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扶贫干部”周忱：穷不是“绝症”，用心就能治

文 | 《那些年》悦悦

无论在什么时代，贫穷都不是无药可医的病症。但是，扶贫却绝非易事，因为这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精准找到“贫根”，需要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智慧，更需要持之以恒的耐力。所以，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都不是一般人。

在明朝，就有这样一位“扶贫干部”——周忱。他在江南主政22年，充分发挥自己卓越的理财能力，让江南这个曾经拖欠巨额税款的贫困之地重新恢复了繁荣和富庶。

周忱为什么能够“扶贫”成功呢？

接手“烂”摊子

提起江南地区，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富庶的鱼米之乡。然而，明初的江南却是另一番景象：经济日益凋敝，百姓深陷穷困。

事实上，当时江南经济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遗留问题。元末明初，江南地区战乱不断。朱元璋在打败了张士诚后，将其官员、子孙的土地，地主富户的田产都抄没入官，这些土地被称为“官田”。而且为了以示惩罚，明廷对江南世代征收重税。在这一带的重税区中，官员豪强对百姓的盘剥更是肆无忌惮，导致民生愈发困顿。

重税之下，江南地区的经济整体下滑，最后连税收都开始大量拖欠。史书记载，到宣德年间，仅苏州拖欠的税款累计已达约800万石。中央的财政税收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明宣宗眼看着江南经济积贫积困，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于是，他决定挑选得力人员前去好好整治一番。

这时，大学士杨荣等人向宣宗推荐了一位人选——周忱。

周忱在成祖时就已经入朝为官，之后在朝廷中沉浮了20余年。虽然身怀经世之才，但他一直都没能在朝廷中显山露水。在宣宗一朝，多亏了几位重臣的力荐，他的才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很快，他被宣宗任命为江南巡抚，负责总督江南财税。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忱确实是管理江南的不二人选。

首先，他擅长解决经济问题。一方面可以说他天赋异禀。据说，面对数以万计的钱谷，他一屈指便可计算清楚；另一方面，他还十分细心。比如，他会详细记下天气的阴晴风雨。于是，当有人谎报说某日江中遇到大风因而损失了米粮时，周忱很快就能判断出对方在撒谎，因为在他的记录中，当天江中无风。

其次，他深谙“扶贫”的方法。他擅长实地考察，常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外摸排情况，对地方的民情、环境都了如指掌；到江南后，他建立起了一个高效廉洁的团队，将苏州知府况钟、常州知府莫愚等大量人才收入其中，保证了政策的顺利实施；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一点巡抚的架子，十分体恤百姓，百姓也把他当成“知心人”，愿意和他分享疾苦、忧愁。

管理一个“欠费”的江南有多难？江南还能繁荣起来吗？对于这些问题，周忱用20多年的耕耘给出了答案。

找到“穷”的根源

周忱刚到江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到老百姓中，挨家挨户地询问情况。经过深入调研，他终于了解了拖欠税款的症结所在。

为什么穷？江南的农民最有发言权。

原来，农民不仅要正常缴纳政府规定的税粮，还有很多额外的负担：比如“耗米”（税粮在运输过程中形成的损耗，数额由地方官掌控），比如运送粮食产生的费用，甚至还有豪富大户因为不肯交纳“耗米”转嫁到农民身上的份额……杂七杂八的算下来，赋税就成了农民们不能忍受之重。

交不出税，农民为了逃避惩罚，只能选择背井离乡，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据记载，江南一些州县“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又导致土地得不到耕种。如此恶性循环，江南的欠税现象只能愈演愈烈。虽然，中央政府曾经在当地短暂地实行过免征或者少征税赋的政策，但这终归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收效几乎为零。

说到底，还是税制的问题。明确了这一点，周忱迅速采取措施：

他首先对税粮的数额做出了合理调整。比如，苏州的税额原本为280万石左右，周忱等人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和精密计算，将此地的田赋减去70多万石，其他各地也按照这个办法减征，从数额上减轻了负担。

