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 幽默大师的理想生活
第一个把英文Humour译成中文的是王国维，叫“欧穆亚”，以后陆续有李青崖的“语妙”、陈望道的“油滑”、易培基的“优骂”、唐桐侯的“谐稽”，以及林语堂的“幽默”等译法。无论谐音还是意会，“幽默”都是最贴切的，很快就广为流传，林语堂也被叫作幽默大师，这倒是名至实归。林语堂一生妙语无数，办杂志、写文章、作演讲，无不讲求快乐有趣，他的口头禅即为：“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林语堂很推崇幸福，并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最脍炙人口的段子，还是1962年在巴西，面对万人空巷，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民国那会儿，很多男人不适应一夫一妻制。辜鸿铭将夫妻关系比喻为：“哪有一个茶碗配几个茶壶，都是一个茶壶配几个茶碗。”面对轰然叫好，林语堂引用了《金瓶梅》里潘金莲的一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不冲撞的吗？”细细品来，令人哑然失笑。
林语堂嗜烟如命，据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就是他说的。有一回，林语堂与初次谋面的钱穆聊天，两指夹着的香烟灰越来越长，钱穆很担心会掉下来弄脏了地毯，似乎漫不经心之间，烟灰几乎全部燃完也没有掉落。钱穆认为，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表相，其内心深处其实自有分寸，他说：“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那年，林语堂出生在闽南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家里五男二女。一直到五岁，林语堂都没有离开过漳州西溪的大山。由于祖母是位基督教徒，父亲林至诚二十四岁曾进入神学院学习，在当地很有影响。一次，税吏欺负卖柴人，林至诚仗义执言，把官司打到县里，愣是把税额降了下来。某天下午布道，男人们打瞌睡，女人们则在聊天，林牧师便从讲坛上弯下身子说：“诸位姐妹如果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还可以睡得更安稳些。”
林语堂那时很淘气，曾把大嫂身后的凳子偷偷抽走，差点造成流产。还有一次与二姐争执，他眼见吃亏，就在泥地里打了个滚，然后说：“你不是负责洗衣服吗？现在干活去吧。”后来因家里没钱，美丽聪慧的二姐没能圆读书梦。出嫁前，她给林语堂留了四毛钱，嘱咐他做个有用有名气的人。不久，怀有八个月身孕的二姐感染鼠疫死了。林语堂痛苦极了，一直以来，他都觉得自己是在替二姐读书努力。
儿时做祈祷，林语堂总感觉上帝就在离他头顶几寸之遥的地方，那儿让他很安宁。林家男孩都读了大学，语堂也不例外，在学校就是个“三好”学生，德智不用说了，网球、足球、划船、田径样样都行，曾破过学校纪录，还代表中国参加了远东运动会。无论在厦门的寻源书院，还是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他都是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的，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永远都不居第一。
毕业后，林语堂被清华大学请去做了英文教员。一次，学生讲到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林语堂竟然一无所知，也不好意思问，悄悄跑到琉璃厂补课去了。好在清华大师云集，学起来也方便。但必须说，他与人家的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他最喜欢的是《红楼梦》，认为曹雪芹写的才是最正宗、最精致的白话文，这也是他后来创作《京华烟云》的初心。
1919年，林语堂获得校方的半额奖学金——每月四十美元，前去哈佛大学留学。第二年，奖学金没了，幸亏有胡适和妻家的接济，他才渡过难关。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他转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没想到莱比锡大学的图书馆里收藏着大量的中文典籍，很多古籍版本在国内都找不到。在莱比锡大学，林语堂再次恶补中国文化，国学底子渐渐厚了起来。
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在胡适的引荐下，林语堂到北大当了教授。此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已经开始分化，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丝》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打起了擂台，而林语堂出人意料地站到了鲁迅的一边，因为他喜欢周氏兄弟无所顾忌的文风，他也成了激进的革命者，还画过一张《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1925年，李大钊领导的首都革命爆发。林语堂的棒球技术派上了用场，他背着一筐筐石头加入群众战队，投起来又准又狠，打得警察嗷嗷直叫，警察很快就盯上他了。据说，在北洋政府的通缉黑名单上，林语堂排第十七位，鲁迅排第二十一位。林语堂回到厦门大学任教，随后把鲁迅等好友也接了过去，但他们备受排挤，没多久就先后离开了。
在上海期间，鲁迅与书店老板打版税官司，林语堂居中调解，因言语不合，竟至于翻脸，两人互骂起畜生。两人多年友情算是破裂了。后来，林语堂办《论语》，做起了幽默文学，鲁迅却认为在乱世之中谈什么“幽默”都是扯淡，无非是麻醉文学而已，说道：“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枪。”
1936年，林语堂应赛珍珠的邀请，举家迁往美国，用英文创作了《吾国吾民》，用浅显幽默的文字宣传东方的生活情调，大获成功，后来加工成《生活的艺术》，更成了超级畅销书，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行销全球。《生活的艺术》成了西方人的枕边书。据说，有粉丝专门跑到唐人街，见到中国人就磕头。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女士问林语堂：“您把中国夸得这么好，我们美国有没有一样与之相媲美的呢？”林语堂微笑作答：“有的，比如美国的抽水马桶。”
晚年林语堂
然而在国内，很多人不以为然。郭沫若曾这样嘲讽：“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只靠懂得一点洋泾浜的外国文，便拾一些皮毛来，在那里东骗骗西骗骗。”比如《吾国与吾民》的英文书名是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有人取“MY”的谐音“卖”，称他的书是《卖国与卖民》，顺便问他：“你卖了多少钱？”
说起来，林语堂与几位最好的朋友包括赛珍珠闹翻，都与金钱有点关系。最著名的是与林汉达打官司，结果林语堂的《标准英语读本》获胜，成了学校课本不说，每月可拿七百块大洋的版税，被称为国内的“版税大王”。不过，林语堂很率性，并不为金钱所左右，为了摆弄世界最先进的中文打字机，弄得倾家荡产，耗费了十二万美元，虽有专利，却无法批量生产。
林语堂自陈有恋母情结，一直到十岁还与母亲同睡。在圣约翰大学期间，林语堂爱上了厦门首富陈天恩的女儿陈锦瑞。首富与孙中山交好，觉得两个孩子还是差点意思，便推荐了隔壁廖家的二小姐廖翠凤。当时廖家也犹豫，小姐只说了一句：“没有钱不要紧。”结婚当天，林语堂当众烧掉了婚书，对妻子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
林语堂书法
林语堂的婚姻秘诀是：“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的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晚年的林语堂曾得意地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
林语堂夫妇生养了三个女儿，林语堂晚年曾把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和外孙、外孙女的照片拼接在了一起，挂在墙上对人说：“你看，我们都是孩子。”1969年，林语堂夫妇举办了金婚庆典。1971年，林语堂的大女儿因为婚姻不幸自杀了。七十七岁的林语堂似乎被掏空了心灵，老态尽显。他常喃喃自语：“我活着干什么？”清醒的时候，仍不忘安慰二女儿，“活着要快乐”。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病逝于香港，享年八十一岁。
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销量达二十五万册。林语堂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自诩为“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1989年2月10日，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两院演讲，说道：“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仍对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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