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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在陆克文工党政府的主导下，时任财政助理的克里斯鲍恩（现为影子财长，工党三号人物）发起并成立澳洲金融中心论坛（AFCF），聘请一批金融保险界人士组成论坛组委会。2009年11月，论坛组委会撰写完成《打造澳洲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报告》（“Australia as a Financial Center – Building on our Strengths”），又称为《强生报告》（”Johnson Report”），提交陆克文政府。
平素比较内敛的澳洲政府，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就雄心勃勃提出了澳洲金融走出去的宏伟目标？这个报告的出炉是有背景的。时值2009年下半年，欧美主要国家仍然在次贷金融危机的泥潭中挣扎，而澳洲整体经济基本未受影响，尤其是澳洲的银行毫发无损；同时，亚洲国家的产业和金融资本输出的步伐开始加大，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对于外来技术和资本的需求增加。在此背景下，澳洲政府信心爆棚，认为这是一个主动出击的好机会。与此同时，即使在财政盈余（霍华德政府打下的基础）以及外债比例极低的情况下，澳洲的经常项目项下逆差仍然顽固的存在着（自澳洲成立联邦起就一直是逆差），而国内的投资额总是大于国内的储蓄额，这部分缺口通过资本项目项下流入进行弥补，这说明澳洲一直就是个净资本流入国（net capital importer），也迫切需要吸引更多海外资本尤其是便宜的资金注入国内，并长期固化。为此，陆克文政府还组织了一个长达几天的金融服务走出去论坛，老陆亲自参加，并在论坛期间大秀专注度，其竟然坐在地上，嘴里嚼着铅笔，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这让其民意度飙升至其执政期间的顶峰（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就被政变废黜）。论坛组委会也的确没有辜负老陆的期望，在长达166页的报告中，其一开篇就提出澳洲的目标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而不仅仅是世界级金融中心。什么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在论坛组委会眼中，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应该是稳定和优异监管的、为本地居民、政府和企业提供广泛的而又有竞争力的投融资产品。他们认为，澳洲已经具备了这些特质。但除此之外，另一特征即国际化澳洲还远不具备，即在金融中心的大盘子中，应当有相当比例的境外机构参与，且有相当比重的跨境交易；境外机构参与澳洲本地市场交易应无政策限制或受到政策歧视，同样的，澳洲本国机构参与境外交易应无本国政策障碍或限制。从2009年的统计数字来看，澳洲的金融行业贡献了GDP的7-8%，与矿业相当，是GDP增长的前五大贡献来源。该行业还贡献了3-3.5%的就业。从规模上看，澳洲金融行业（商行、投行、保险和基金四大版块）已经是GDP总量的300%，其中基金规模位居全球前五、亚洲第一。但这只是徒有规模。如果以金融服务出口在整体金融服务价值中的比重来衡量，澳洲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而在金融服务进口比重这一指标上，澳洲居然完全垫底。在最值得澳洲政府吹嘘的基金（funds management）行业，其总体资金中仅有不到10%的资金来自境外，这与英国（31%）、中国香港（64%）和新加坡（80%）比就太低了。这说明澳洲的金融行业是高度内敛的。在四大版块中，商业银行业是高度集中和内敛的，澳洲本地银行占据了89%的存款市场份额、50%以上的企业贷款和债券市场份额以及四分之三的住房按揭市场。虽然四大行公布的利润中有超过20%来自澳洲境外，但其实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小弟新西兰，扣除这个因素后，仅有不到10%的利润真正来自境外。在公司债券市场，澳洲的本地公司债券市场深度很低，非金融企业债的量很小，尤其在期限上，公司债的平均期限也就在3年左右。而在一些大型长期的基建项目中，除了中短期银行融资之外，更是没有中长期的公司债券或项目债权进行匹配。究其原因，一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发债人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二是其美国爸爸的公司债券市场超级厉害，其私募股权融资市场、USPP市场、TLB市场以及配套的资本债务重组市场为澳洲企业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服务，甚至可以决定澳洲企业的生与死。三是澳洲自己的养老基金都将大部分钱配置到股本市场了，对于本国的固定收益投资非常吝啬。在场外交易交易，包括股票、债权、大宗商品和期货等，澳洲的场外交易大部分都是外汇交易，即围绕澳元展开的兑换交易，而超过一半的交易主体都是境外机构。这说明澳洲本土的场外交易深度很低，比如矿产品，澳洲辛辛苦苦挖出来，但交易规则和指数都是别的国家定的，价值链上的肥肉都被别人挖走了。怪不得两拓在反驳澳洲政府的操纵市场调查时抱怨说皮尔巴拉只是世界铁矿石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
