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评论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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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附加运动而来的是评论家成了作家。当然想成为作家并不是为了提高身份，而是为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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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成为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或编史家是更为荣耀，但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作家不应以他所扮演的角色或价值，而只应以某种言语的自觉性（conscience de parole）为特征，对他来说语言就成了问题，「他体验到语言的深度，而不是它的工具性或美感」。

评论的著作因此应运而生，像狭义的文学作品一样供读者阅读之需。

虽然这些作者本身就身份而言，只是批评家而非作家。

假如新批评有什么实在性的话，它就在于：「不是依赖方法上的统一，更不是依靠附庸风雅去维系」，像一般人随便的议论，但在鼓励的批评活动中，它从此远离一切科学的或社会机构的庇护，而肯定地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书写活动。

以前批评与创作是被一个陈旧的神话隔离了，这个神话就是：“无上的创造者与低微的侍从，二者都是必须的，但应该各就各位，等等”，今天作家与批评家处于同样的困难环境中，面对着一个对象：语言。

我们知道这最后的违抗行为是很难被容忍的。虽然须为此奋斗，但可能已被另一个刚刚出现的、新的更新替代了。不只在评论方面开始这“书写的穿越”，这可能成为我们这一实际的烙印，而是整个知性话语也在经历着同一的遭遇。

正如巴大勒（Georges Bataille）的洞察所没有忽略的，4世纪前，修辞学的奠基者罗佑拉（Ignace de Loyola）已经在《精神联系》（Exercices spirituels）中呈现了一种别于三段论和抽象性的力量，为修辞学建立了一种戏剧化的话语模式。

此后，由萨德（Sade）到尼采，智力展示的规条被周期性地“烧毁”（取此词的双义：一个是焚烧，一个是超越）。

这似乎成了今天公开争论的问题，智力通向了赢一逻辑。它涉及到了纯粹的“内部经验”的领域：

同一也是唯一的真实在自我探索，对任何的言语，无论是虚构的、诗意的或话语的而言，都是共通的，因为从此以后它就是言语本身的真实。

当拉康谈论到这个问题时，他在语言的领域中，以全面扩展的意象提到了传统的抽象观念。他不再把实例与意念分割开来，甚至认为这种方式本身就是真实。

在另一方面，与通常的“发展”观念截然不同。

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这本书中，提出一种新的变化变异（variation）的修辞理论，并由此得到一种形式的依据。这是一般人文科学中所罕见的。

话语的言语，毫无疑问也正在发生变化，这本身就使评论家与作家靠近；我们是进入了评论的普遍危机，或许与由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时代在语言方面所留下的烙印很相似。

自从人们发现（或再发现）语言的象征性（或者可以说是象征的语言性）的时候起，事实上这种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今天在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相互作用下所产生的情况。

古典-资产阶级社会长期以来把言语当做工具或者装饰，我们现在是把言语视为符号或真实，一切与语言有关的，都被以某种方式重新评价：哲学、人文科学、文学都是如此。

这无疑就是今天应重新决定文学批评的地位的辩论，也是争论的部分对象。

作家与语言的关系如何？假如作品是象征性的，阅读应该遵循什么规律呢？能否有一个书写上象征的科学呢？评论的语言本身是否也是象征性的呢？

Via：慧田哲学编｜罗兰·巴特《评论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