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时代结束，教育回归家庭的路有多难？
可能你也早听说了近来校外培训机构的一连串坏消息：精锐教育拖欠27亿学费后暴雷、瑞思教育退市警告、红杉等资本投资的轻轻教育也突然跑路。
投进去的钱怎么捞回来且另说，即便是没有报班的家长们，如今也应该看清“双减”之后不得不面对的新形势了：补课大潮潮水退去，家长只能自己扛起家庭教育这副担子了。
与此同时，家庭教育立法日前也有了新动作。
即将提交审议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三审稿，不仅规定家长等监护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法律后果，还规定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时，将对监护人予以训诫——“养不教，父之过”将正式成为法律，媒体上说，这样能“抓住家庭教育失败的病根”，进而“倒逼监护人肩负起家庭教育的担子，有利于培养出遵纪守法、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尽管校外教培机构偏重的是“成绩”，而法律着眼的是“守纪”，但对家长们来说，结果都一样，那就是必须放弃幻想，只能依靠家庭教育来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了。
在“爸爸真棒”的专栏作者维舟看来，一方面对家长们的要求更高了，另一面很多父母其实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升学的焦虑却还在。为人父母，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地有挑战性。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欢迎文末讨论，本文配图出自电影《小偷家族》。
教育可以“外包”吗？
要明白该如何应对，我们最好先想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一切又到底是怎么来的。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教育原本是家庭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家庭是具有复合功能的社会基本组织单元，何止是从小教育而已，甚至可以说为人们提供着“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生活保障。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家庭原有的诸多功能都被逐渐分离出去，起初可能是生产（如今很少人还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生产单位），随后是教育，到现在，用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说，连“所剩下的繁衍子孙的功能也发挥得不怎么好”。
中国原本曾有着深厚的家教传统，所谓“家学渊源”一直是对人学养的赞誉，而“没有家教”则是严重的谴责。
直到一百年前，小学以上阶段还有一些学堂学校可去，童蒙教养则绝大部分中国孩子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但到了抗战期间，国家急切需要动员妇女投入救亡事业中去，1940年黄佩兰撰文呼吁，为了能使对家庭和社会“负着双重责任”的妇女“有余暇从事抗建工作”，需要创办托儿所、公共食堂来减少她们的家庭负担，并“把妇女从困人的家庭中解放出来”。
当时能专心从事家务、育儿的近代主妇极少，性别分工又仍未消除，其结果是多数妇女不得不苦于工作、家庭的双重负担，妇女新生活运动的杂志上经常有人慨叹儿童是“牵累”。
这样，为了增加可动员的人力资源，让妇女“走出家门”，各级单位组织都纷纷为女职员开办托儿所。
虽然当时实际开办的托儿所，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不理想，但至少为了肯定和鼓励妇女的社会参与，是在大力推动社会承担儿童教育职能的。
1949年以后，随着传统家庭的解体，妇女解放得到了更明确的鼓励。
贺萧《记忆的性别》一书回顾，陕西省妇联在1950年代互助组刚建立之初就宣称，要将妇女带到田里去劳作，有组织地对孩子进行托管是关键，“因此举办托儿所、幼儿园为解放妇女劳力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不仅如此，“这种同自己的孩子只有零星接触的情形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工作的一个特点”。
近二三十年来，教育产业化兴起，虽然其争议延续至今，但从功能上来说，这些校外教培机构所起到的作用仍是此前的延伸：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他们可以花钱将原本属于家庭的教育任务“外包”出去。
这原本是现代社会必然出现的一幕，从养育、教育，到婚庆、家政、护理、送终等一系列人生事务，都可以委托给社会公共服务，你只须专注于工作，有需要时从社会系统中购买或接受服务即可。
传统社会中的人常常是“全能”的，但现代人别说自己做衣服鞋子，连做饭都不一定会——下馆子就是了。
社会分工越是细致发达、福利越是充分发展，市场化的服务越是到位，理论上你就越是不需要亲力亲为去做所有这些事。
然而，正如日本学者鹫田清一早就意识到的，这些服务也不断让人失去自我独立生存的能力，因为他们不需要发展自己的上述能力，依托社会系统也能生活。
即便穿衣吃饭可以由市场解决，但问题是：教育也能外包出去吗？如果都由学校、教辅机构来解决，那家庭教育起到什么作用？这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教育如何回归家庭？
相比起其它领域，教育的确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谁都不能否认，家庭内部的亲密互动，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家庭教育不可取代的作用，没办法完全“外包”给教育机构。
