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任氏家族及其墓葬出土瓷器(组图)|白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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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人任仁发是元代名画家和水利专家，闻名天下，他曾经奉皇命进宫画“渥洼天马图”，“宠贲甚厚”。然而，任仁发墓早年就被盗，家族其他墓葬亦遭受不止一次的盗挖，大量名贵的物品早已不存。所幸的是，任明墓中的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尚能完整无损，与家族墓出土的其他元代卵白釉瓷器和少量漆器、金银器、砚台共同见证任氏家族的兴衰历史。
陆明华
关于元代任氏家族相关资料
1982年，《文物》杂志发表了《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是有关元代任氏家族墓出土文物的首篇报道与研究，人们第一次较系统地了解到这一考古发现的基本情况，此文的发表，填补了上海青浦任氏墓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任氏墓的相关情况，以往仅受到文物圈内专家学者的关注，外界很少了解，即便有所了解，注意力也主要集中在任仁发身上，因为他在整个家族中知名度最高。不少人以为任氏墓出土的有关实物，也应该以他为主。但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人们得以了解这个堪称官宦世家的家族墓群及其陪葬情况。
根据出土记录，任氏家族墓的确切地点在现青浦区重固镇高家台。共出土有六块墓志、三块墓碑，有任仁发，其子任贤能、任贤德，孙媳钦察台守贞，其弟任仲夫之子任良佑、任明。
任仁发是元代名画家和水利专家，闻名天下，有关他的情况，历史文献记载甚多，以明正德《松江府志》较为完整：
“任仁发，字子明，号月山道人，世居青龙，年十八中乡试。元兵南下，平章游公见而器之，委招安海岛，引为青龙水陆巡警官，累迁，都水监府境开江置闸，凡水议皆仁发主之。大都通惠河杨隐闸奔覆、会通河浅涉、汴梁黄河侵归德府、杭之盐官海塘崩陷，仁发皆尝治之，具有绩效。任守宰祀之。尤擅绘事，尝奉旨入内画渥洼天马图，宠贲甚厚。后以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致仕。所著水利书十卷行于世。子三贤材，考城令贤能、泾令贤佐、南陵令。今人称画马，曰：任水监盖以艺掩其能云。”
他曾经奉皇命进宫画“渥洼天马图”，因而“宠贲甚厚”，这似乎成了这位松江人声名卓著的主要原因， 当然，地方志纂修者认为，水利专家被他的名画家身份所掩盖。
任仁发墓志的出土，使人们更加了解其生平，可与方志互补。当然，墓志的叙述就事论事，有时更为简略，如墓志记述任仁发有二子，相关情况详述不多。地方志则说他有“子三贤材，考城令贤能、泾令贤佐、南陵令”，三子皆成才，为朝廷命官。
其子任贤能墓志，除记录其先祖姓名职官等内容外，还特意记其“大德皇庆间，入觐进画，赐金段旨酒”。此后一直入仕朝廷：“延祐初特除太常寺大乐署丞，转将仕郎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庙湾场盐司丞，升登仕郎淮安路盐城县主簿，又升承事郎秦家渡仓监支纳，除平江路嘉定州判官”。墓志载任贤能字子敏，元黄庚《月屋漫稿》，有“司丞赴北”以送别任子敏：“鞭影拖云入帝京，少年正好作功名，不辞驿骑三万程，白玉堂中挥翰墨，黄金台上被恩荣，何须折柳话别情。” 这里的子敏应即任贤能，碑文谓其赴大都向皇帝进画，实际上也可能是去任职太常寺大乐署丞。
任氏墓中的钦察台守贞墓，系任仁发之孙任士文之妻。任士文在文献中有载，“至正十四年三月六日，奉谕焕著检校王谦、照磨任士文……同游南山，诸公俾昧书于石屋洞，以识岁月摩崖。”其妻守贞生于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卒于至正十三年（1353），色目人，是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完者都拔都之曾孙女。
