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读书笔记

夏商周在时间上前后相承，在地域上有所交叠，又各有其属。商作为夏统治时期的方国，大概是帮助夏统领东夷，或是夏“以夷制夷”扶植起来的熟夷。商大概在夏的中晚期开始变得强大。他的活动中心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和安徽北部，第一个首都在亳。亳位于黄河古河道周边，是自古的黄泛区，河水泛滥虽然对经济造成了周期性影响，但也带来了肥沃的淤泥，以及一定量的农闲时间。商取代夏，逐鹿中原，把统治中心迁移到了河南。而周作为商统治时期的方国，早已存在，并在武丁统治时期，已经变得举足轻重。就出土文物看来，从这个时期开始，周有了高度发达，并不亚于商的青铜器文明，并和商一样，尚巫。周也许是商时期负责主持祭祀的重要方国。贯穿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器型直接从陶器发展而来，由素入繁。从夏代末期开始，一直到铁器盛行之前，青铜器却几乎不用与生产。农具依然以石、木为主。也就是说，三代期间的农业生产技术是没怎么提高的。那么青铜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全赖财富的集中促成。而财富集中，主要体现在方国的兼并和国内的剥削两个方面。从商代到周代，天子围猎，很可能是合法的，对方国的一番压榨，非暴力的抢劫。而周穆王的远行，带有精锐部队，与其说是探险，不如说是在耀武扬威的同时，进行一番试探性的侵略。其过程和印度马祭有些类似。西方学者把国家的基本标志定义为血脉统治转向地缘政治，可发一笑。暴力从来都是法律的后盾，法律的存在只是转化了暴力的形式，而不是消灭暴力。而财富集中的必要条件就只是暴力。夏的故地就在中原，从考古资料看来，也正是夏代从陶器文化发展出了青铜器文化，陶鼎变为铜鼎。而无论商还是周，在取代前朝之后，都逐鹿中原的把首都迁到了河南。或许商、周的迁徙路线是沿着铜矿对分布行进。统治国家不能全靠暴力，这已经是共识。而一个政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臣、民认识到不可能存在一个更好的选择。而青铜器则宣示着从国家到诸侯，再到氏族的实力。其作为意识形态，有类似于于金字塔的威慑作用。在那个时代，能做出九鼎的势力，实力不可侵犯，想来顺理成章。因此，整个青铜时代，逐鹿中原成为一个显著的政治符号。

我字出现在殷墟卜辞中，用法大同小异：“我受年”。这是在占卜“我”的年成。这里的“我”，当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我字。裘锡圭老爷子分析我字的甲骨文是一个看起来很凶残的武器，应该是钺。他进一步分析，这个字的本义应该和这个武器有关系，而用于表打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我字的意思，是假借了这个字。甲骨文的“我”和我们今天的“我”，在那个年代多半是同音。而甲骨文上的“我”，作为被假借的字，应该是一个曾经很常用，大家都会写，都会读，但当前变的很不常用的一个字。而在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上的“我”，显然指代国家，这句卜辞是在贞问国家的年成。而钺也不是一种武器，而是一种礼器，用来砍头祭祀，砍下来的头就放在青铜器里面煮熟。因此钺代表着权力，很可能代表着王权。进一步指代国家。而也是在殷墟里，指代国家的字很快就单独出现了，不再依赖“钺”的引用法了。因此，“我”作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我出现，是很早的。以至于到了说文里，鲜见已经非常惯用了，用于解释“吾”。“吾”的出现反而比较晚，是一个形声字。从“口”，五声。指代正在说话的人，也就是“我”的自指。有人说“我”字的用法是来自于印度。而在成书于公元前8-5世纪之间的伊莎奥义书里，自指是指向一个虚拟的实体，奥义书进一步把这个实体解释为神的一个投射。西方学者认为他们指的是灵魂，现在看来也许不是。印度很晚才有灵魂这个概念。甲骨文里还有一个自指的字，也就是“自”。这个字是个鼻子的形状，是非常古老的象形文字。这个字的自指很好理解，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不是得指着自己的鼻子介绍么。自，是个鼻子。吾，是一张嘴。我，是一个政权。汉字中的自指从来都是如此具象而不抽象，和印度的有大不同。

