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笔记（连载）
七、《论语》的美中不足
我之前有一篇《评价古人的哲学不可走入两个极端》，举了《论语》的例子，告诉大家不能把古人的哲学著作无限拔高。那一篇文章里面，我对《论语》分析得比较简略，现在我想稍微详细地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前面就说过，《论语》的编排存在很大问题。《论语》有若干篇，每篇为一组，里面有若干段话。每篇的标题只是取开篇的两三个字，与这一篇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例如《为政》篇并不全是讲政治，也有讲做人、学习等内容的。这些段落只是随便搭配在一起，分类没有明确的依据，既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也不是按涉及内容分组，非常散乱。更有甚者，前面出现的话，后面又重复出现。“巧言令色，鲜仁矣”这句话即出现在《学而》，又出现在《阳货》。“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既出现在《雍也》，又出现在《颜渊》。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好几处。可见，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在编写这部书时是很不严谨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经过仔细校对，他们只是随便地把孔子等人的言行记录下来了而已。明显的重复之处他们都看不到吗？
没有严谨的形式，内容自然也有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甚至自相矛盾。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自己还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觉得孔子好像在号召人们过节俭的生活，安贫乐道，不要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可是，孔子又说，肉割得不方正，酱蘸得不对，席子铺得不正，都不能吃。这就是矛盾的，既然君子要安于粗茶淡饭的生活，那怎么在吃肉上还有这么多讲究呢？让一个在吃肉上大有讲究的人去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恐怕未必是易事吧！孔子的儿子孔鲤死了，有棺无椁。他最喜欢的弟子颜回死了，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回买椁。孔子说孔鲤死了也没有椁，颜回同样不能有椁。孔子竟然还说，自己不能卖了车子去步行，这还是人话吗？如果是出于礼仪，完全可以说棺椁下葬不合规矩，怎么能说自己不能没有车子，以后走路全靠步行要不得呢？为了儿子和最爱的学生，连一辆车都舍不得的人，怎么可能安心过贫贱的生活呢？这是不是有些虚伪呢？
另外，有人说孔子和孟子不一样。孔子遇到再不喜欢的人，也会出于礼仪去见面。孔子不喜欢阳货，还是选择了阳货外出时去见，只是不巧刚好在路上见到了阳货。南子名声不好，孔子也见了。佛肸是叛臣，孔子也想去见他。孟子就不一样，齐王称病，他也称病，第二天却故意吊丧，表示自己并没有病。其实，这种比较并不完全准确。孔子也并非任何时候都遵守礼仪，所有人都见面的。悲孺想见孔子，孔子故意装病不见。使者刚出门，孔子就鼓瑟唱歌，故意让使者听见。可见，孔子一方面强调与人交往要遵守礼仪，其实他自己也并非中规中矩，有时候也没按礼仪行事，他的行为有时也是矛盾的，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把孔子叫圣人，圣人也是人，不是神。再加上编写《论语》的那些人也不够严谨，所以《论语》这部书不管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有很多的缺陷的。我们如果刻意拔高，说《论语》代表了儒家哲学的最高峰，那就过头了。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同，缺少逻辑思辨，经不起分析，是随笔式的，《论语》就是这种体例的代表。我们必须清楚，没有逻辑支撑的哲学终究是不完美的。
八、儒家和法家的对立与统一
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很多学说是尖锐对立的，儒家和法家就是这样。我们通常只看到了它们对立的一面，却忽视了两者也有互补和统一的一面。现在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它们的对立和统一。
