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帅评《司马懿传》｜在大历史下关照人物
《司马懿传》，朱子彦著，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618页，66.00元
魏晋之际的历史进程，波澜壮阔而又风云诡谲。汉魏禅代、士族崛起、正始清谈、高平陵之变，在短时期内接连发生的诸多事件，不仅情节曲折离奇、耐人寻味，更深刻影响了此后数世纪的政治制度传统与社会文化面貌，故而历来受到海内外史家的关注。何兹全、王仲荦、唐长孺都曾指出魏晋与秦汉时代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也将该时期视为中国社会由“古代”转向“中世”的关键节点。而在《三国演义》的加持下，这一时期形形色色的历史与人物，更是大众耳熟能详、经久不衰的话题。
在魏晋之际的历史舞台上，司马懿无疑是绝对主角。作为曹丕的腹心之臣，他参与汉魏禅代，并在曹丕死后辅佐魏明帝曹叡，灭孟达、拒诸葛、平辽东，立下不世之功。齐王曹芳时代，他又一手策划高平陵之变，成为西晋王朝事实上的开创者。然而，对这一重要历史人物，学界虽不乏探讨，但一直缺乏较为翔实的成果。管见所及，司马懿的个人传记，此前仅有方北辰：《司马懿——谁结束了三国？》
、塚木青史：《仲達》（角川书店，2009年）。但前者篇幅不大，内容简略，后者更接近于文学创作。此外，华盛顿大学博士生安东尼·布鲁斯·费尔班克（Anthony Bruce Fairbank）曾以司马懿为课题撰写过学位论文
，于1994年提交申请学位，可惜也最终未能出版。在此背景下，新近问世的朱子彦先生所著《司马懿传》也由此引人关注。
朱子彦先生为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长期就魏晋史展开研究，先后发表《曹魏政权内两大政治集团的产生与党争》《曹魏代汉后的正统化运作——兼论汉魏禅代对蜀汉立国和三分归晋的影响》《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等相关论著数十篇，成果丰富。而《司马懿传》正是凝结了作者多年来魏晋史研究心得的集结之作。此外，作者在明代政治史、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禅让制度、朋党问题等领域也颇有建树。多元化的研究视野，也使得作者能够超越断代史的框架，以更为宏阔的视野对司马懿这一历史人物展开审视与评判。
《司马懿传》于2020年6月出版，为人民出版社“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之一种。在人民出版社多年的深耕下，该书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出版各类著作数十种，其中不乏《隋文帝传》（韩昇著）、《唐宪宗传》（李天石著）、《万历传》（樊树志著）等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受到广泛关注。此次刊行的《司马懿传》，全书近五十万字，由绪言、正文十四章、附录两章及跋语所构成，线索清晰、关照全面。在纲领性的绪言部分，作者通过充分梳理古今诸多论说，开宗明义地指出，儒家式的伦理道德不应成为评价政治人物的主要标准，并将司马懿总结为“卡里玛斯”式——即兼具专断与权谋的政治人物，对其继承曹操的统一事业、推动历史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本书的基调也由之奠定。此后十四章正文，作者则以时间为线索，结合魏晋时代的大背景，生动描绘了司马懿一生的经历与活动。以下，以章节先后顺序为线索，对本书内容试加评介。
史书所载司马懿步入官界、成为曹操幕僚的过程颇有曲折：建安六年（或元年），司马懿托言“风痹”，拒绝了曹操的首次召辟。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再次召辟，司马懿方才不得已而应召。那么，司马懿的原生家庭是怎样的？为何曹操对其青睐有加，两度召辟？对于两次召辟，他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又何在？第一章《姓氏、家世、交游圈与门风》、第二章《拒辟与“狼顾相”考辨》，作者从河内司马氏的家世渊源出发，结合汉末的社会特征、曹魏内部的政治分野，将相关背景娓娓道来。尤其是关于司马懿入仕曹操幕府的契机，福原启郎
、仇鹿鸣
都曾论及荀彧举荐司马懿一事，但未深入论及具体缘由。作者则敏锐注意到，司马懿的祖父司马㑺曾任颍川太守，并且是其“仕途中最重要的官职”
