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 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师大
“师大穷”，这是实际情况，不少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是寒家子弟，贪图师大不收学费、杂费、住宿费，而且还管饭，就是吃饭不要钱，伙食也还不坏。这样人们又给“师范大学”起了个浑名，叫“吃饭大学”。这些优惠条件，在穷学生看来，是十分重要的。
在“文化古城”时期，前一阶段，货币还用银元，社会上流通的钞票都能兑现。后一二年，因南京政府采用“白银政策”，大都市都不再流通银元，但也基本上未影响物价。在整个“文化古城”时期，外省来北京读大学的学生，每年最少也要二百元，包括学费、伙食、宿费、书籍、衣着等，如江南各省，一年回一趟家，那还得再加上百元旅费。当时一个月伙食费六元，就吃的不错；如七元，标准就很高了。当时清华大学每月伙食七元。而旅行费用很贵，一张去上海三等车票二十二元八角五分，等于三四个月的伙食费。这样一般学校，如北大、北平大学等国立大学，一般节约一点的学生，一年也得用二百五十元左右（包括回家路费）。这点钱如在官僚地主、大资本家、高级工薪阶层，都不算什么；如一般工薪阶层，家就在北京，可以回家吃住，也无所谓。而在外地农村，或中小城市，一个家庭每年拿出二百多元现大洋，这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不要说贫苦农民、指身度日的工匠办不到，就是小地主、小生意人，薄有财产，拿这笔钱也不容易。当时南北各省，中小城市，五口之家，每月有固定二十元大洋收入，就能过很不错的日子，又如何能罄全家所有，供一个大学生上学呢？师范大学，管吃、管住、管读书，一个外地穷学生，考上师大，每个月连伙食带住宿最少可省十元钱，这样就省多了。而且毕业之后，保险可以当个中学教员。就可以赚百数块大洋的薪水，就家境贫寒的人说，这一辈子养家糊口，就不成问题了。——自然，那时天真的穷学生们，不会想到十年、二十年后的战争、通货膨胀，教员变成“四大贱物”之一，所入不但不足以养老婆孩子，甚至连自己也养不起。不过这是沦陷若干年后的后话，暂时可以不表。回过头来还说文化古城时期的“师大穷”。
师大虽穷，但仍和北大、清华、燕京并列，说明它还是一个水平、一条线上的。即都相当难考，毕业后职业有保证。在文化古城时期，全国就业区域还十分广阔，还未到“毕业即失业”的惨境，国立大学毕业生，就职条件及起薪都有明文规定，基本上可以得到保证。燕京虽非国立，但因美国教会关系，就业更无问题。师大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的中学教员几乎是他们全包了，同学援引，势力也较大。所以“虽穷”，考的人仍很多，不但成绩好的穷学生争着考，即使经济条件好的也是要考师大的。
师范教育就世界教育史讲，是一项特殊教育，说的简单些，就是为了培养各级师资，因而才兴办各种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最早历史，可以上溯到“京师大学堂师范班”，那是光绪二十八年（一九O二）的事。一年之后，即一九O三年，张之洞等厘订学堂章程，“师范班”按制脱离京师大学堂，设置“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辛亥之后，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高师”，有国文、史地、英语、数理、理化、博物六个学部。当时中学四年，大学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共六年。高师修业四年，毕业后只能教中学。高师另设研究科，如再入研究科两年，也就等于大学本科毕业了。其研究科先设教育、数学、化学，后来“学部”改称“学系”，各系均有六年制，体制日渐充实。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是一九三二年秋季，中学学制由“四、二”制改为“三、三”制而后改变的。中学“四、二”制是日本式的，即中学四年，高等二年。“三、三”制是美国式的，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我国旧制高等都归入大学预科，中学改为“三、三”制，大学取消预科，“高师”也改为学制四年的大学本科。称作“北京师范大学”，也就名正言顺了。
