人*多，为方便人同伴上路，凡事有个照应，即可免却不少麻烦。我记不清楚是从侯处知道，还是从施直接知道。曾托施路上照料一下。后来由上海到香港转越南，再乘车到昆明，家中人确与施同行。不过我爱人已记不起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同船。只依稀记得和施同行，另外我还有二人，他们比较熟。我爱人和施不相熟。
我家中人是十月间到达昆明的。我住北门街，施还来我住处看望过，因为住处离云大极近。
后来疏远了，主要原因大致是不久昆明大空袭后，一连半年都有空袭，有家属教师，多在匆促中向四郊乡村疏散，远近不一。我住滇池边呈贡县龙街子，离城已四十里，来去不仅要赶火车，十分拥挤紧张，还得乘十里路劣*，相当费事。车不到达，回城不成，就得在小车站边茶*过夜。所以记得有好几年，很多朋友下乡探访。我呢，一星期入城一天半，上课后怕空袭，就匆匆赶车回乡。本系同事也不容易见面。环境情况没有我朋友从容，所以不大容易见到施。施此后几年中，回松江几次，我不知道，也无从回想。他和吕叔湘是老同学，同学又较久，较熟，试从吕处了解，一定可靠得多，也详细得多。
卅年代和施关系
我大致是1927（9）由北京去上海，前后住了二年多点，有一年系住吴松中学乡下。在上海时和胡也频夫妇同住，胡等和姚蓬子、戴望舒、刘呐鸥等先熟，我较后才因胡介绍和他们认识。只到过水沫书店一次。施结婚时，邀了些作家去松江吃鲈鱼，去的除上述几人，还有二三不识的，共凑成一桌。大家参加，主要兴趣就是吃松江鲈鱼。火车路近，因此同去。此后即少见面，有二原因：一我移住吴淞乡下，一天只两次火车，很不方便，回不去就得住旅馆。二我极不习惯和文人坐茶馆或出入跳舞场跑狗场等玩乐。在上海若不习惯这些都市生活，是无从和人讲朋友的。这也不能说明我怎么孤高，只是说我是个'阿木林’，和大都市生活格格不入。
现代创刊，施四处写信约稿，要人帮忙，当时刊物最能号召读者是短篇小说。我正是大量生产坏作品时，不仅在现代投稿，同时或先后还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傅东华编文学，以及新月等胡愈之编定期投稿。好些编者就根本不认识。有的还始终不认识。如胡傅王等均始终不认识。相反，有时有些熟人编的，倒不一定有文章，例如以后郑振铎等编的文季，我就少投稿。
在现代投稿，不是因为施蛰存关系，刊物出版以前，我已在那个投机性商业书店印过了两本书。
照我理解，就是一切从生意经营着眼，说不上什么高远理想，也不有什么更坏企图。原因是我当时作品还流行，有部分读者，内容不一般化，文字又还通顺明朗，对刊物能多销百十本，如此而已。至于对我呢，在学校既教这一门，可不会说话，是个哑鸟，为补救这个弱点，不能不大量写些习作举例，用多种题材，多种不同文字风格，供同学参考比较，如此而已。好或坏都摊到纸上，批评得失也容易。再深刻些去追求动机意义，都不合当时事实。
我那时正年富力强，工作量大，单干户倾向浓厚。因为当胡也频等搞作家会和后来搞左联时，好意要我参加，通不参加。一方面是从胡处知道内部意见纷歧，争领导权十分激烈，情形又复杂。另一方面是我人不中用，怕受束缚不好办。后来一离开上海，自然更不会介入了。但到《北斗》*刊时，却乐意作个推销员。寄互济会捐册给我时，也捐了点点款。
和施虽熟，基本不同调，从工作上也容易明白，他是个洋场才子，为人聪明，欢喜搞点小趣味，弄创作近于玩票，三年五载写三个小本本应应景，即自得其乐，十分自足。我是个乡下人，对创作充满了个人野心，欢喜打硬仗，不求什么侥幸速成，不怕泥沙杂下，总认为这个工作，就必需坚持下去，廿卅年或终生搞它，从不断失败中讨经验比可*破自己纪录。我依稀记得施搞晚明小品、读庄子与文选，多是在编现代以后事。我从来不重视晚明小品，认为做作气太重，不值得提倡。所以在青岛或北京，从未和施通信讨论过这些问题。
打笔墨官司
我是不会和人大笔墨官司的，没有这个必要，人家*骂，即举手投降。从不和人争辩。主要精力实用在短篇创作实践上，那么大堆作品可以证明。大量写，不断从失败错误中改正，再从新起始。只希望在短篇写作上作个尖兵，搞个几十年，一切失败也无所谓，自己牺牲不妨事，不会损害别人的向前。有点个人理想或野心，并不是想和同时别人争短长，只是照五四要求，用成绩来代替施公案、封神演义、绿野仙踪、今古奇观、福尔摩斯侦探案等等。一时作不好，多搞二三十年。个人力量有限，因此盼望大家来努力。彼此在作品上相互竞争，或更容易*相互提高，取得应有进展。一切好理论总得通过实践去证实。从工作实践证理论，总不失为一种办法。偶然写了个小文，人家不同意，加以批评或嘲骂，我认为极平常自然，无从反驳，因为不必要。别人说得对，那我错了，改正好了。若我并不错，那还争什么。我写了近四十个集子时，併“作家”名份也不想要。编了十年副刊，从不利用刊物抑人扬己。鲁迅先生用笔名写的文章，也从不去从大堆杂文中探索那是他写的，那是别人写的。更不会和施蛰存一道搞什么彼此支持。因为对于写作基本态度既少*同点，那会小手小脚来搞这个小动作。
在写作上我一生犯的错误极大且多，主要是一贯用个小资思想、感情立场、方法去处理问题，反映问题，脱离人民革命，脱离社会现实，而又用大量子虚乌有虚构故事毒害青年，反动之至。至于把一篇小文章提出来作为我的罪过，对我而言，那是过于避重就轻了。为彻底改造自己，我应当严肃正视自己几十年写作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同时也不能忽视比较次要的一切错误。但是，莫须有的事情，也应当说个明白，免得以讹传讹。
沈从文1968.9.5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