。众所周知，在东汉时期，以察举制度为媒介，郡太守往往能够与当地豪族形成紧密的政治社会纽带。而在曹魏政权建立过程中，以荀彧、陈群、钟繇为代表的代表颍川系士人恰恰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伏膺儒教、热衷品评，则是其文化面貌的主要特征。如此，书中所述河内司马氏由武入文的“诸生”家风、司马懿与颍川名士胡昭的早期交往、其家族与颍川荀、陈、钟氏所结成的“通家之好”，也就藉由司马㑺的相关史实得以有机串联起来，令人茅塞顿开。此外，对于人所熟知的司马懿“狼顾相”，作者另辟蹊径，从汉代的谣言、谶纬传统出发，揭示出其政治神话的本质，并指出该神话在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上的错位。
自建安十三年入仕曹操幕府，至黄初七年（226）曹丕去世，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司马懿的官职由最初的文学掾、太子中庶子，到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再到侍中、尚书右仆射，仕途一帆风顺，与曹魏高层政治关系密切。不过，传世文献对于这一时期司马懿的具体活动，记载却相当零碎、简略。本书的第三章《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第四章《每与大谋，辄有奇策》、第五章《汉魏禅代与东宫旧臣的输诚劝进》、第六章《辅政大臣是怎样炼成的》，作者通过爬梳各类材料，通过考证司马懿在曹操立嗣、汉魏禅让、曹丕南征等重大事件中的行迹，不仅清晰揭示了其一以贯之地拥护曹魏代汉的政治立场，同时生动勾画出司马懿善于揣摩上意、世故圆滑的形象。如此，也就能够反之解释为何史书对于司马懿在该时期活动的记载颇有讳莫如深之感：毕竟曹魏幕僚以汉臣的身份行禅代之事，在当时本就受到舆论非议。更不用说曹丕去世仅二十余年后，司马懿又篡夺曹魏政权，由国之栋梁摇身一变为独断权臣。角色转换之迅速，不能不令当时的士人君子咋舌。另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五章中，作者依托多年的研究积累，通过阐述相关概念、功能与礼仪，点出禅代作为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权力更迭重要范式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由此超越传统的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以为理性、辩证思维地认识禅让制度。这也正与作者在《绪言》中所主张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形成了呼应。
曹丕之后的魏明帝曹叡，在位十三年。如福原启郎在《晋武帝司马炎》中所言，正是在此时期，司马懿的政治生涯得以“飞跃”。这种“飞跃”，不仅表现在他成为曹丕临终托孤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与陈群一同总领文官集团。更表现在其身份由宫廷内臣转为执掌兵权的统帅，并立下赫赫武功，奠定了横跨政界、军界的巨大威望。对此，作者自然不吝笔墨，在第七章《克日擒孟达》、第八章《制定伐吴新战略》、第九章《双雄斗智的历史活剧》、十一章《军旅生涯的得以之笔：平定辽东》中，依托军事历史地理考证，细致叙述了司马懿灭孟达、拒诸葛、平辽东等经典战役的来龙去脉，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对于其中一些聚讼之所，作者则以更为立体的视野重加论析。例如，对于司马懿平定辽东后筑京观、杀戮万余人的行为，长期存在两种评价：一种认为太过残虐，一种则认为是必要的政治手段。对此问题，作者是通过长时段地考察战国秦汉以来京观、屠城的相关史实，指出由于经济凋敝、人口衰减，这类战争行为在三国后期已不多见，由此回归到当时的情境中再对司马懿的行为展开批判，就更为切近历史的真实。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也会反作用于政治。那么，司马懿为何能够在魏明帝时期频频出相入将？其不断积累的战功又会给曹魏政治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本书第九章，作者已敏锐察觉到魏明帝曹叡起用司马懿掌兵，实际了打破曹氏、夏侯氏垄断军权的祖宗之法，映射出曹魏宗室日渐衰微的政治结构变动。而第十章《开府治事与转任太尉》，则通过相关人物事迹的细密考证，一方面清晰揭示出司马懿利用开府征辟在政界、军界构建起的权势网络及其与魏晋禅代的密切联系，并注意到司马懿虽然出于修习儒学的“诸生”之家，但在用人上反而与曹操高度相似，重事功而不重虚名，描画出司马懿更为多面、立体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对于魏明帝与司马懿在君臣和睦的表象下相互提防的复杂关系，曹植、高堂隆等宗室、大臣对司马懿政治势力不断坐大的警觉，作者也一一作了交代。
