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音喇叭

         高音喇叭，那是四十年前的事物。

那时候，刚刚上小学，每天早上不要大人喊，扩音器大喇叭嘹亮的东方红老早就把你叫醒。

        高音喇叭，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是一个抹不掉的一段记忆，那是我们灵魂深处的不能忘却的一段历史。

         每个村里的村边，或村头，或村子前面的山坡制高点，都有一个高音喇叭。或绑在树梢，或绑在一根水泥杆上。

        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响起东方红歌曲，山坡、河流、农田，没有哪一个地方不荡漾着欢快的歌声，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到了80年代初开始有了“小媳妇回娘家”这样欢快的歌曲，我们也学着“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多么地让人快乐，然后开始播报新闻，八点半结束。中午十点开始，又从东方红歌曲开始，十二点结束。

         那时没有钟和手表，只要音乐一起，村民就会知道，哦，到上工时间了。再一响，哦，该放工了。该干嘛了，根据高音喇叭响和结束来判断。他既可以让农村的人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又能让他们准确把握时间。

        特别是中午说书时间，万人空村，农民们利用中午吃饭功夫，全部坐在门口树荫下，听说书。有听高音喇叭的，有听屋檐下小广播的，有极少数人听收音机的。

         其实，那时家家户户，每家都有一个小广播，挂着门头上，也有挂在屋檐下的。有的是一个镂空的小木盒子、有的是光光的一个小喇叭吊在墙上。

         然而，高音喇叭的作用却让人难以忘怀。如果大队部有事，大队书记就会在广播喇叭里说一下。

          找人，大队干部就会在大喇叭里，随意地喂喂喂，请猫娃注意了，马上来大队部一下。连说几遍，基本上就能把通知传到了。

         有时候有重要的事情要布置，大队书记就会在大喇叭里，很庄严地宣布一下：喂喂喂，各位社员同志们，根据上级指示，近日稻飞虱灾害严重，必须在几号到几号要治虫。重要事情讲三遍，有称呼，有帽子。不会随随便便的用猫娃或三呆子称呼谁，一定用白马普通话，一定喊某某某大名。这是规矩。

         播音这个事，很严肃，不是你想说就说的。播音室那个地方也不是你想进就进的，那是党的喉舌，是传达党中央声音的地方，也是权力的象征。

         我有幸进去了一回播音室。那里面脏兮兮的，到处是灰尘，与我想象的庄重完全不一样。一个方盒子，好像是扩音器，一只话筒，用红绸子包着。因为进去的人少，也没有人打扫，话筒就放在一张课桌上。一张破椅子，便于有时候坐在那里读稿子。这让我很失望。

         能够在那里说几句，不是一般的人，只有老和尚这样的大队书记才有这样的权力。

       高音喇叭，每当天黑回家，只要看到门口高高的喇叭就会心安。在山上放牛，只要喇叭在响，我都会放心地在牛背上陪着牛吃草。

         直到90年代初，这个高音喇叭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父母经常说没有广播喇叭真不习惯，后来有了收音机，也买得起收音机。大家才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收音机上来。听刘兰芳说杨家将，听王刚说夜幕下的哈尔滨。

         高音喇叭不在了，但一代人的记记还在。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精神粮食与现在丰富的教育形式一样一样的重要和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