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资本主义与女性主义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如果不知道谁、从何、如何解放，那么源于对现状的不满和愤怒所产生的动力就会迷失方向。……宣称女性解放不需要理论的人，会被封闭在反智主义的牢笼之中。（第1、11页）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的立场是，先把阶级统治和性统治分别看作独立的变量，继而解析两者相互关系中所存在的历史固有形态。从这个立场出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固有压迫形态就是“父权制资本主义”。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尝试，不仅仅是对“父权制”的分析，而且是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二者相关性的分析。（第7、44页）
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之外有“自然”和“家庭”，市场只有依存这样的“外部”才得以存在，为了维持这些“外部”环境，我们就必须要付出成本。这些就是“市场”教给我们的。……市场及其“外部”是相互依存的，市场和家庭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在女性劳动的辩证关系之中，父权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认识给女性劳动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全面理论。……马克思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近代工业社会分离了“市场”和“家庭”，在这样的历史固有空间中，将这种分离连接在一起的关键一环就是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近代才诞生的概念，它不是超越历史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于家务劳动历史性的提问，成功地明确了近代社会中存在的对女性固有的压迫形态。（第7、21、24页）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父权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统治和压迫，更需要物质依据的“唯物主义分析”。因此，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因此它并非是女性摆脱被害妄想症、男性要进行思维转换这种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治。由此可知，若想反抗这种压迫，我们只能通过改变物质基础而获得解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解放理论的有效性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有关权力及其分配，即解析不平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既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想解析性统治的物质基础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第22、23页）
以爱之名的劳动：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做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做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美国社会学家芬奇和格罗夫斯明确地指出，所谓的女性专有领域的“关怀”、“照料”实际上是“以爱之名的劳动”。（第32页）
“父权制”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激进女权主义那里继承的重要概念。……废除父权制不是通过改变每一个男性的态度、扭转每一个男性的意识而达到的。而是通过只有改变现实的物质基础，即制度与权力结构才能达成。……男性有两套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父权制式的策略”。第一个是在雇佣劳动中排挤女性；第二个是与男性劳动相比，女性劳动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并将女性关在封闭的牢笼里。……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不仅有权力统治，还存着着赤裸裸的暴力。当“整合”家庭的不是爱而是专制的时候，女权主义者们正是因为指出家庭中存在统治和压迫这一现实，才被扣上“瓦解家庭”的罪名。……前现代式家庭是一种经营体，其共同体式的特点反倒相对最少。家庭的特点涵盖了共同体的要素——爱、融合、抚慰等等，这其实是在近代形成之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当家庭中制度式的要素减到最小值时，即所有这些要素被划分到家庭外的领域中。在这之后，家庭就只能是社会的残留形态，作为制度残留范畴的“共同体式的要素”才分配给了“家庭”领域，这样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也就是伴随着社会出现的——参照伊里奇的说法，可以说是社会所创造出的“阴影”——极其近代的概念，而非前近代的概念。（第45、47、48、50、52-53页）
再生产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生产机制自身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强制分离源于市场社会这一历史性条件。……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来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通过这一过程，为了培养适合父权制的下一代而动员女性自发的献身，这与父权制的成功息息相关。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第61、77页）
女性和孩子不只是父权制下共同的被害者，他们可以在父权制下由被害当事人转化为进行代理人战争的直接加害者。在父权制压迫下，另一方当事人是孩子。……从孩子角度而言，长时间依存和对统制的怨恨，加之今后长期的赡养父母的负担，已经成为了他们无法背负的重担。……当父权制放弃了性统治和世代间统治的时候，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他们才能品尝到你那种为人父母的内在报酬、互相分享见证养育儿女过程的喜悦滋味。（第88、89、90页）
避免与男性比敌对的冒牌的女权主义者女性，以及通过避免与女性对决而无视女权主义问题的反女权主义的男性，只有他们才天真的认为“男人和女人可以面对共同的敌人一起战斗”。如果不同男性对决、不改变男性，就无法实现“男女共生”。“对立时代”已经结束，想必这种话语只有“不想与男性为敌的女性”或者“谄媚男性的女性”才会支持吧。（第131页）
当下女权主义需要做的是，提出一种兼容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年龄歧视等其他各种关于歧视的理论，并构筑起一套关于性别压迫机制的多元化理论。与其批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将“市场和家庭的理论”二元化，不如应该将目光投向包含国家、人种等因素的更多元的理论。经济语言至多不过是进入近代之后的市场语言而已。与其试图用经济语言将一切事物进行一元化的描述，倒不如去探讨市场与市场外部问题——市场是如何被市场外部领域包围着的？而市场优势如何依存于市场外部领域的？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取代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经济方式”。……女性作为国民国家这一利益共同体的一员，作为阶级集团的一员，在如今国际化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她们既是受益者又是加害者。女权主义从发端之初便一直是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当下，女权主义的课题是如何对抗国别、阶级、种族、年龄等种种分裂，进而建构女权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第232、259页）
性别的异同问题其实可以按照一个简单的原则来处理：争取两性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但是承认并保持其他方面的差异。将性别问题上的立场区分为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在短期的策略层面上，强调男女两性的同一性，以争取现实生活之中两性的平等权利；在长期的战略层面上，消解男性与女性的性别身份，保留个人的差异，为丰富多彩的个性的实现创造充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