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步入中医之门，是从40多年之前读《伤寒...
我步入中医之门，是从40多年之前读《伤寒论》开始的。我的启蒙老师—伯父彭崇让教授强调：中医的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方剂是核心，而经方，则代表了方剂学的最高成就。在从师学习中医的初期，伯父就给我选定了“读《伤寒》、重经方、用时方、走方证对应之路”的成才模式。在漫长的医学生涯中，我学习和积累了200多首经方和2000余首时方，包括历代名医名方和民间单方、验方，逐一在自己的临床中验证，一旦有效，则收纳囊中，为己所用.本书中的医案，大量运用了经方、时方；经方与时方合用、并用的案例，比比皆是，不拘一格，一概以疗效为目的。近年来，我又进一步认识到：方证对应，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虽然是中医区别于西医最重要的临床思维方法，但只有方进一步与病机对应，才能够大大拓展经方、时方的运用范畴，而不至于刻舟求剑，作茧自缚，这也是继承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故书中方与病机对应的案例不在少数，我用乌梅丸合白头翁汤治疗慢性妇科炎症就是其中一例。
我按照伯父选定的这种成才模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医学历程，并将自己的理论思考和临床所得进行了两次系统总结。诚如《伤寒论·序》所云：“虽不能尽愈其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回想起清代经方大家陈念祖先生写的《医学实在易》，深感其言不虚。我把这种学习方法教给了先后跟我坐堂的众多学生，他们跟诊不久，即豁然开朗，感觉找到了跨入中医临床的门径、我曾经多次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办的全国优秀中医人才班、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院进行过题为“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的演讲，现身说法，影响颇大.然而，回首中医的现代高等教育，几十年来始终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令人心寒，学校一味给学生灌输大量中西医知识，学生们反而歧路亡羊，不知道选择哪一条路才能够迅速成才，学会看病。“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要突破中医教育的瓶颈，其实在于传授好中医临床的方法论.-《铁杆中医彭坚汤方实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