首任校长是湖南湘阴人范源濂氏，字静生。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是早期著名教育家，在美国考察后回来接任。亦因经费问题困难而辞职。后来福建人邓萃英氏也曾担任过一个时期校长。一进校门左手有罗马式廊柱的图书馆，就是邓萃英氏长校时修建的。其间易培基也担任过一届校长。
文化古城时期北平师范大学校址，一般说是在和平门外新华街右侧。这里其实在高师时期，还是很偏僻的。内城人要到这里来，必须出前门或出宣武门，由西河沿过来，再一转弯才能到。因为那时和平门还没有开，和平门是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段祺瑞时代开的。自此之后，师范大学门前四通八达，是通衙大道了。
校址最初建造，是在清代末年，这块空地，还是琉璃厂璃璃窑旧址，在康熙、乾隆年间，这一带面积广阔，所谓“东有五斗，西有方壶”，空地是很多的。后来琉璃厂、厂甸虽然成为著名的文化街，庙会区，但偏北面，空地仍很多，清末在这片空地东面盖了五城学堂，即后来的师大附中。在西面便盖了优级师范的校舍，直到一九五三年，北京师范大学尚未搬迁时，修建房屋开基取土时，还发现了不少琉璃砖瓦及磨制瓦浆之大古磨盘数座。但师大校址，在当时比起其他大学来，并不大，老实说来，还是有些“穷”相的。一进大门，北面传达室、南面警卫室，往前走，一个不大的广场，左首便是邓萃英（字芝园）作校长时建的图书馆，虽然有四根罗马式的柱子，但并不大，只不过是一个两层楼。既比不上清华八字形意大利大理石装修的图书馆，也比不上北大新建四个大阅览室的图书馆气派。藏书自然也是较少的，虽然离琉璃厂很近，而琉璃厂书铺的大学图书馆售书对象，则是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图书馆，师范大学是不大提起的。
穿过一进校门图书馆前的小广场，继续往西走，先是一排平房，中间穿堂门，再进去，是一个狭长条的大院子，四角有四座曲尺形的两层楼，是老式的十分高大、宽大的楼梯和走廊，这就是主要的教学楼了。教室、试验室都在这里。在这组建筑群的北面，偏东一组小灰砖楼及平房，是教学行政区，校长室、秘书、教务、庶务等处都在这里。正北平房院落，有小门进去，是女生宿舍。在西北隅，是饭厅、大厨房，饭厅南面、东面都有门，南面正门进去，迎面墙上挂一大红木镜框，里面是碗口大的正楷写着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句子：“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等句子。据一位京师大学堂师范班优级师范首届毕业生回忆：伙食早餐粥和面食，午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提调舍监、事务科长、高级职员和学生一道吃，坐在主座，合乎古语的“大烹养士”的礼仪。文化古城时期，师大伙食基本仍然如此，每桌八人，但是四菜一汤，每周有两天菜特别丰盛，烧牛肉、炖肉、四喜丸子之类，平时则是肉丝、肉片类的荤菜。虽然够吃，并不富裕。八人一桌，座位也较挤，北大、清华一般都是六人一桌。因浑名“吃饭”大学，不免说到食堂，就把伙食多说两句。
中心教学楼的南面，西南一隅，有琴房、体育系，还有一个挂名的风雨操场，十分简陋，只是一个洋铁顶的仓库而已，不但无法与清华、燕京有打蜡地板的体育馆比，连教会中学汇文的风雨操场也比不上，倒真是符合“穷”的身份。师大有体育系，这个简陋的风雨操场，不但要供体育系同学鞍马、单、双杠等术科锻炼之用，而且还派大礼堂的用场。《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记云：“午后往师范大学讲演。”这次讲演就是在这个简陋的风雨操场中举行的，临时因人多，容纳不下，搬到外面操场上露天举行。不少有关文献中，都印有这次讲演的照片，虽经一再翻版，但仍清晰可见，听众人虽多些，但也并不是多的不得了，但那个风雨操场便容纳不了，也可见其不但简陋，而且很小了。其实外面操场也并不大，不够标准场地（即四周四百米跑道，中间一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操场东面，有几排平房，自成院落，那是体育系、音乐系、工艺系、地理系等学系男同学宿舍。在文化古城时期，师范大学在图书馆南面，临新华街，盖了一个学生宿舍楼，大房顶、青砖青瓦、三层、“丁”字形，是比较新式的，同清华的宿舍差不多，取名“丁字楼”，有胡适题的匾，本色木纹，字填洋绿，十分古雅，和那青砖楼房十分协调。每室四人，有铁皮床、壁橱、纱窗、水汀，冬天十分舒服，但是夏天就苦了，那壁橱缝中全是臭虫，一点办法也没有，害得人整夜不能入睡。