儒家和法家的对立是很明显的。儒家主张礼治，法家主张法治。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儒家看来，领导者如果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哪里用得着那么多的法令来约束老百姓呢？可是，法家的看法刚好相反。韩非就举了这样几个例子，并进行分析。历山之农者侵畔、河滨之渔者争坻、东夷之陶者器苦窳，面对这三起纠纷，舜的做法是亲自示范，教育当地的老百姓懂得礼让，讲究诚信。每做一件事情都用了一年的时间，非常辛苦。韩非就反问，舜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尧在主政。如果尧能够使得政治清明，民风都很淳朴，那还要舜去教化百姓干什么？如果尧很贤明，百姓间没有纠纷，那还要舜去教化干什么？如果承认舜应该这么做，那说明尧就不贤明啊！而且，韩非还指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舜这么做效率太低。他每做好一件事情都要花一年的时间，天下还有那么多的纠纷，那他要忙到什么时候呢？恐怕到死也处理不完啊！如果法律制定得完善，大家都依法办事，不就简单多了吗？
法律比道德要有效得多，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对于地痞恶棍，道德谴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法律制裁才能杀一儆百。韩非的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能无限拔高。法治固然比礼治效率高，可是它也是有弊端的。在阶级社会，只有统治者才有权力执行法律。如果把法律强调过头了，统治阶级之间都玩弄法律、政治，酷吏盛行，斗争就会很残酷。法家说的法律和我们今天说的法律还是有区别的，法家不光讲法，法派生出来的还有术、势，那些东西都是很阴森的。大家都去玩弄权术，最终只会人人自危。我们看搞法家的那些人，如商鞅、李斯、韩非，他们都没有好下场，最终死于非命，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你能玩弄法律迫害别人，别人同样也能玩弄法律来迫害你。统治阶级内部都人人自危，普通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为了保命，必然告密成风，为了自保不顾人情。这样的社会中，人民还能安居乐业吗？秦国统一天下后继续搞法家，结果二世而亡，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可见，儒家和法家的观念都有片面的地方，不能简单地说谁好谁坏。
说了它们的对立，我们再说它们的统一。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儒家和法家水火不容，怎么会有统一呢？我们知道，儒家的荀子有两个法家的学生李斯和韩非，这恰恰说明两者还是有联系的。儒家向往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恰恰就是秦始皇、李斯这些法家的人搞成功的，这不是很奇怪吗？从汉武帝开始，国家基本上都把儒学作为官学，可是你能说统治者真的就只信奉儒家了吗？汉武帝一方面提倡儒学，另一方面重用张汤这样的酷吏，动不动就灭族，而且穷兵黩武。他真的靠儒家治理天下吗？他其实只是用儒家来愚民，骨子里还是法家的，而且用国家强制力推广一种学说本身就是法家的手段。
九、莫让礼仪变成虚伪
南怀瑾先生的《谈佛说禅悟人生》里面有一篇《谦虚有礼，谦让有度》。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居士到寺院里去拜访老禅师，两人很投缘，不知不觉就到了午饭时间。禅师留居士吃饭，知客送来两晚面条，一大碗和一小碗。禅师说：“你吃大碗吧！”居士也不客气，端起大碗就吃起来。居士吃完后，发现禅师依然双眉紧锁，小碗里的面条一根也没动。居士就问：“师父您难道觉得我不谦让，不讲礼貌吗？”禅师不好意思做声。居士接着说：“我想请问，我们谦让的目的是什么？”禅师说：“当然是让对方吃大碗。”居士说：“既然如此，您的目的已经达到，您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如果我们继续你谦我让，面条什么时候才能吃到肚子里去呢？这样有意义吗？”禅师一想，确实是这个理，转忧为喜。
这个故事中的居士可以说是世事洞明，心怀坦荡，点醒了老禅师。佛学就是要从本源上去探究事物，要让人们看得穿、放得下。我们不能总说佛学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不真实的，其实佛学也有真实的一面，那就是感情上的真实，不掺杂私心杂念。人与人交往，不讲礼仪是不可能的。可是，讲礼仪也要有个度，过头了就成了虚伪。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我们把礼仪看得很重要，我们读了《论语》等儒家经典就知道了。可是，任何事情强调过头了就会适得其反，背离初衷。我们讲礼仪，本来是为了让人际关系和谐的；然而过度地在乎礼仪的形式，为礼仪而礼仪，那给人的感觉就不真实了，也无法做到真正的和谐。如果反思我们的礼仪教育，里面不照样有很多问题吗？