任氏家族墓出土有任明墓志，据墓志载任明“字彦古，号云山。后来过继于姑家，遂改姓于陈氏。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卒于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此记载可联想到《上海志》中记述的陈明，据记载，“陈勇任湖广等处泉货水监。陈明，字彦古，仕至中议大夫同知、赣州路总管府事，寻授嘉议大夫扬州路总管。致仕，赐爵颍川郡侯。”《松江府志》记录得更详细：“陈明，字彦古，上海人。湖广等处泉货少监，勇之子。仕至中议大夫同知、赣州路总管府事，请老授嘉议大夫扬州路总管。致仕。卒赠嘉兴路总管，赐爵颍川郡侯。”两文中提到的陈勇为陈明之父。据记载，“湖广等处泉货少监陈勇墓在青龙南”。
上引文献中的陈明应即是任氏墓志中的任明，墓志与文献记载吻合，过继于姑家，改姓于陈氏，均字彦古，两者不可能仅仅是巧合，应为同一人。我们之所以要深入了解其人其事，是因为任氏墓出土的南宋官窑瓷器，“根据调查材料，出土于任明墓中。”
任氏家族的名声在外，从历史文献情况看，人们对任氏的记载较多，对任氏墓地的记载也不少，当然，主要是关于任仁发的。
据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浙东宣慰副使任仁发墓在骆驼墩。”又曰：“骆驼墩又呼落弹墩，在簳山北，任仁发墓在焉。”明万历《青浦县志》也十分具体地指明：“浙东宣慰副使任仁发墓在骆驼墩四十五保四区凡七座。”还有一些文献，也有类似记录。
如此详细的记载，使任氏家族墓的详细下葬地点（或方位）长期暴露于世人视野中，历经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兵荒马乱几百载，墓群被扰乱、被盗挖的概率显然不会低。因此，除了任仁发墓早年就被盗、遗物散失外，其余墓葬亦恐难幸免，甚至遭受不止一次的盗挖，大量名贵的物品早已不存。
令人欣慰的是，任明墓中的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尚能完整无损。任氏墓群中，亦有不少元代卵白釉瓷器和少量漆器、金银器、砚台存在，这些物品，共同见证了任氏家族的兴衰历史。
墓葬出土瓷器的相关问题
任氏墓地出土的瓷器计有南宋官窑、景德镇青白瓷和卵白釉瓷，以及龙泉青瓷。其中，出土的南宋官窑、景德镇卵白釉瓷十分重要，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龙泉青瓷中也有较为精美之作。
1.任氏墓出土的宋官窑
任氏墓出土的瓷器，可以说是上海地区历年来瓷器考古的最重要发现。而其中的8件宋官窑瓷器，包括4件胆瓶、2件贯耳瓶和2件香炉，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珍品。
元代，常见瓶、炉组合，即香炉和瓶一对，组成三供，以后，则增加一对烛台组成五供。元代墓葬和窖藏发现的通常是三供，如江西萍乡市福田乡下石村窖藏出土青花香炉和花瓶一对，四川三台出土有青花香炉和花瓶、湖北武穴舒氏娘墓出土青花香炉和青白瓷双耳瓶一对，湖南常德出土香炉和花瓶。还有未经正式发表的安徽繁昌窖藏出土的蓝釉三供器也是如此。此类组合，当作为祭器与供器使用，相关墓葬及出土器物用途，学界研究较多，笔者也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任氏墓出土的8件官窑瓷器，初看似乎也是供器，但事实是否如此，仍然值得讨论，因为器物的数量不完全配套（这也有可能是盗掘的结果），同时，贯耳瓶在当时是文人休闲游戏时的“投壶”样式，多供游戏掷箭之用，未必是供瓶。
任氏墓的这8件瓷器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们被视作南宋官窑的产品。宋官窑瓷器的流传和收藏，历来都在宫廷系统中进行，即使朝代更迭，旧王朝的物品也多为新政权接管。只有特殊时期，才会出现外流现象，如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清宫文物被推翻的皇帝偷运出宫等等。因此，民间实际上很少发现这种器物的流通。正因为如此，任氏墓这8件官窑瓷器的出土，显得较为特别，甚至有些神秘。
当然，对这8件瓷器的认识上，不完全是统一的，这涉及南宋官窑的认定问题。