文化古城时期的师范大学，校址建筑仅此而已，和北大、清华、燕京等等，是无法比拟的。在高师时期，还有一个“女高师”，在石驸马大街。在一九三一年和“男高师”合并。所以在文化古城时期，就只有一个“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了。当时是三个学院：文学院，国文系、英文系、历史系；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理系；教育学院，教育系、体育系、音乐系、工艺系。共三学院、十一学系。符合当时大学制度的规定。
师范大学的教授阵容，相对说，没有清华、北大名人多，阵容强，但毕竟是国立大学，历史悠久，也相当可观。最早在优级师范时期，请过不少日本教师，后来当教育总长、师大校长的范源濂，当时是日本教师的助教、翻译。范氏是清末长沙时务学堂学生，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创设法政、师范诸科速成班，还带湖南女学生十二人留学东京，是最早的日本女留学生。范氏后来对师范教育影响甚大。在他任师大校长时，师大已有不少名教授，到了文化古城时期，有些早已离开师大，甚至离开北平，但也还有不少知名之士，如国文系的钱玄同、高阆仙、黎锦熙，历史系的李泰棻、王桐龄，物理系的文元模，音乐系的柯政和等位，都是很有名的专家。只是其中个别的后来做了汉奸，但这是后话，在文化古城时期，还只是名教授耳。
文化古城时期师大，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是李蒸。一九二八年北伐之后，李石曾想把持北平大学教育，组成北平大学区，但不到一年，北京大学便脱离了这组织，北平大学区便废止消失了。师范大学也恢复原来名称，独立成一大学，名义上由李石曾任校长，由李蒸代理。李石曾，国民党元老，河北高阳人，在法国多年，代表教育界北方势力。李蒸，河北滦县人，留法归来，年青有为，很得李石曾赏识，便代李石曾为实质上的师大校长。与南京上层关系，自然还靠李石曾力量。但在“九一八”之后，朱家骅任南京教育部长，师大学生呼吁抗日，掀起学潮，朱便下令停止招生，想停办师大。这样李蒸到南京，作政治活动，参加核心组织，负责回北平“整理师大校风”，这样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就完全由李蒸负责。李蒸担任校长，直到“七七”事变。李蒸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是北平三青团负责人，解放时，他是南京和谈代表之一。
文化古城时期的师范大学，为当时各地中学培养了大量教师，英文、国文、数学、理化、生物，以及音乐、体育、图画各方面都有。师范大学在毕业时，除去写论文之外，还要经过两个多月的试教，试教的地方，就是本校所属男、女附中、附小，都是北平教学质量最好的学校。师大毕业生在教育界的力量是很大的，不少著名中学，所有高、初中教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师大毕业生。毕业生首先要服务于教育界，这一要求，也是师范大学的规定。“饭”毕竟不是白吃的，有权利，也有义务，这本来也是公平合理的。
师范大学离著名的古老文化街极近，出校门往南走不上几十步，就是厂甸、琉璃厂，本来可以受到很好的影响，不过在文化古城时期，大学中也往往是新的影响大，古老的影响小，师范大学未能涌现出版本、目录、文物鉴赏、书画等名家，细想起来，也十分辜负这近水楼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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