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长征途中每三百米就有一名战士牺牲，但他们仍然要读书认字！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美国记者斯诺也发现了这个有趣的现象：
红军战士中，有38%来自农业无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骡夫、学徒、长工等）或者工业无产阶级，有58%是农民出身，只有4%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即商人、知识分子、小地主等家庭，可红军战士们的识字率却高达60%-70%。他们会写简单的书信、文章、标语和传单，这要比白区中一般军队的平均文化程度高得多，比西北农民的平均文化程度要高更多。
在江西兴国参加红军，童养媳出身的女战士危秀英，切身体会到了这支队伍对学习的重视程度。
参军之前，危秀英没有上过学，她在六岁时，就被父亲以九块银元的价钱，卖到婆家当童养媳。在婆家，她是生产工具，在旧社会的穷人家里，女性有受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
红军来了以后，不但让危秀英恢复了人身自由，更让她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教她学文化。在中央苏区期间，留法勤工俭学回国的女革命者蔡畅同志教危秀英学文化，在长征途中，由吴仲廉同志接班，继续这一工作。
吴仲廉原名仲莲，出生在湖南宜章的一个贫民家庭，先后在县立女子学校和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她在“马日事变”后参加革命，湘南起义时上了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文书。她是红一方面军里出了名的女秀才，还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在长征途中，她主动兼任女战士们的文化教员。
在长征途中，吴仲廉同志还发明了一种新的“识字法”。这种办法就是把当天发生的难忘的事写下来，教女战士学会有关的字和词。
过了于都河，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但敌人在后边紧紧追赶，战士们一步也不敢停，危秀英背着的半床毯子、毛巾和行李都跑掉了，但她却顾不上捡起来。到了宿营地，吴仲廉随手把自己的毯子割了一半，送给危秀英，接着她就以这件事为实地教材，写下十三个字，一字一字地教危秀英：
“今天不小心，丢掉行李、毯子和毛巾。”
就是用这种办法，危秀英学会了不少字，她不仅能写简单的工作汇报，还能经常在群众面前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动员更多的姐妹参加红军，一起解放更多劳苦大众。
在旧社会里，劳苦大众极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反动统治者在他们的军队中也推行“愚兵”政策，提倡所谓的“将贵智兵贵愚”的军事思想。战士虽然来自于人民，但他们却都是被抓来、骗来的，或雇来的，反动统治者驱使他们去反对人民。如果战士都变聪明了，不肯反人民了，怎么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彻底破坏了几千年来旧军队的压迫制度。革命战争需要的是懂得为劳苦大众，也是为作为劳苦大众一分子的自己而战，需要的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自觉战士，而不是炮灰，更不是反人民的打手。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抗战爆发，日寇也发现，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完全不同。前者走到哪里，就把文化知识播撒到哪里，让社会各阶层的文盲从睁眼瞎变成了觉悟者，完全接受“共产军”的思想动员，成为有思想的战斗者，变成日军的劲敌，最终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知识就是力量，党就是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