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芬克斯之谜——罗兰•巴特的文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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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开始，这里有几幅照片：它们是作者在结束这本书的时候快乐地为自己安排的。这种快乐是诱人的（而且在此是相当自私的）。我只保留了那些使我感到惊愕的照片，可我却不知道其原因何在（这种无知是诱惑的特性，并且，我对每一幅照片所说的内容，将永远都只是想象出来的）。”

　　这句一开始就谈论照片的话，出自一部人物传记的开头。他的作者是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而他传记中所写的人物，也是罗兰·巴特。我们由此可以说这是一部自传作品，但是与几乎所有传记作品不同的是，比如萨特的《文字生涯》，和文中“我”出现的次数，却远远少于“他”。而这还不是这部传记最奇特之处，因为全文并没有对传记主人公的生平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的记叙，取而代之的却是零散的片断、小幅图画、冠以标题的段落，而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传记中的照片，并非是什么对文字的辅助性说明，而是传记的另一种书写方式，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整部传记不过是作者为我们所提供的一个关于罗兰·巴特的照片合集。当我们用文字来书写一个人的传记时，能在多的程度上，保证我们所能找到的材料的客观真实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受主观局限性的影响，有意或无意的为其笔下的人物勾勒一幅生活经历的完整肖像？

罗兰·巴特

　　而当我们阅读这部自传时，完全不用考虑这种问题，因为作者早已在正文之前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一切，均应被看成出自一位小说人物之口。”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理解，我们可以由此得知这部传记的内容是作者完全虚构的，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还能称之为一部传记吗？或许，只有在传记的主人公是谜一样扑朔迷离的罗兰·巴特，而作者同时也是罗兰·巴特时，才会出现这样一部完全罗兰·巴特式的传记《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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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法国瑟伊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计划出版101位世界著名作家的传记，“永恒的作家”丛书时，却无人能写这位无论其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都令人难以捉摸的作家罗兰·巴特。这位当时在世的作家，1915年出生于谢尔堡，父亲是一位海军中尉，在罗兰·巴特出生的第二年在海战中阵亡。他的童年年在巴约纳市度过的，后来与寡居的母亲一起到巴黎定居，而在学校放假时会回到巴约纳的祖父母家住上一段时间。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过着一种虽说不上一贫如洗，却很拮据的生活，尤其是在青年求学的时代更是如此。他那时还患有肺病，在大学毕业后曾两度进入疗养院进行治疗。这对他来说或者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幸福，他因此而免除了去服兵役。

　　他在第二次较长的疗养期间，避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战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不时的回顾和谈论战争对人和世界的影响时，他却很少在言谈和作品中提到战争。与曾经写作《存在与虚无》的萨特，在战后放弃个人自由主义而走上介入社会现实的道路相反，罗兰·巴特却一直坚持着个人主义的姿态，他关心的只是文本中的世界。当大战给同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留下惨痛的记忆和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时，他却是在阅读米什莱和纪德的作品中度过的。可以说，二战的那段时期对罗兰·巴特以后的著述生涯和他的思想形成仍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战后他走出疗养院，先后在图书馆和大学里工作过，50年代初期，他的最初两部作品《写作的零度》和《米什莱自述》相继问世，前者是在萨特的《何谓文学》的刺激下写出来的，在这本书里用写作取代了文学的概念。后者是作者自称最喜欢的一本书，很明显是疗养期间阅读米什莱的直接结果。尽管罗兰·巴特在《零度的写作》中对加缪的《局外人》的理解是一个误会，并遭到了加缪的反驳，但他毕竟因此在法国知识界崭露头角了。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法国战后几乎没有哪个知识分子不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罗兰·巴特当然也不能例外。《神话学》是罗兰·巴特罕有的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大众共同舆论的著作，当然他采取的方式并不激烈，这符合他一贯的温文而雅的风格，兼具了尼采的优雅与纪德的温和。罗兰·巴特在此之后很快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60年代，由符号学走向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原理》、《时装系统》、《论莱辛》和对皮卡尔指责前者的回应《批评与真理》，共同在60年代将他推向了结构主义思想阵营中文学批评方面的代表。法国战后知识界新思潮的更替是频繁的，继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先后迅速风靡过后，后结构主义，或者说解构主义以新的激进姿态出现了。罗兰·巴特几乎是在很自然的状态下，借助《符号帝国》和《S/Z》滑进了后结构主义的领地中。与列维·斯特劳斯固守着结构主义的教条和德里达不竭余力的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同，罗兰·巴特那飘忽不定的理论行踪再一次走的更远。《文本的愉悦》和《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让他摘掉了所有的理论标签，真正的走向了自身。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他的自传，他在这部著作中将自己思想变迁的四个时期明确的总结了出来，50年代的“社会神话学”，60年代的“符号学”，70年代初的“文本性”，以及最后的“道德”时期。他这样划分的用意不在于向人们展现一种思想的连续性，而是将思想的断裂性，或者用他更喜欢的说法，“断片性”呈现出来。在写作自传的1975年，他的主要著名基本都已经完成。他的成就让他进入了“永恒的作家”行列。1976年，他在米歇尔·福柯的大力支持下，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新设的“文学符号学”教授，成为这所法国文化殿堂中的又一位“不朽者”。

