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今天再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序言，一个很大的感触想分享给关注本公众号的诸位未来学者大佬：努力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锻炼身体，争取活得久一点。这样三十年后还能重新再版一下三十年前自己写的书，再整篇序言澄清一下自己的理论，和那些已经不幸早逝的对手继续battle。
此笔记是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的总结，在笔记第四部分，笔者结合芬利森在《哈贝马斯》一书第一章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评述进行了小结。
一、理论补充与修正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初版于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1990年时隔三十年后再版时，哈贝马斯为其撰写了一篇新版序言。在这篇序言里，哈贝马斯循着这部著作的框架结构，结合三十年来理论的发展与现实情境的变化，对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进行了梳理、补充论述与一定程度的修正。在这篇序言中，哈贝马斯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对其理论进行了这样一种“修补”工作：
第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和概念。在这一部分，哈贝马斯结合三十年来一些新的研究与理论对其原来的论述进行了补充；第二，从社会福利国家转型和大众传媒对交往结构的改变这两个角度讨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这一部分，哈贝马斯对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发展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对公共领域进一步的结构转型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第三，公共领域理论陈述的前景及其规范意义，其中哈贝马斯所关注的是本书的研究对于当前再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民主理论问题会作出怎样的贡献。在这一部分，哈贝马斯结合其阐发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商谈民主理论，对一种新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试图修正其原来的一些论述与结论。
在哈贝马斯作品完成之后的这三十年间，许多学者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一些学者对其著作的不足之处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有学者认为哈贝马斯在这部著作中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进行了过度的理想化的叙述，夸张了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的公共交往的合理层面。并且，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形成，同时形成了另一种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既相对立又相互影响的平民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忽略了这一公共领域的重要性，而其后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哈贝马斯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承认自己在三十年前的研究中，忽视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在这篇序言中，哈贝马斯对其他一些学者如汤普森、特洛斯、巴赫金等人关于平民文化的研究进行了评述，指出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资产阶级排挤机制对平民文化与平民公共领域进行分化和压制的同时，也唤起了无法抵消的对抗力量。这影响了此后西方持续不断的公民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具有父权特征的小家庭是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的核心，同时也是自我指涉的主体性所具有的新型心理经验的源泉。这就使得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身就带有着父权特征。与排挤没有财产平等权的男性不同，排挤女性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而在此后西方诸国轰轰烈烈、持续不断地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这种失衡的公共领域结构才得到不断地修正，女性和其他更多群体被纳入到政治公共领域当中。
在上述补充论述之后，哈贝马斯对其三十年前关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论述进行了三点修正——这主要是基于现实的发展进行的修正。第一，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兴起与发展带来了公共领域的深刻变化，私人领域的社会基础与公共领域的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大众民主自身的合法化过程也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发生了变化。第二，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公共领域自身在国家与社会一体化过程中发生了了结构转型，随着平等公民权普及，福利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基础很大程度上不再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在这一时期，私人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联合成公民公众。大众私人的自律地位在现时代依赖于社会福利国家的保证，民主福利国家的公民身份取代了私人财产所有权成为参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基础。第三，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众性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
二、理论框架的调整
在进行上述理论补充与修正的同时，哈贝马斯并没有放弃其研究主旨。在接下来，哈贝马斯根据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规范的自我理解，继续对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在这一分析中，哈贝马斯对其三十年前构建的理论框架进行了调整，但正如其在序言中所强调的，他既没有放弃他的研究主张，也未想过要彻底推翻自己的理论框架。他想要追问的依然是这一问题：在其所处的社会类型中，以组织为中介的公众如何通过组织，使公共交往的批判过程得以运作？并想要继续处理这一此前未能得到较好解释的问题：如果“不同利益无法消抹的多元性使人们怀疑，从多元性内部是否能够突出一种可作为公共舆论标准的普遍利益”，那么，人们就会质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否对当代民主理论有所贡献。
在这里，哈贝马斯认为，应当把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建筑得更深一些，这一基础理论便是其学术研究生涯中着力阐发的交往行为理论。在他看来，交往行为理论应当挖掘出日常交往实践本身蕴藏着的理性潜能。这样，交往行为理论同时也就为从事重建的社会科学铺平道路。社会科学明确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合理化的过程，并将它追溯到现代社会发轫之初。因此，人们就再也没有必要在各个时代特有的公共领域结构中去寻求规范潜能。哈贝马斯以此避免将其关于法治国家的论述奠基于可能会引来大量批判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之上，而将之奠基于更具阐释力的“交往行为理论”之上。