经过以上铺垫，第十二章《再任辅臣：与曹爽的政治博弈》、第十三章《高平陵之变》、第十四章《暮年的余威：平定淮南初叛》对于魏明帝托孤、司马懿与曹爽的政治斗争、高平陵之变、王凌起兵淮南等历史事件的叙述，也就显得充实而有张力。同时，对于高平陵事变中长期存在一些的争议性问题——曹爽的失败是否在于其一念之差？如果采用桓范的建议，携皇帝逃奔许昌，举兵对抗，是否存在翻盘的可能？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书中指出，在司马懿控制洛阳城、挟持郭太后的情况下，曹爽在政治上已不占有绝对优势。更关键的一点是，在曹魏质任制度下，曹爽麾下将士家眷皆在洛阳城中，军心已然瓦解。而洛阳至许昌，距离并不算近。因此，即便曹爽试图赴许昌举兵，也很难确保安全抵达。选择投降固然有曹爽性格怯懦的因素在内，但也是基于当时情势的无奈之举。作者敏锐观察到此前数次劝谏、政治头脑相对清醒曹羲在桓范计策时默然不语，正说明了曹爽阵营内部抵抗意志的缺乏。这样，曹爽在高平陵之变中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这一在通览全局与细微考证之上形成的结论，也就更令人信服。
嘉平三年（251）八月，司马懿去世。由他开启的魏晋禅代，为司马师所接续，成型于司马昭。因此，作为对正文内容的补充，作者又增加了两篇附录《司马师在魏晋禅代中的功业》《魏晋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昭》，依次叙述了司马师、司马昭掌权期间平定淮南二叛、三叛、灭亡蜀汉、弑杀曹髦等重大事件。至此，魏晋之际纷繁复杂的历史绘卷，也在作者的细致生动地描摹下，得以清晰呈现。
二十世纪以来，海内外学界在魏晋之际历史的研究上不断耕耘，积累蔚为丰富。得益于持续性的理论创新与反思、精细化的史料开掘与批判、日趋丰富的出土资料，时至今日，魏晋史、尤其是魏晋政治史研究仍极具活力，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在以论文发表为主要写作方式的现代学术体系下，宏观而连续的史实叙述与微观且细致的深度描摹，往往很难两全。如何在有效利用各类新旧资料的基础上，将规模庞杂、角度繁多的既往研究整合为面貌完整、兼具深度与细节的历史图景。不仅是目前有待推进的学术课题，也是专业史学对话大众、启发民智的重要途径。
《司马懿传》在学术研究与社科普及两个维度上的价值由此而凸显。尽管以司马懿为中心主题，但综观全书，作者对于魏晋之际大历史背景的整体把握，令人印象深刻。如作者在跋语中所言：“写司马懿并非是写他一个人的传记，而是论述一个时代。”
循此理路，书中笔触所及，也就不局限于司马懿的个人经历。地域豪族及其社交网络、谶纬童谣背后的政治隐喻，禅代政治的本质与功能、汉魏官制的变迁与运作过程、三国军事地理的考证等等，形形色色有助于理解魏晋之际历史特征的纷繁事相，被一一纳入作者叙述的宏阔图景之中。在此整体性的视野下，作者对司马懿的种种叙述与评判，不仅有细致入微的观察，也更多了一层俯瞰的意味，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这一特色的背后，是作者对史料、学术史的有机融汇。就史料而言，表现为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的综合利用。从学术史的层面来看，无论是陈寅恪、周一良、川胜义雄等名家经典，还是叶适、王夫之、卢弼等传统史论，亦或仇鹿鸣、津田资久等新近研究，书中均有所吸收，将之穿插于各章行文之间。当然，作者多年来就魏晋之际的三国格局、军事地理、典章制度、禅代政治乃至于司马懿、司马昭直接相关的诸多成果，在内容中也有不时有所呈现。如此，本书对于新旧史料、既有研究的整合也就蕴含着作者对于魏晋历史的个人洞见，别具一格。