目前可以推定为南宋官窑的，有郊坛下与修内司官窑两处。郊坛下官窑，是一座没有争议的宫廷自置窑场，对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看法则稍有争议。1995年，杭州老虎洞村附近被暴雨冲刷，暴露出一处窑址，后经正式发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就是文献中的南宋修内司官窑，也有的同意是南宋官窑，但不是修内司官窑，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元代的窑场（续窑）。几年前，老虎洞窑出土刻有“修内司”文字的窑具—荡箍，虽然荡箍发现于元代地层，但测试者通过对30多片老虎洞窑瓷片标本进行测定后指出，“南宋时釉的配方为石灰釉配方，而元代层釉料配方发生改变，转变为石灰碱釉配方。” 测定结果“荡箍的釉为典型的石灰釉”，在对胎体分析中可见“荡箍残片的胎体成分都和南宋层的青瓷片聚在一起，而和元代瓷片相差较远，再次说明这件荡箍的确为南宋时代的产物”。荡箍的出现为确认修内司官窑增添了新证据，科学测试结论也重申了老虎洞窑是修内司官窑的确切性。目前，多数业内人士至少认同，老虎洞窑是南宋时期的官窑。
回到任氏墓出土的这8件作品，从其胎釉质地，及制作工艺观察，它们具有明显的南宋官窑风格特点。虽然无法肯定它们是由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烧造，还是老虎洞修内司官窑制作，但其官窑属性依然可以肯定。虽然这些器物是在元代的墓葬中被发现，但后世墓葬发现前朝物品还是十分正常的。所以其烧造年代仍可能属于南宋，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些器物属于元代烧造。由于在一座墓葬中发现了8件这样的器物，因此墓主人的情况显得颇为重要。这些器物来自任明墓，从前文考证的任明生平及其职官看，以任明的官衔和地位，拥有如此贵重的物品，是很合理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可能更有机会接触到上层乃至皇家贵胄，他们得到高档瓷器的可能性也比一般人更大。或许把这种高档瓷器作为陪葬品，是因为他生前喜爱这些物品，后人遵从其意愿放入墓中。
2.元代卵白釉瓷器
卵白釉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烧造的一个大宗产品，也是在宋元青白瓷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新颖制品。任氏墓出土卵白釉印花高足碗1件，折腰碗2件，鸡心碗2件，敞口碗2件，盘4件，戟耳瓶1件，三足炉1件，以及瓶座2件。
虽然最早的元代卵白釉瓷器，其烧造时间可能达到元早期，但元代晚期是其最流行的烧造时期。根据墓志，任氏墓群中，除了任仁发墓外，年份最早的是1338年的任良佑墓，因此，整个墓葬的年代已是元代晚期。因此任氏墓出土的卵白釉瓷器，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属于当代产品，烧成后不久便用于陪葬。
任氏墓出土瓷器中，最耀眼的就是那一件云龙纹暗花高足碗，这是一件十分精细的制品。以国内外卵白釉瓷器的发现情况看，似此高足碗这样精美的制品，还是较难找到的。除了云龙纹的精细和器物制作的工整细腻外，器内隐约可见两个对称的“枢府”字款，龙纹为五爪，显示这件器物非同一般，似乎与其他大多数卵白釉器不是同一档次产品。根据元典章的记载，这种五爪龙纹的器物，在当时是被控制使用的。
元代的卵白釉，又称“枢府”瓷，在这批器物中，有部分带“枢府”款，如2件折腰碗和4件盘，均在器物内壁印有“枢府”字款的。
“枢府窑”这一名词出现于何时，目前不得而知，成书于明洪武二十年的《格古窑论》使用的是“御土窑”这一词汇，此书的作者曹昭是松江人，任氏同乡，他在书中谈到：
“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薄（一作厚），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大足素者欠润。”
曹昭说的这种瓷器就是元代卵白釉瓷，后来被人们称为 “枢府窑”。“枢府窑”这一名词广为古玩圈乃至文物界人士所接受。建国以后若干年，人们又基本把这种白里闪青、略带失透的鸭蛋青色瓷器都称为“枢府釉瓷”。
枢府窑与枢府釉，其得名都与元代皇家的军事机构—枢密院密不可分。枢密院，通常简称为枢府。因为这类瓷器上常见“枢府”款，被认为是枢密院的定烧器，故而称为枢府瓷。过去，我们仅仅将此类瓷器定位在枢密院定烧上，现在看来是失之偏颇的。其他机构，如皇家祖宗影堂—太禧宗禋院，也定烧这样的器物，国内外收藏中可见“太禧”款卵白釉盘，据《元史》载,“太禧宗禋院，秩从一品。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諱忌日辰享礼典。”这类盘子，应当就是其定烧器。笔者曾查考过“太禧”款瓷器可能的烧造年代，在此不再赘述。另外，御史台也定烧这种卵白釉瓷器，1998年，扬州发现过青花款“宪台公用”卵白釉碗残片，按宪台即御史台，这说明，当时定烧这种瓷器的不止枢密院一家。当然，从目前国内外发现的元代卵白釉瓷器来看，烧造最多的还是枢密院，因为很多瓷器盘、碗内印有对称的“枢府”两字，可见当时庞大的军事机构枢密院确实定烧了大量卵白釉瓷器。