　　如果说罗兰·巴特进入“永恒”和“不朽“，只能归功于他的著作，作为战后法国最有争议同时也最有魅力的人物，很多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是随波逐流、思想肤浅的理论投机者和骗子，这同时也是的多数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都要遭受的指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到底给文学批评和人们的思想带来了什么。虽然在战后的法国知识界，他不断的在各个时髦的理论思潮中游走，每次都几乎恰到好处的成为文学理论界的弄潮儿，但他从50年代的《零度的写作》开始，却在一直的创造新的概念，德勒兹说哲学就是创造概念，从非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理解，罗兰·巴特的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哲学，至少是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哲学。

　　可以说，罗兰·巴特虽然不是“文本”和“写作”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但正是他真正的以“写作”创造了“文本”，我无法明确的指出他的那些由格言、片段、警句，乃至照片组成的著作到底是诗歌、散文、随笔、小说还是文论，但似乎又几乎囊括了这些体裁的一切特征，这些打破了一切体裁界限的零散断片，或许只能用“文本”来加以指称。正是这些文本，让他的思想一直灵活而巧妙的有游走在崇高的宏大话语和庸俗的公众舆论之间，在压迫和反抗之间的边缘地带享受自由嬉戏的愉悦和快感。罗兰·巴特真正的创造了一种游离于二元对立模式的哲学，而且比他的同道德里达对待逻各斯中心主义更加的的游刃有余。

　　罗兰·巴特是一个优雅而温和的唯美主义者，他的气质完全迥异于他的那些战斗的前辈，存在主义者萨特和加缪，也不同于同代人中的福柯和德里达那样激进的尼采主义者。他既不想摧毁什么，也不想建构什么，他只是想在一种游戏的姿态中，享受一种由写作和阅读带来的愉悦和快感。但我们必须承认，罗兰·巴特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他的文本是他抵抗逻各斯宏大话语的盾牌，也是揭露资产阶级理性神话和公众庸俗常论的尖矛。他提出了“作者之死”，解放了读者的阅读自由，把文本变成了提供愉悦的空间，将主体的断片中消解得无影无踪。他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主要理论思潮中的神话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关于恋爱和道德的研究上，都留下了思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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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兰·巴特的一生与活跃于法国战后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比起来，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戏剧性，我们对他的最主要印象，就是他一直在各种思想潮流中游离不定的姿态。在他的《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中，我没看到的既不是卢梭《忏悔录》中对往事的无限回味和感叹，也不是萨特《文字生涯》中对人生成长的哲理思考与总结，而是一个个有意无意间涂抹的文字断片，我们无法将这些零碎的断片归结为日记或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我们仅仅可以将之称为文本而已。“所有这一切都应看作出自一位小说人物之口。或者几个小说人物之口。”“这本书不是记录他的观点的书，而是有关自我的书，是对我的观点进行抵制的书，它是一本隐退之书。”既然作者有意消解这本自传的真实性，那么他又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意图如此明显的置于卷首呢？