浓厚的史学研究底色，却并不意味着《司马懿传》晦涩艰深。无论是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还是对于一般社会大众而言，《司马懿传》的阅读体验都相当友好。这种友好，一方面体现在作者流畅的文笔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清晰完善的叙事结构以及职官、地理、经济、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的细致铺垫中。此外，对于长期以来人们津津乐道而又难以定论的通俗性话题——例如所谓“狼顾相”该怎样理解、司马懿与诸葛亮孰优孰劣、“空城计”的真实性如何、在高平陵之变中曹爽是否可能逆转等等，作者不仅没有刻意回避，而是积极参与其中，给出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是否完全正确，或可再论。但其中所展现的史学思辨方法，对于一般读者破除成见，以更为全面、客观的角度看待魏晋之际的历史进程，无疑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可以说，本书在学术性与可读性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当然，书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有待改进、完善之处。就个人而言，通读全书后所感受到的最大遗憾，莫过于结语的缺乏。实际上，作者也意识到，司马懿的离世并不代表内容的完结。斯人已逝，但司马氏篡魏的政治进程却方兴未艾，因而在正文后以附录的形式叙述了司马师、司马昭的相关事迹，这自然很有必要。但读者更期待看到的，是对司马懿本人、对其所处时代更为宏观、抽象的总结与升华。怎样评价司马懿一生的功过是非？魏晋之际的历史进程，又具有怎样的时代性特征及意义？尽管这些问题在正文中已有所触及，但若能够再次集中展开，作为有力收尾，无疑能够使本书的篇章架构与思想深度更上一层台阶。
此外，若干具体史实与校勘细节也值得注意，在此兹举数例：（1）书中在计算司马懿征辽东所需军粮时据《三国志·管宁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认为“古时每人一日耗粮约5升”
。考虑到管宁作为士人食量较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涉及的西南地区因纬度较低，自然产出的副食相对丰富。辽东为苦寒之地，士卒每日的体力消耗又较多，五升的每日口粮数可能有些偏低。例如杨联陞
曾综合居延汉简及相关传世文献指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成年男性尤其士卒的口粮为每日粟六七升。因此，究竟是按每日五升还是每日六七升计算士兵口粮（杨联陞的数据为每日六点六升），恐怕还需斟酌；（2）在论及川胜义雄的“东汉乡论重层结构”理论时
页码为第752-754页，核原书，当为45-47页；（3）书中对于海外研究的引注方式未能统一，如书中第349页、350页分别引用了日本学者津田资久的两篇论文，但前一篇标题、刊物名称均转译为中文，而后一篇则仍以日文写出。
以人物为中心记录历史，关注人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不过，随着二十世纪结构主义、年鉴学派、总体史、计量史等流派的兴起，研究者更加注重从气候、地理、经济数据等客观视角探寻社会发展的深层规律。由此带来的历史叙述特征，便是“人的消失”
。在批判传统思潮与西风东渐的双重影响下，现代中国史学也循此风向，长期聚焦于文明起源、古史分期、阶级斗争等宏大命题，人物研究淡出主流。即便是在研究日益碎片化、个案化的今天，史学研究者对人物的关心也常见地集中于政治、社会身份（如阶层、郡望、门第、官职、婚配等）的剥离分析，而非他们真切经历过的历史与生命历程。
但历史的主体毕竟是人，当史学研究超越宏大叙事，当历史学者承担起更多的社会文化责任，“人的回归”也就成为必然。当然，这种回归并非帝制时代“王侯将相书”的再现，也不是历史叙述的“演义”化、庸俗化，而是在史料辨析与学术范式下，以人物为中心，重绘更具细节感与生命力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对“无人的历史”展开反思，书写人物、重新关注人与历史的关系，日渐成为海内外历史学者的共识。朱子彦先生的《司马懿传》，正可以视为一次实践。
最后想特别提及的是，据书末跋语可知，在两年多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同各种病魔不断进行着顽强斗争，乃至于本书最终也是在作者手术前一天于病榻上完成的。在中华民族不畏艰难、抗击新冠疫情初现曙光的今天，本书的出版无疑又具有了别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