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陈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为何又重新请毛泽东复职？

1929年9月，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词《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这首词表达了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毛泽东在1929年6月由于红四军内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被迫辞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不久后又患有疟疾重病，刚刚痊愈，在这人生低谷的时期，毛泽东仍然保持豁达的心胸，坚信革命必然成功。

1929年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环境相当艰苦。在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刘安恭的怂恿和迷惑下，部队中对有些问题发生了分歧，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前委在行军打仗时权力过于集中，其问题的实质还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

毛泽东坚持党必须指挥枪。

但是由于当时错误思潮的泛滥，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城一所小学里举行，毛泽东被迫辞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由陈毅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面对批评，毛泽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会自然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此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前往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7月上旬，毛泽东到上杭县蛟洋，参加了闽西特委召开了中国闽西第一次代表代表大会。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方案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则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这个方案的实施，使得闽西六百多个乡约八十多万的农民分得了土地，也比井冈山时期的土地法有了进步。

在会议的后期，毛泽东患上了严重的疟疾，面色蜡黄，脸、脚和肚子都莫名其妙浮肿，而且高烧不退，病得很厉害。

同在上杭的曾志从当地西药铺请来了一位医生给毛泽东看病。医生给毛主席开了药，还特意叮嘱要给毛主席加强营养。在曾志等人持续20来天的精心照顾下，毛主席的疟疾逐渐好转，身上的浮肿慢慢被吸收。

当时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去，毛泽东既有担忧，但同时又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红四军离开了毛泽东的领导，在军事上接二连三遭受挫折，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中央福建省委转来中央要召开军事会议的‬通知，要求红四军派一名代表参加。

陈毅想前往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特地赶到闽西特委，找到毛泽东，说明情况，并要求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赞成陈毅前往中央如实汇报详细情况，但不同意回红四军前委去。他说红四军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地回去。

陈毅到了上海以后，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陈毅对红四军的详细汇报。

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折服了中央领导成员，对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建党建设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肯定，为此专门成立了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周‬思‬来‬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一份九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必须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前委书记仍由毛泽东担任。

同时中央准备安排陈毅去鄂豫皖根据地或者到红七军工作。陈毅则表示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只有把毛泽东请回前委工作后，无论调动我去哪里工作我都服从。

陈毅在上海期间，还参加了中央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斗争。中央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托洛斯基反对派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陈毅在回到红四军以后，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欢迎毛泽东到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同时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在陈毅准备前去请毛泽东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时，他心里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毛泽东和陈独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长了。毛泽东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陈独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有崇高的威望。现在党内批评陈独秀和托洛斯基，毛泽东会不会有什么想法？陈毅对此还有顾虑。

其实陈毅在这个问题上多虑了，毛泽东在接到陈毅传达的中央文件时，就向当时的党中央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在写给李立三的信中，明确地说道：“ 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已经到此，我们党的普遍宣传”。

当陈毅在向毛泽东传达中央批判陈独秀托派思想，要开除陈独秀时，毛泽东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央李立三、周恩来他们要开除陈独秀是完全正确的，不管他地位有多高，贡献有多大，对他这种反对革命的人予以开除，我完全赞同。他的说法一下子打消了陈毅的顾虑。

陈毅诚恳地劝毛泽东道：“回去吧，润之兄，玉阶兄（朱德）和红四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都在盼着你回去哩！”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中央安排他前去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的职务。

兴奋之余，毛泽东念起了一首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
陈毅接口吟道：“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吟完杜甫的诗，两人相视而笑，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毛泽东回到了红四军，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党史上有名的古田会议，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划清了人民军队同旧军队的界限，确立党领导下的建军路线。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

此后，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不断的发展壮大，发展成为八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建立了中央苏区。

到了1932年，毛泽东又再次受到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党内和军队里受到了排挤，红军也因为左倾思想的影响被迫长征。1935年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才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由此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又一个胜利。

回顾往昔峥嵘岁月，革命事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不断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取得的。毛泽东在我们军队发展之初，就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始终坚持这一建军原则。这一建军原则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