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说完了，第二个最大的障碍就是税收政策了。澳洲的税制有三方面使得境外投资者和当地投资者没有站在一条平等的起跑线上:
澳洲独有的股息税收抵免政策（dividend imputation），这个税收优惠只有澳洲本国投资者才能享受到，也使得本国投资者的资本成本降低，而变相提高了外国投资者投资澳洲资产的资本成本。
所谓的离岸银行单元（OBU），该机制本来是吸引非澳洲居民之间的离岸交易在澳洲的金融机构开展，优惠措施是收入税可降至10%，且可减免利息预提税。但这个OBU的申请程序非常复杂，OBU主体资格需要联邦财长审批确认，OBU可接受的交易种类也需要联邦财政确认。另外，澳国税局在此问题上也一直语焉不详，结果造成大部分申请成功的OBU主体都处于休眠状态。
这个利息预提税不仅仅针对澳洲本地借款人向澳洲境外债权人支付利息，还包括澳洲本地银行在境外吸收存款支付利息，甚至还包括外国银行在澳洲的分行向其境外母行支付利息，这些其实都间接提高了澳洲本地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在论坛组委会看来，其余的障碍和不足更偏向软实力了，如人才和监管。他们对于澳洲人外派到其他国家长期工作表示不满，对监管部门之间的各自为战也发了一通牢骚。建立境外来澳投资管理制（IMR）：如果非澳洲居民和机构聘用澳洲本地投资顾问和基金经理等中介，则其境外投资完全免税，其对澳洲投资则享受澳洲居民同样待遇放松对境外基金投资税务架构的审核，允许集合式投资工具（CIVs）建立“亚洲区域基金护照”体系（Asia Region Fund Passport）。澳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签署双边协议，互相承认对方国的基金管理人的资质牌照，这样澳洲的基金产品就可无障碍的发售到亚洲其他国家建立金融中心推动小组（Financial Centre Taskforce）澳贸委牵头协调各监管部门如外资审查委员会、澳银监会、澳证监会、澳国税局等，打造一个澳洲投资指南一路通的网站（one gateway），以便外国投资者查询此外，还有减免保险相关税负和与伊斯兰金融相通的诸多建议。归纳起来一共是11大条。2010年5月，澳联邦政府对该报告进行了正式回应，总体持欢迎态度，对于这11大条逐一回答，不是“接受采纳”就是“原则同意”。数月后，陆克文被废黜，吉拉德“篡位”，多个政策改弦易辙，澳洲金融中心论坛的网站更新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2010年5月。六年后，这段尘封的“国书”终于被人翻开。澳金融服务委员会（FSC）撰写了“强生报告2.0版”，这个报告其实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政策建议报告，而仅仅是对强生报告的政策建议的后续进行了更新。根据这个2.0版报告，七年前提出的11大项政策建议中，仅有1项以立法形式得以实施，即境外来澳投资管理制，已经与2015年6月经联邦议会通过。而其他10项中有4项刚刚开始立项，另外6项则毫无进展。其中“亚洲区域基金护照”体系，澳洲刚刚与日韩新西兰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在2018年实施，并与集合式投资工具相配合。但更为关键的体制类障碍如预提税改革却毫无进展，就单这一点，已经把澳洲和其他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拉开了好几个街区的差距。同时，这个报告虽然定位“走出去“，但更多的是单向的，即关注如何把境外资金引进来，而对于鼓励澳洲金融机构到境外拓展业务却只字不提。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一国的金融理念、工具和技术不到境外推广，谁也不会主动到幽深的小巷子里去探访好酒。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澳洲金融机构引以为傲的PPP投融资模式，至今仍然蜷在国内，对于中国日益扩大的PPP市场充耳不闻。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澳洲，玩“3P”的还是那几张面孔。*部分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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