贯穿整个青铜时代，青铜始终都没有被用于改进农业生产技术。青铜器无外乎两种作用，祭祀和战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作为神器的青铜器宣示着国家的主权，现在考虑到青铜器的这两个作用之间的联系，这一点更容易理解了。既然国家有能力用多余的青铜生产这么多没有实际用途的神器，那么军队手中握有多少青铜利刃忍，那便可想而知了。但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几乎所有的青铜神器，无一例外都是饮食器具，有蒸煮其，有酒器，也有盛谷物的大盆。如果说酒，是巫师降神用的致幻剂，酒器的存在不难理解。那么为什么地位最高的鼎和簋是煮肉和装粮食的呢？制造青铜器是对外宣示国家的强大，用青铜器祭礼是“上宾于帝”，那么装在青铜器里的肉食和谷物，就是对内宣贯的“德”了。王上宾于帝，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是这些饮食器具宣示的一条重要的统治合法性。

卜辞中的“上宾于帝”，这个帝又是谁？是否等同于西方的上帝？上、陟、降三个字在卜辞中经常连用。上降灾祸，民不聊生，王便要行祭、占卜，上陟宾于帝，坐下来谈谈，看看明年的年程能不能好些。这个上宾于帝的任务有的时候也交给去世的先祖。但商朝的祭祀，很少直接祭祀帝，而是祭祀它负责各项工作的“正”。如果把“帝”看作是神仙，那么火正可以看作是火神，也可以看作作为神王的帝的一个公务员。从考古学、文字学和神话学三方面分析，卜辞中的帝，很可能是东周出现的三皇五帝中的帝喾，而帝喾又很有可能是商朝子姓皇族的始祖，高辛氏。在商朝，神，很大可能是等同于祖先的，或者把祖先等同于神，比较有统治的合法性。无论是祖先还是神，只是一种政治工具罢了。如果把“帝”等同于祖先帝喾，那么王上宾于帝，就是商王去祖先那里做一下客，开个会，谈一谈，一家人嘛，就不要降祸增加难度了嘛。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天朝历史上，皇帝对神作出的最卑微的事情竟然也就止于主动去做客、谈判开会了。

在很早的时候，周部落被西方的政治势力压迫，迁徙到了商的统治范围内，在纳过投名状之后，商王允许周作为商的方国。但人挪活，周反而在岐山一代发展起来了，武丁中兴，征服了有些嚣张的周，把“周方”成了西伯侯。但随着时间推移，周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到了我们熟悉的商纣王，也就是帝辛前一代皇帝，帝乙的时代，周文王一路打到了河南沁阳，距离首都殷，可以说只有一步之遥了。于是帝乙没办法，只好把女儿嫁给了周文王求和。卜辞里的这个事件，也记录在了周易里，那便是“归妹”一卦了。到了帝辛，也就是纣王统治时期，发生了两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在周势力已经如此强大的情况下，帝辛却把帝国精锐都屯在了国家东部，也就是河南东部和山东西部一带。帝辛曾经俘虏过周文王，把他囚禁在了羑里，但很快又把这个心腹大患放了，而且在放走的同时送了他许多代表王权的高端青铜器。这两个事件你细品，我不说破。

周取代商，从商那里“拿来”了许多好的统治技术。但为了彰显自己和商的不同，以及统治的合法性，改变了两点本质性的东西。首先，周人把神仙老大“帝”和祖先脱了钩，并给他安排了一个住处，就是天上。从这里开始，我们叫这个来神仙为天帝。而无论是天、天帝，还是人间的王朝都受到一个叫做天道或者德的抽象规律约束，商纣王正是有失天道，丢了江山。天道无常，有德者居之，而周人也正是顺应天道，有了德，建立了周朝。如此一来，周王不情愿的叫天一声爹，自称为天子了。周朝扩大了疆土，更多的部落或者说民族融合了进来。他们的首领纷纷效仿商周的统治技术，把自己的祖先和神拉上了关系，一时间又回到了商之前那种“人神混杂”的状况，遍地酋长，遍地神佛。对于这个现象，周天子自然是不高兴的；于是周加强了中央集权，搞定了其中的许多酋长，把他们的祖先和神，整编成了一个三皇五帝，四方八荒的体系。但权力这东西，没人喜欢和人分享，江山稳了，统治的合法性不那么需要神棍们来背书了，于是我们翻开山海经，陡然发现人居然和神干上了，一开始刑天被神杀了头，却没死，帝乙开弓射天，丢了性命。但后来天降洪水，鲧胆敢去偷天帝的法宝，被捉了现行。在洪水面前不忏悔，也不造船开溜，居然太岁头上动土，于是鲧同志千古了。鲧的儿子大禹居然不忏悔，反而甩开了天帝自己搞好了政府工程，治好了洪水，人定胜天？到了十日干旱的时候，羿可就不跟天帝谈判开会了，直接弄死了他的九个太阳，太阳是天帝的儿子啊。摩西面对上帝卑躬屈膝，商王坐个客已经算是给了面子，同样面对滔天洪水，诺亚想的是开溜，大禹却敢叫日月换新天。一个民族的韧性全都写在神话里了，卡尔.荣格博士算是对了一次。