因为不同的机构都曾定烧这样的器皿，所以“枢府窑”一词似觉过于局限。现在，我们多将这种瓷器称为卵白釉瓷，学界基本已习惯卵白釉瓷这一名称。从一定意义上说，卵白釉瓷是宋元青白瓷与明代白瓷发展过程中的过渡产品。在色调上属于白色，但最初无法克服烧成上的缺憾，难以烧成纯白之色，因而成了这种特殊的失透状的鸭蛋青色。元代青白瓷的氧化钙含量为12%~13%，卵白釉则减少了5%~6%，这样的配比成功烧成了这种非青非白的卵白色釉。
需要说明的是，卵白釉瓷器还是有不同的质量区别，就是“枢府”款器，也在质量方面大不相同，前述任氏墓出土高足碗就属于十分精细的品种。在景德镇，卵白釉瓷器以往多在湖田一带发现，后来，出土这种瓷器的区域越来越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景德镇巿区落马桥（红星瓷厂）、珠山中渡口（珠山区政府基建工地）、曾家弄以及风景路等基建工地，都先后发现过枢府类型的白瓷和青花、红绿彩等瓷器，其中白瓷数量极大。1988年5月又在风景路（明御厂故址北端，即珠山南麓）发现包括卵白釉瓷、青花、蓝地白花、孔雀绿地青花、蓝地金彩以及孔雀绿地金彩等瓷器品种。
2013年，景德镇考古工作者在落马桥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宋元明清各朝代的瓷器标本，其中有不少制作十分精细的卵白釉瓷器。2013年11月，笔者前往景德镇观摩了出土的标本，细看之后，笔者认为，这次发现的卵白釉瓷器，堪称历年发现之最。希望卵白釉瓷器的相关问题，能够借此发现，得到进一步的研究。
任氏墓出土的卵白釉瓷器，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很好的实物资料。除了有“枢府”款的器物外，有些器物的风格颇具时代特点，带座瓶和香炉是元代卵白釉中最为典型的三供器物，两件器物均早已调拨给南京博物院，此次回归沪上展出，使展览增添了不同风格的任氏墓出土瓷器。无论是三足炉还是带座瓶，均属具有时代特色的产品。
3.元代龙泉窑瓷器
任氏墓中还出土有4件龙泉青瓷碗和1件贴花三足炉。
经历了两宋时代的烧造，元代的龙泉窑逐渐褪去精致细腻的制作特点，转向粗犷厚重的品格。这与绝大多数元代瓷器风格转变基本一致。任氏墓出土的龙泉窑青瓷就是这样的实用器。碗类的口径在15.1厘米至19.1厘米之间，是典型的实用器。从南京博物院借回的任氏墓出土青釉三足炉，高9.6厘米、口径13.5厘米、 底径12.1厘米，器身有印花花卉纹，制作质量较高。元代墓葬中，常见用这种三足炉陪葬，也是典型的三供器之一。
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的瓷器，出现于青浦任氏墓群中。这三种瓷器中，官窑瓷器的出现是无可类比的，它代表着一种上层社会甚至顶层的器用类别。由于它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现在依然难以推测其基本属性，墓主人或其家族如何得到这样贵重的物品，又为何要葬入墓中。因为就整个元代而言，现在发现的官窑瓷器仍然属于十分稀少，而且，已发现的器物也各不相同，有的地区发现的属于跟这类官窑瓷器近似而不相同的元代哥哥窑甚至哥哥洞窑产品（如安徽元代安庆窖藏出土物、甘肃元代汪世显墓出土物，还很可能包含明初南京汪兴祖墓出土物等）。真正可以纳入南宋官窑的器物较难见到。因此，任氏墓出土这几件官窑瓷器依然显得颇为神秘。卵白釉瓷器在各地考古发现中并不少见，但印有五爪龙的“枢府”款器不是普通官吏或文人都能得到的，因此同样能凸显任氏家族与皇家可能存在的某些关系。如任贤能墓志记述“大德皇庆间，入觐进画，赐金段旨酒”。就是与皇家有联系的证据，但当时是否受到瓷器方面的赏赐不得而知。而且，卵白釉的烧造高峰似乎还要更晚些。普通龙泉窑青瓷和其他粗制卵白釉器的存在，似乎又反映了当时任氏族人在器用方面的不同层次。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陶瓷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