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 |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试解

清代外销画，描绘了广州港口的风景

李鸿章曾感叹时局称“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本文认为清末变局的实质，表面是器物的落后，国力的衰颓。而根本上是意识形态坍塌和文化自信丧失。这一深层、根本性的危机，导致了清朝的终结。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1年第1期

几年前我出过一道博士生考题，大意是，李鸿章曾经感慨他所处的时代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你是怎么理解的？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总体印象是，教科书内容对学生影响极大，所有答案中好像没有能够跳出教科书范围的，更没有看到我想要的答案。其实，说实话，我当时脑子里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反而私存杂念，即想从学生那里看到一些闪光点，希望从年轻人那里得到一些启发，让年轻人活跃的大脑帮助我解开这个结。因此，那届学生对这道题的回答，多少让我有些失望。

此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直到现在。近几年读书有点想法，想尝试谈谈，但我不能保证说得很清楚，更不能保证能够说服人。

李鸿章

晚清大变局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大变局所蕴含的意义，大家也大致都能体会到，可是如果要想确解，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却并非易事，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有独自的理解。李鸿章是那个大变局时代的亲历者，他当时怎么想的，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尽管我们可以从他很多的奏章信件文章中揣摩他的心路历程，但确解却很难，几乎是难以做到的。我想，从他发此感慨的具体处境来看，他肯定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此话源出于同治十一年（1872）他上呈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我个人理解，晚清变局之所以对李鸿章们造成这么大影响和刺激，之所以被时人称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应该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巨变:其一，意识形态坍塌；其二，文化自信丧失。这两个巨大的变局，都是在内忧外患形势下所发生的。而此前我们多从体用的角度去理解，我认为那样的理解仍是浮于表面，难以深刻认识那个时代所发生的这种巨大变迁。

关于第一个巨变，即意识形态崩溃或坍塌的看法可能来自于魏裴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一书，这是作者196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魏裴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新星出版社，2017年2月

魏裴德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即为什么广西的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而广东的秘密会社则停留在复国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广东的秘密会社只是利用本土资源号召反满运动。比如王夫之在《黄书》中曾认为蛮夷不属于历史上的中国人，因为孔夫子本人是反对蛮夷的；即使这些蛮夷接受了儒家学说，融入了华夏文化，也不能认为他们是中国人。这些影响中国几千年夷夏之大防的传统理论，显然成为广东秘密会社反满的重要理论基础。但事实上，满族人入关后即潜心学习汉族文化，很多满人后来成为非常不错的儒家弟子，他们已经融入中原文化系统，而秘密会社组织者为了达到反清目的而故意再将他们从中国人中排除出去，实际上是不合情理的。这时候，如果要真正对现政权形成根本性的威胁，需要创立或引入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尽管我们认为当时洪秀全因为科举屡遭失败而陷入癫狂状态，可我怀疑这极有可能是洪秀全故意设的一个局，是为了招惹大家的注意，表示异于常人，使自己神话，以便产生影响并有号召力。表面上看，洪秀全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引入基督教理论，这种理论看上去也与中国社会脱节，但实际上那时基督教在中国西南基层社会已经有了很大影响，并有众多的信徒，发过神经的洪秀全能够一呼百应，绝不是偶然现象。另外，洪秀全长期以来可能并未专心诵读儒家经典，而是迷上了传教士带进来的基督教书籍，已经比较深入全面学习了基督教教义。

太平天国玉玺拓片

基督教的末世论及洪秀全的乌托邦思想，在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南方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洪秀全深知，完全拿洋人的教条，很难让普通的中国人信服，于是他从公羊学派中撷取了大同、太平的理论，创造了他独特的乌托邦理论，所谓“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为兄弟”，鼓吹人与人之间平等，出身高下之间并无差别等等，这既符合基督教教义，又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借用西方基督教的概念，是完全新的因素；利用原来的旧理论旧概念，却又反对儒家的基本观念，这是洪秀全在当时能够赢得民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尤其是对于边远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传统儒家观念和意识形态影响较内陆要小很多，且不能给他们任何的好处。他们认为，儒家学说背离了祖先大同、太平的理想，而满族入主中原更是带来了灾难，因此，必须驱逐满族人的统治，摧毁儒家的学说，中国人才能得救。可洪秀全没有想到的是，他要摧毁的这套儒家学说，恰恰是帝制中国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体系，是帝制中国的统治思想基础。李鸿章自始至终参与了与太平军的作战，尽管后来清军取胜，太平天国覆灭，但是太平天国对帝国意识形态毁灭性的打击，李鸿章及其他的同僚们应该有极深的体会和感受。李鸿章当然不会如此直白地表达，但我们能够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体会到他的感受。