在分析台湾中产家庭的东南亚女佣时，社会学者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一书中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这些雇主既要把家务和带孩子外包给菲佣，但又怕孩子在感情上亲近保姆而疏远自己，于是，他们常常会特意将一些事务留给自己，例如给孩子做早饭、陪孩子夜读。
这样，他们既摆脱了繁重的家务劳动，又使父母的形象更多地与慈爱、关怀、精神性联结等特质联系在一起，这一部分是“不可外包”的领域，起着建构亲子情感纽带的关键作用。
如果说这侧重的还是“亲子共处”的情感联结，那么在英美，则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看作是解决孩子教育问题的一个新思路。
在英国，2014/15年度还仅有3.4万名孩子在家接受教育，到2018年这一数字已飙升67%，达到5.7万。
很多家长认为在自己家里为孩子“度身定做”一套教育模式，能更好地“因材施教”，让孩子脱离标准化的学校教育模式，成长为更独特的人才。
美国的“在家教育”运动更是全球最庞大的，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在稳步上升：1990年还只有27万，1997年达到100万，2012年据估计有约180万孩子（占学生总数的3.4%）在家学习，这一数字到2016年已增至230万。
部分是受疫情影响，去年8月的一项民调中，高达10%的家长表示在下一个学年计划让孩子在家接受教育，这一数字较此前翻了一番。
英美之所以有那么多家长热衷自己在家教孩子，归根结底是出于对学校体制的不满。
在早就建立起完善的基本公立教育体系的德国，甚至至今禁止“在家教育”；然而英美都是很晚才形成国家办学体系，而民间对公立教育的质疑声也一直不断。
不仅如此，教师在英美两国的地位都不高，在很长时间里教师都是水平不高的兼职者。加上相比起欧陆国家更注重自主自由，很多家长宁可由自己亲自来提供一种不同寻常的教育。
这么做的最大好处，是可以给孩子的特长予以特别关注，有意识地引导其发展，而不必考虑标准化的课程——例如孩子特别喜欢音乐，但在正规学校中，音乐课可能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更难以特别关照某一个孩子。
不难想见，这对家长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不仅需要充分了解和尊重自己的孩子，还得是对不同学科都有所了解的“全才”。
总的来说，在家教育没有统一的模板，这样教出来的孩子往往很有个性和创造力、在个人感兴趣的特长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但却未必擅长主流体制教育的学科考试。
当然，由于“在家教育”在美国早已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市面上有许多书籍指引家长应该怎么做，网络时代更便于有相同理念的人彼此呼应，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不同家庭可以互通有无，资源共享，还能经常组织社交活动——这可以避免这一教育方式最大的弊端之一，那就是孩子由于缺乏集体生活而造成社交生活太过单一。
如今我们怎样当父母
对当下的中国父母来说，教育已经很难“外包”出去了，而与此同时，要完全由自己来教，似乎也不太现实，在遵守义务教育法的前提下，这对家长的素质、精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更重要的是国内缺乏相应的社区资源支撑。
像这样的“在家教育”，以往国内的家长大多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尝试。
我一位朋友因为儿子从小体弱哮喘，不时病假，到小学二年级时被迫休学，就由父母在家里教。
可能也因为孩子的这一状况，家长格外用心，又都是高知分子，三四年下来，孩子的学业不仅没有落下，而且养好病返校时，居然还成绩名列前茅。
我也听说有一些家长，因为学校老师不好好上课，初高三了怕影响升学成绩，干脆从医院开了假病历，请长期病假在家自习。
这乍看起来倒像是英美那样出于对学校体制的不满，但不同的是：国内这类不仅是偶然的个案，而且在家后也未必是家长自己来教，倒往往是另外在辅导班上课。
事实上，此前精锐教育就有不少孩子在中高考前放弃学校课程，全日制泡在里面。现在不过换成私下团购，不穿校服不背书包，换一种形式继续补，因为人们一时之间也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在我周围，很多为人父母的倒也并不是不愿意教孩子，但一是工作太忙，精力上实在顾不过来；二是要教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教。
正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陷入了两难，所以才有上班族开玩笑说，现在如果家里的老人来带孩子，那些有文化的老人才是孙辈的希望。
这倒不是说家长现在就得立刻自学从幼儿园起的所有课程来教自家孩子，而只是说，为人父母者，必须得学会一些教育理念，界定清楚家庭教育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不仅仅是家长所关注的成绩方面，还应当包括亲子之间情感纽带的构建、对孩子的言传身教，因为我在访谈过许多家庭之后的一个总体感受是：孩子身上的问题，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家庭问题的折射和放大。
实际上，这甚至都不是“花多少时间陪伴孩子”的问题，而是家长的自我成长和自我认知。且不说现在已无法将教育外包被教培机构，就算是在以前，能外包的其实也就是各学科成绩这一块，但涉及亲子精神联结等部分，一向都是不可外包的。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却始终没有得到正视和改变。
正如我曾再三强调过的，最难的其实不是改变孩子，而是先改变我们自己，进而改变现有的相处模式。不管我们有多忙，都得回过头来正视家庭内部存在的问题，好好跟孩子沟通了，趁现在还来得及。
来源：爸爸真棒。“爸爸真棒”是一个K12原创教育平台，致力于理性、深度、有启发的融合教育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