大师

　　这就是真实的罗兰·巴特，不断的在文本中变换着各种面具的罗兰·巴特。他曾说过：“每一个深刻的心灵都需要一个面具，并且由于他对生活中的每一句话，每一步路，每一个符号所作出了解释往往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浅薄的。因此，他包裹着每一个深刻心灵的面具总是不断扩大。”这就是真实的罗兰·巴特，不断的在文本中变换着各种面具的罗兰·巴特。因此，在他言明虚构的自传中，恰恰就是他最真实的写照。如果没有罗兰·巴特所写的那些文本，就没有罗兰·巴特。他曾提出“作者之死”，文本因为作为主体的作者的消失，成为了可以任意理解和阐释的自由和开放的空间。

　　罗兰·巴特一生对神话的解构、对常论的批判对零度的追求、对照片的喜爱，都是在寻找一个明亮的空间。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零度的、断片的、平面的、取消一切深度意义的文本，其实与照片是何其相似，因此，当我们看到罗兰·巴特将照片当作正文放入自传中时，我们就以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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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兰·巴特曾经写过一本专门评论照片的书《明室》（《明亮房间》），其中的名为“惊愕”的一节中写道：“照片不会使人回忆起往事（照片中没有普鲁斯特式的东西）。照片对我所起的作用不是重现已经消失了（由时间和距离造成）的东西，而是证明我眼下所见的东西真地存在过。”

　　在他晚年所写的作品中，无论是从题目，还是从内容来看，都与光彩和色彩有关。《西南部之光》、《巴黎之夜》和《明亮房间》，老年缺少爱情的悲哀，失去母亲的痛苦，寻找光明的渴望，这些在文本中交织在一起。

　　在罗兰·巴特精致、优雅的文字中，对形而上学和各种神话的解构，比同时代的后结构主义者们走的更远。但他像尼采一样，有一种古典式的沉静气质，他们都追求艺术的迷醉。所不同的是，尼采倾向酒神的狂欢，而巴特更接近日神的微醺。巴特追求纯粹的真实，零度的写作和明亮的空间。这种追求具体化为他的一个个另人读起来扑朔迷离的文本。他的一生都与这些文本相互的交织在一起，成为包裹着真实巴特的层层面具。巴特的最后一个文本是他死亡，1980年2月25日，当巴特在巴黎学校街44号试图穿过街道时，被一辆洗衣店的小卡车撞倒后送进医院，一个月后，当人们以为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时，却在3月26日去世了。在事故出现的早上，巴特在离开家之前，正在准备一篇论文《人常常讲不清他们的所爱之人》，临走时，桌子上放着刚刚打完的纸，而打字机里还留有一张空白纸。巴特的最后的文本，是真正零度的写作，纯粹的断片、一个明亮的空间。

　　罗兰·巴特曾在自传年表的最后写道：“一种生活，学习、生病、命名。其余的呢？会见、友情、求爱、旅行、阅读、寻求乐趣、恐惧、信仰、享乐、幸福时刻、愤怒时刻、忧郁，一句话，是轰轰烈烈的吗？——在文本中是，但不是在创作中”。还能有比这句话更能概括他的一生更好的表述吗？罗兰·巴特最后留下了夹在红色纸夹中的八页手稿，题为《新生》。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那些文本的作者罗兰·巴特，早已离我们而去，“作者死了”，而他的作品却仍然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思想魅力。

　　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的说，罗兰·巴特是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罗兰·巴特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在给人们留下难解的谜，他的身影因此更加的令人捉摸不透。他和他的文本就如同狮身人面而又长着双翼的斯芬克斯，在向人们提出一个永恒的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