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位隋朝战将墓志出土，证实隋炀帝远征战败另有隐情，推翻史书

炀帝这个谥号是隋炀帝杨广亲自选的，就在杨广继位不久，原陈朝国主陈叔宝去世，按照传统，应由现任皇帝为其选定谥号，以概括其一生的功过。

杨广亲自择定“炀”字赐给了陈叔宝，按照《谥法》解释：“逆天虐民曰炀”，足见杨广对于这位荒淫放纵、毫不作为的亡国之君充满了蔑视。

但戏剧性是，杨广也阴差阳错的成了亡国之君，他的表哥—唐高祖李渊同样将“炀”这个恶劣谥号赐给了他，成为我们后世所熟知的“隋炀帝”。

富有海内，具备出色军事指挥才能的隋炀帝成了亡国之君，个中缘由很多，其中三征高句丽就是最直接原因。按照《隋书》说法，隋炀帝三次出兵三次铩羽而归，前后损兵数十万，四海骚然，导致丧身国灭。

他的表侄兼女婿李世民也评价说：“炀帝意犹不足，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显然，唐朝将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以及三次远征辽东大败。

据《隋书》记载，大业八年的第一次征伐隋军损失最为惨重，“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是三次征伐中损失最惨的一次（二征因杨玄感叛乱而撤兵，三征则因高句丽王求和退兵）。

然而，出土的隋朝战将墓志却向我们描绘了一场完全不一样的辽东战役。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陕西、河南、辽东先后出土了多块隋朝将领墓志，经解读后发现，其中有15位为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亲历者，如：检校左骁卫将军萧君、大将军刘德、左侯卫大将军段文振、右骁卫司骑参军尉仁弘等。

墓志是记录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随逝者一同埋入墓中，所以内容可信度往往比史书更高。而这些人的墓志却向我们透露出1条重要信息：6位战将薨于涿郡，其中既有大将军刘德，也有辽东道主将杨雄。

涿郡是隋朝大军征伐高句丽的驻扎地，在尚未与高句丽军队接战前，隋朝高级战将却接连出现非战斗减员，这直接影响了隋军的战斗力，这也许是第一次征伐失败的关键原因。

除此之外，隋军的战斗损失也被史书夸大了。

因为在另外9位战将的墓志中，发现了一征结束后受到隋炀帝嘉奖升迁的内容，如：“陈叔明临辽勋例授通议大夫”，“豆卢寔以平辽功诏授金紫光禄大夫”，“长孙汪问罪辽碣，贼从愦散，一举而灭，授通议大夫”。

我们虽然不能根据墓志所载完全推翻隋炀帝战败的定论，但至少从嘉奖情况来看，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句丽绝没有像《隋书》所记载的那样，败到只有2700人幸存，反而是取得了不少战果，所以才有多位将领因功升迁，并作为荣耀写入了墓志中。

同时，墓志内容也佐证了《隋书》中的一处矛盾记载：“辽东之役，（卫）玄独全众而还”。卫玄是隋朝右侯卫大将军，仅他统率的兵力就超过万人，隋军又怎么会只有2700人幸存？前后记载明显矛盾。墓志内容，显然推翻了史书的夸张记载。

隋炀帝的最大失误，是在国内已经出现大规模叛乱情况下，没有暂时息兵固守关中，反而是再次动议出兵，致使丧失回转机会。

唐朝曾批评隋炀帝执着于征伐高句丽完全是好大喜功，但实际上，就连批评隋炀帝是“征求无已”的唐太宗，到了贞观十八年也开始了对高句丽的征伐。

可见，由地方政权演变壮大起来的高句丽，确实是对中央王朝形成了直接威胁了。

早在隋文帝在位时，高丽王高汤就控制契丹、靺鞨，对外勾连突厥，对隋朝北疆形成严重威胁。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隋炀帝继位后耀兵突厥，修筑榆林以东长城，远征高句丽一系列举动来看，他其实是在巩固北疆。

唐朝武德九年突厥20万大军打到渭水便桥，也证实了突厥对中原王朝的军事威胁始终存在，但好在隋炀帝的三次征伐，让高句丽也损失惨重，没有参与到突厥南下的行动当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李世民在解决了突厥威胁后，也同样把目光瞄向高句丽的原因。

由此可见，隋炀帝三征高句丽虽然最终导致了身死国灭，但也极大削弱了高句丽，为后来的唐朝赢得了数十年休养生息时间，避免陷入突厥和高句丽联军联合入寇的险境，也避免了华夏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混战局面。

参考资料：《隋书》《隋代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