其次，针对“耗米”引发的问题，周忱在宣德八年（1433），首次创立了“平米法”，对官田和民田一律加征耗米，数额按比例征收：征税重的加耗少，征税轻的加耗多。如此一来，官田和民田的税收负担不均、穷人和富人缴纳耗米不公平的状况得到了改善，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

改革总是会遇到阻碍。周忱曾向朝廷奏请将官田的赋税按民田征收，却遭到了朝廷中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还弹劾周忱是“变乱成法，沽名要誉”。所幸，周忱的改革得到了宣宗的大力支持，他的想法最后也得以付诸实践。

经历了赋税政策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江南百姓的生活终于触底反弹，渐渐有了起色。

改变“不合理”的收支细节

但是，周忱的目标并不止于此。他很快又把目光转向一系列的细小问题。

因为，看似零星的小漏洞，在合理管理之后也能省下意想不到的大钱。

第一，统一量器。之前，收税粮用的铁斛没有统一的规范，因此会有人趁机钻空子，利用“大斛入小斛出”做中间商赚差价。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周忱请求皇上敕令工部统一了铁斛的标准。

第二，节省管理费用。“粮长”负责征税，一般设有正副三人，是个“肥缺”。周忱大刀阔斧地改革了粮长制度：精简人员、简化工作程序，减少花在粮长身上的费用；各县在水边设立便民仓，完善粮食储存制度，避免了粮长从中营私。这么一改，粮长的权力减小，百姓受益良多。

第三，节省漕运费用。江南运输税粮到北京可以军运或民运。两种形式分开运转，成本非常高。尤其对于民运的运夫来说负担非常重：不仅花费高，还会耽误农活。在周忱的改革下，这两种方式接力协作：由民船运送粮食到淮安或瓜洲，之后交由漕军运抵通州。按照粮食的重量给付运费。这样算下来，总运费省下不少，农民和漕军也都得到了实惠。

此外，周忱还改革了官员的俸禄发放制度、马草收集制度、整顿了盐场秩序……经过这些“小修小补”，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得到了减轻，经济也变得更加井然有序。

让余钱“活”起来

周忱的一系列改革卓有成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几年之后，江南地区终于还清了积欠中央多年的税粮，而且粮食有了结余，也就是“余米”。

宣德七年(1432)，江南地区获得大丰收，苏州的余米达到了七十万余石，为此还专门设置了“济农仓”储存。随着余米逐年增多，周忱将它们的价值利用得淋漓尽致。

第一，赈济救灾。眀英宗正统元年，淮安、扬州发生灾害。周忱启动苏州地区的余米支援扬州，助其平安度过灾年。

第二，公共建设。经济发展起来了，各种水利工程、学校、桥梁等也有了动工的底气。比如，周忱在江南修建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费用就从余米里出。

第三，民间借贷。意外失财的情况下，官府或个人可以借贷余米来应急；如果是农民来借贷，还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要先做一下借贷者的背景调查（家庭情况、田亩多寡），之后再视情况决定是否要借出粮米。如果借贷者信用不好，有借粮不还的情况，那么他就不会再有借贷的机会。而且周忱还很贴心地把还粮时间定在秋收之后，让借粮者“还有余力”。

第四，返还农民。如果余米剩余过多，过了正月之后官府还会放粮给农民。此举意在惠农，让他们开春努力耕种、秋收积极缴税。

取富于民，用富于民。在这样的灵活运营下，余米不再只是静静地囤在粮仓之中，而是成为了一种流动的资源，创造出了更多的价值。

曾经积欠赋税的江南，后来有了年年有余的富饶模样。之前四处逃荒的百姓，后来也能安居乐业，竟不知有灾荒。《明史》中这样评价周忱：“治财赋，民不扰而廪有余羡。此无他故，殚公心以体国，而才力足以济之”。

值得一提的是，周忱的继任者李敏上任后，皇帝曾经敕令他不要轻易改变周忱施行的种种制度，但是李敏没听。很快，周忱耕耘20年的成果如同昙花一现，江南又一次不复繁荣。

可见，横亘在贫富之间的不是什么天堑鸿沟，而是能否找对人、走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