例如，我们小时候到长者家做客。有的长者说：“跟我家就和在自己家一样，不要拘谨，随便一点。”你要真的随便，麻烦就大了。说话、吃饭、喝水都有一套讲究，哪一点做得不好，他就会批评你。我们小时候可能觉得很奇怪：“你不是让我随便一点吗？怎么又弄得我不敢随便呢？”现在我们明白了，长者说让你随便是出于一种礼节，并不是真的让你随便。你的言行，在他看来如果不合他的礼仪标准，他当然要上纲上线，让你知道长者的威严。你说这一套多假啊！网上就有人批评我们的礼仪教育，一方面把小孩管得服服帖帖，即使不理解、不愿意也得接受，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长大后开拓进取，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还比如，我还遇到过这样的长者。他向你请教问题，你如果不回答，他说：“人就应该不耻下问，我年纪大，但这个问题确实不懂，我向你请教，你怎么能不解答呢？”然而，你要是认为他真的不耻下问，那就错了。如果他有的地方弄错了，你好心好意指出来，那又完了。他马上批评你：“人与人之间要和谐，就算你对了也应该保持沉默，你直截了当地指出被人的错误，那是不礼貌的。”你说和这样的人交往多累啊！你根本不知道他每时每刻在想什么，他问你问题，可能是真的想你请教，也可能是要摆长者的架子。你不认真回答就是藏着掖着，看不起他；你耐心地批评指导，那就成了较真，不礼貌。
从这两个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礼仪教育确实有它虚伪的一面。像这样的教育，只会让人提心吊胆，时刻小心。我们对别人的话，往往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还得揣摩他的真实意图，因为有的话只是礼貌用语，真实的想法并不是这样。于是乎，人与人之间就会勾心斗角、互相猜疑，大家面和心不和，整天感觉很压抑。例如，成人的世界中，经常听到有人抱怨：“某某人太不够意思了，他儿子结婚，我送了200元；我儿子结婚，他才送100元。还有个人更不够意思，他办喜事我送过礼；我办喜事，他竟然不来。”本来，送礼送多送少都是心意；来了是人情，不来是本分。像这样的斤斤计较，那还有意思吗？
所以说，我们真心希望礼仪回到本真。只有真诚坦荡、无私无畏，那才是真正的礼仪。
十、哲学是知易行难的学问
我们读过《论语》，孔子说过很多了不起的话。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他还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读了这类话，我们觉得孔子了不起，好像他真的心胸宽广，不怕别人误解他。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孔子准备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竟然说：“我如果做了坏事，上天惩罚我！”这就自相矛盾了，你不是不怕别人误解吗？那你辩解干什么呢？南子本身就是个淫荡的女人，为了避嫌完全可以不见啊！如果不得不见，那只要没做亏心事，还怕别人说闲话吗？可见，孔子定的标准自己也没有达到。
宋代的苏轼信佛，曾经写了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让人把这首诗送给好朋友佛印看，佛印批了两个字“放屁！”，让人还给他。苏轼看到这两个字，勃然大怒，要来找佛印评理。佛印笑着说：“还'八风吃不动’呢，怎么一屁打过江了呢？”苏轼是领悟了佛学的精神，要物我两忘，不受外界的干扰。可是他自己并没有在实际行动上去践行，意志力还没达到，自己竟然浑然不知，于是就闹了笑话。
曾经有一个将军，他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想出家为僧。老禅师就问他：“你还有妻子儿女，不能放下他们吗？”将军斩钉截铁地说：“他们都不需要我操心，我可以放下他们。”禅师依然不答应。有一天早晨，将军起得很早，再次央求老禅师。禅师就问：“你起这么早，不怕老婆偷人吗？”将军大怒：“你这老和尚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将军的庐山真面目暴露无遗，如果真的放下了妻子，还会在乎禅师问那样的话吗？
我们常常讽刺某些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哲学道理本身并不难理解，只要能读书识字的人一般都能弄懂它是什么意思。关键是你能不能用它来指导自己的人生，约束自己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