从意识形态的崩溃而不仅仅是儒学的不合时宜来理解变局的意义，此前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但我却认为，这是理解变局的关键。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意识形态是潜流，它隐藏于器物与文化背后，不易感知；而一旦有感知，那必定是大变。近年大家谈的比较多关于中国人天下观念的崩溃，其实恰恰是意识形态崩溃的最显性的表现，当时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李鸿章发出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感慨，他亲身感受到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明白或完全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比较而言，文化自信或文化信心的丧失这个层面比较容易理解，也容易为人们接受。然而，文化自信丧失主要呈现在哪些方面，却也是不易解释清楚的问题。罗志田在《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周以后直至19世纪中期之前，中国虽然迭有盛衰，但文化自信始终没有丧失。

罗志田著，《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商务印书馆，2019年1月

这个判断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此间，不仅有我们常说的元承宋制、清承明制，也有我们不常说的明承元制。为何会是这样？因为，“外国人入承大统”（雍正语）后，仍基本沿用汉人政法制度，汉人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新政权建设，掌权的族群变化了，但文化这条主线始终没有很大的变化。这既充分说明族群的相互融合，也说明人们对传统对文化的自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这种格局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时并未发生像元明之际或明清之际那样的被称为天崩地裂的巨变，甚至连改朝换代这样的事件都没有发生，可为什么文化自信却突然之间就消失殆尽？如果我们处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中，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呵！最初的震撼，无疑是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奉命前往广东禁烟的林则徐看到英人的舰船如此坚固迅捷，炮火如此猛烈，震惊异常，隐约感觉到大清遇到的是前所未见的强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但他当时却不敢向皇帝汇报，不敢说明实情，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悄悄透露过这一心结。20年后的1861年，清军大举围攻安庆，准备将太平军分而歼之。战前，胡林翼前往视察地形，对战局充满必胜之心，但行之江边时，他被看到的一幅景象惊呆了：只见两艘洋轮逆流而上，迅捷如风，他“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庸庵笔记》），不久便殁于军中。尽管这个说法屡遭质疑，有人认为胡林翼的死是因为咸丰帝突然驾崩而过度悲伤，也有人认为是他本人早已重病在身，但是做事谨慎认真的薛福成认真记录了此事，想来当时并非全部空穴来风。

反映英军舰队作战的水彩画

在1840年到1860年的20年间，中国人与西方列强在关门与推门之间暗自用力，中国终因比力不过，大门全部被打开。这个20年的较量，中国遭遇了全方位的失败，中国人的自信心被彻底打垮。从天朝上国，跌落到唯蛮夷号令是从，这是一个让人极度痛苦乃至绝望的过程，器物层面不如人尚在其次，文化溃败才是根本。我相信，包括林则徐、李鸿章、胡林翼在内的这些先知先觉的中国人，他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在文化上遇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对手，不仅在器物层面，文化方面中国也已经落伍了；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却无论如何不能承认、也不敢承认文化和制度的落后，他们只敢承认器物的落后。于是，后来的洋务运动顺理成章，即只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其他方面是万万学不得的，也是不能去学的。“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秉承的原则和方针，实际是当时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是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志。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清流派的人物越来越多，调子越来越高，观点越来越左，可因为他们的论点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所以他们永远是正确的一方。不难发现，在文化上越不自信，就会越依赖于祖宗的已定之规，越反对外来文化，结果是越来越自闭、排外，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主导政府的决策，从而使国家走向灾难的深渊。我们今天反思甲午之耻、辛丑之耻，包括此前的中法战争中的惨败，眼睛不能仅盯在赔款割地上，而应该检讨导致这些奇耻大辱的根源在何处。

仅仅从文化不自信这个角度来考察，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找到很多的实例，比如，原来中国据天下之中，唯我华夏独尊，周边四夷不能随便来我华夏，见我皇上更是难上加难；即使同意三五年来一次，也得遵守我定的规矩，见皇上更是要行三跪九叩之大礼。但19世纪60年代以后，我华夏不仅从世界中心被挤到边缘，而且几乎所有的祖规都被打破，列强不仅坚拒华夏传统礼仪规制，而且还要驻使北京，与我华夏平起平坐，甚至与皇上平起平坐。中国的制度和文明建立在礼法仪制之上，在某种程度上礼法就代表了文明或文化，而决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所以，对于大清天子及众臣来说，这个变化太大，心灵的震动太大，的的确确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怎能接受得了？！

19世纪中国的历史常被解释为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某种程度上，这个解释并没错。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大多从物质层面检讨当时中国的落后，也触及制度、文化等方面。本文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自信两个方面，试图做出进一步解释。也许，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期的历史，就能够对这段历史有较为深刻的体认。我认为，正是因为传统意识形态的崩塌以及文化自信的丧失，迫切需要“再造文明”（胡适语），所以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有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潮的引入。然而，传统意识形态崩塌并不等于传统意识形态就没有了影响，文化自信丧失也不等于就能全盘接受外来文化。新文明新文化如何在原来的环境下建设和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