周从商那里继承了什么统治技术呢？也许是甥舅继承制度。根据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原文明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但学者又发现商朝国王的庙号无一例外是以十干表示的，比如上甲，大甲，武丁，帝乙，帝辛。而这些天干表示的庙号，在顺序上，大致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的首领是甲、乙，第二组则是丁。而商朝王位的前后继承，有父子继承，也有兄弟继承。凡是父子继承的情况下，都是两组轮流执政的。父子继承的情况下，前后的两个男丁，同姓，那么这两组是怎么区分的呢？想必又是通过母系区分的了。商朝王室是族内婚，肥水不流外人田，子姓女人只能嫁子姓男人。但子姓男人根据先祖血脉分成了两组，第一组的王去世，继承他的是出自第二组的，他的兄弟的儿子。而他的儿子成为下一代王的辅政。因此在整个商朝时期，辅政的权力非常的大，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贤臣伊尹。无论是商王大墓的排列，还是青铜器花纹的分组，都是支持这种论断的。

而周朝也存在这种二分式的继承结构，就是我们不知其详的昭穆制度。西周摒弃了甲骨祭祀，金文成本太高，留下的文字资料太少了。但周朝改革了族内婚的政治布局，用族外婚的政治技术拉拢和同化着新迁来的纳了投名状的有生力量。但周朝在面对外敌和过大的疆土的时候，不得不依赖于外姓诸侯，于是就像当年的周文王、崇侯虎一样，东周进入了春秋时期，诸侯的实力盖过了周宗。

这也反映在了意识形态和青铜器的纹样上。首先，意识形态从羿射日，一步跨入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境地，直接取缔了神仙存在的必要性。而青铜器的兽纹从商朝的神秘、威严、有力，转向了呆萌。众所周知，青铜器和山海经里，神兽都是作为沟通天地的巫的力量而存在的，而能够驯服和操控野兽，也都称为巫师神秘能力的表达。而到了羿射日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时代，神兽没了地位，野兽成了糟蹋农业生产果实的害虫，于是神兽们呆萌了起来，而狩猎图出现在了青铜器上。

从符号到文字的转变，在于能够造句。一旦符合能够造句这个条件，符号就成了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古代文字应该是产生于二里头时代之后的。在从商朝中期开始，刻着卜辞的甲骨大量出现。文字在我国出现的最初形式是占卜。而文字的书写，解释和理解的能力都只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文字本身成了一种垄断性力量，而垄断性力量必然会发展成一种权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商朝中期开始，垄断巫术的权力始终都无法和王权相提并论。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商王本身就是最大的巫。文字才艺登上历史的舞台，就和巫息息相关，这是一个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还有一点就是这么多的甲骨存世，他们在当时留存的意义究竟是怎样的。甲骨卜辞的书写必然是在占卜活动之后的，那么把它们记录下来，究竟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呢？是记录占卜说辞，日后备查应验与否？还仅仅是一种档案记录？也许二者都有，在春秋早期的记录中，巫和史并称。国家大事-占卜-应验-记录这个链条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史书，而那个时代却用这些史书构建起自己的神话体系。商王和他的巫师们能够通过以青铜器为核心的巫术绝通天地，上宾于帝，卜问国家大事，从而把国家治理妥当，而又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些逻辑链条刻画和记录下去，并传播开来。这里既有横向传播，也就是贵族到贵族之间的传播，也有纵向传播，一方贵族向下将这些意识形态传播给自己的属民。而这些构成一个广泛的意识形态认同，或者谁是礼，或者说是德。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纵向传播，国家祭祀和民间信仰绝不可能是割裂的。表现在文字上，俗体字总是超前的影响着正体字，前一个时代的俗体字，常常变成下一个时代的正体字。而国家祭祀或许也是政客们在大量调研过民间信仰之后作出的障眼法。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推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统治阶级不断从民间土壤中汲取知识和力量，去编织自己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