在此后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书中，哈贝马斯将《社会科学的逻辑》中引进的生活世界与确立界限的系统概念联系起来。《交往行为理论》中作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两层社会概念就是由此形成的。而这一社会概念最终对民主概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此，哈贝马斯将经济和国家机器视为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行为领域。这些领域再不能以民主的方式，也就是说，以一种政治整合的方式从内部加以改变，而同时不损害其整体特征和功能。
也就是说，在这里，哈贝马斯与传统左派分子的“革命”目标产生了分析，他提供的“解放”路径，目的不再是“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官僚统治体制，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哈贝马斯指出，这样我们就告别了实践哲学中异化和占有客观本质力量的观念。由此，合理化过程转向激进民主，其目标是，在社会整合的种种力量之间达成新的均衡，以求在面对金钱和行政权力这两种“暴力”时，使团结这一社会整合力量——“交往的生产力”得以贯彻，从而使以使用价值为转移的生活世界的要求得以满足。
哈贝马斯指出，他从涂尔干社会学理论中借鉴过来的“团结”一词也不会引发卢梭式的意愿形成的错误模式，后者明确了，在何种条件下，市民个人的经验意愿能够直接转化成为道德公民以共同利益为转移的理智意愿。卢梭将这一(毕竟是虚幻的)过高的德行期望建筑在“资产者”和“公民”角色分离的基础之上。角色分离使得经济独立和机会均等作为公民获得自律地位的前提。社会福利国家则否认角色会发生分离“在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中，这种关系倒转了过来:民主的意愿形成是促进社会平等的工具，这里的平等指的是，社会产品尽可能平均地分配给个人。论证的重心就由市民道德转变成民主意见和意愿形成的过程，后者力图澄清，合理的结论如何成为可能。
因此，“政治公共领域”作为交往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公民公众能够以商谈方式形成意见和意愿)的总体性，成为规范民主理论的基本概念。由于民主的商谈概念首先必须在规范理论的框架中加以解释和获得说服力，所以我们还得考虑，在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语境中，如何才能通过商谈形成意见和意愿，进而克服自我利益与共同利益、当事人与公民这两种角色之间的鸿沟。每一次辩论实践的交往前提都在于参与者消除和超越党派偏见与自身的特权。这两个前提必须得到实现这甚至应当成为辩论的成规。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推进法律程序的机制化，这些法律程序保障了交往前提的进一步实现，以进行公平协商和自由辩论。我们必须批判研究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中使公民和政治程序疏离开来的机制，从而补充商谈理论对法治国家机制的民主性质的理解。
商谈理论所期待的合理结论的基础是：机制化的政治意愿形成与畅通无阻的自发交往潮流紧密相连。后者的目的并不在于达成结论而在于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没有组织的公共领域。商谈并不具有统治功能。商谈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如果人民主权消解为操作过程，权力这一象征性的空间也就空空如也。
三、未竟的理论事业
在序言最后一节，哈贝马斯再次对政治公共领域进行了描述，他指出，其中至少有两个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其一为通过交往产生的合理权力，其二为操纵性的传媒力量，它创造大众忠诚、需求和顺从用来对抗体制命令。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把交往行为理论视为生活世界合理化的漫长趋势这二者之间构成了循环关系。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不仅需要法治国家机制的保障，它也倚赖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化模式的合拍，倚赖于习惯自由的民众的政治文化。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在其后期诸多著作中开始进行更多的论述。但是，总体上来看，他的世界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观点对其仍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探讨，特别是我们这些非西方文化体系下的求学者对此应进行更深入的思索。
在最后，哈贝马斯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受大众传媒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也就是说，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哈贝马斯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提供了适合的分析视角。关于新媒体对公共领域的影响，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社会呈现出更复杂的样态，这甚至是九十年代写作此篇序言的哈贝马斯也完全没有料想的。当时的哈贝马斯以及另一位社会学家布迪厄等学者都对电视媒体的兴起对于政治的影响表示担忧。今天，这种担忧恐怕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将会进一步加剧。
四、小结
关于哈贝马斯的研究方法：芬利森将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的研究方法称为“内在批判”的方法。与外部的批判相对而言，这种方法也可以被称作内部的批判。批判理论家认为，这是由黑格尔和马克思首创的方法。这一方法不是从超越于该方法之上的价值互批标准为基础来批评某个对象，如在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中，他指出，启蒙运动的理想——自由、团结、平等——是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应有之义，哈贝马斯的研究从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为何没有实践这些理想出发，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问题展开了内部批判。再比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的也是内部批判：资本主义承诺的自由与平等为什么是虚假的？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马克思由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进一步通过其政治经济学分析，阐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
关于哈贝马斯的理论预设：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视为民主政治理想的母体，视为道德价值观与认知价值观的基础，这些价值观能够培育并维持平等、自由、理性等民主精神。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不同，他总是把对个人自由的深度关切与民主制度的命运和民主政治的前景联系在一起。他更关注民主社会的具体制度结构，在他看来，批判理论与可行的“社会解放”路径意味着创造着真正的民主制度，这些制度有能力反抗资本主义和国家行政力量对生活世界的侵蚀。这些理论核心观点在哈贝马斯学术生涯中没有发生过根本变化。在这篇时隔三十年后撰写的序言我们也能看到，哈贝马斯不仅没有放弃其根本的理论主旨，而是以更系统更精细的论述再次强调了这一理论主旨。从这一点来看，哈贝马斯始终具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色彩，他对人与社会向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王国”的飞跃一直保持着乐观的信心，并对“自由”这一概念作了更趋向与“民主”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更为可见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