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大别山，创建鄂豫皖，为何这一宏伟战略当初却险些夭折？
大别山深处的鄂豫皖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这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气势雄伟的大别山脉纵横盘结，襟长江而带淮河，东控江淮平原，西扼京汉铁路，居高临下虎视中原。
鄂豫皖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当初创建这一根据地时，并不是中央从全国革命整体角度构想出来的的，这个天才战略出自一群成天钻山沟的“土”红军。
因与上级要求相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战略构想，当初差点胎死腹中，是大别山人靠着一股执拗劲儿，经过了一番“抗命”才最终建成的。
1927年11月13日，湖北黄安、麻城农民发动暴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起义虽遭到反动军阀、民团破坏，但当地党组织坚持发动群众，打击敌人，逐步站稳了脚跟，到1928年下半年，已经在湖北黄安、麻城、黄陂、孝感一带创造了武装割据的局面，拥有了一支红军队伍——红十一军31师，初步建成了鄂豫边根据地。
1928年冬天，中央委派湖北大冶籍党员曹壮父为中央特派员，巡视鄂豫边区。
到鄂豫边区后，曹壮父被根据地兴旺的景象吸引，尤其是黄安人民的革命立场十分坚决，共产党威信极高，人人都知道共产党为贫苦农民打天下的。
更令曹壮父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竟然心怀大志，提出了一个构思缜密、大气磅礴的军事战略——以大别山脉为依托，自西而东，逐段割据，创建横跨鄂、豫、皖三省的农村根据地。
从地理上看，湖北的黄安、麻城、罗田，河南的罗山、光山、商城，安徽的六安、英山、霍山，分别为大别山东段、中段和西段，这里山势延绵，一脉相连，完全可以通过逐段割据，联为一个整体。
从黄麻起义后成立黄安农民政府开始，当地的革命者就有这样的想法，经过一年多的斗争，他们感觉越来越有可能实现。但当红十一军军长兼31师师长吴光浩迫不及待向中央巡视员提出了这一构想，曹壮父只能是暗自苦笑。
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对苏区根据地的态度是：解散成建制的红军部队、调出在当地有影响的红军将领，以减轻或转移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根本没有考虑到扩大和发展割据区域的问题。
吴光浩、戴克敏（红31师党代表）、徐朋人（鄂东北特委书记）、王秀松（鄂东特委书记）都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分析后认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具有天时、地理、人和诸多有利条件，更加有利于中国革命的辉煌前途。
大别山区的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虽然黄麻地区的革命者曾经几次支援过豫南的工农起义，但缺乏统一指挥，组织关系也互不隶属，集体行动十分麻烦。如果能将这三处的党组织联合成一个整体，进行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革命力量必然大增。
吴光浩、戴克敏等人的构想是：首先将鄂东北与豫东南打成一片、然后向皖西发展。湖北的革命中心黄安与河南的商城中间仅隔着一个麻城县，相距只有五十余里。虽然归属于不同的省份，但彼此地理相连，民情相通，风俗相近，完全有可能最后三块归一，实现大格局。
从军事上来看，也有充分实现的可能。当时鄂、豫、皖三省边界，国民党正规部队相对薄弱，反动民团则划界“清乡”，没有统一部署，红军有巨大的空隙可以利用。湖北省国民党当局虽然出动部队对鄂东北重点清剿，但由于红军游击于鄂豫边界，国民党军寻找不到红军主力，对此鞭长莫及。豫东南、皖西各县，此时也还没有大规模的国民党正规军。
这是一个宏伟的军事战略，它视点之高、眼界之宽、气魄之大、构想之严、依据之实，令人怦然心动。
吴光浩最后说：“我们非常渴望了解中央关于这块根据地如何发展的构想。”
1928年12月15日，曹壮父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称赞黄安为“湖北最好的一个苏维埃区域”，正式提出“建立一个鄂豫皖的苏维埃局面”的建议，并详细阐述了相关理由。
中共中央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回复中共湖北省委，断然拒绝了此项建议，还提出三点指责：
第一点，严厉批评鄂东特委割据鄂豫边为“寨子主义”，理由是黄安县委和黄安的红军，跑到了离黄安数里的河南光山县境内，“脱离”了黄安群众。第二点，严厉批评红军集中行动不合时宜，理由是建立大规模的红军只能在革命高潮时，在平时不宜集中“超过最大限度的队伍”。第三点，严厉批评提议创建鄂豫皖苏区是混乱党的组织系统，理由是三省党的组织是兄弟党的关系，不应该成立这样一个区域性党组织，回信甚至举出了“反面典型”为例子：
“把湖北的黄安、麻城，河南的商城、光山，安徽的六安等县，联络起来，建立一个苏维埃区域…大概是想仿效过去湘赣鄂边特委的例。如果是这样，中央是不同意的。”
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把党的工作重心依然放到了城市，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较为悲观的估量，因此下达的某些指示显得机械、迂腐。
这种错误的判断，使中央对鄂豫皖的想法，与对朱毛红军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也因同样的问题与中央发生争执——体现在大别山地区就是否定建立鄂豫皖根据地；体现在井冈山地区就是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部队化整为零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对中央来信中的悲观论调不以为然。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一封回信，向中央报告了用一年时间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同样，大别山人在收到中央的批复后，也拿定主意，先干起来再说。
一群山沟里的“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没有喝过“洋墨水”，但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最了解大别山的地理风貌、人文风情，熟悉当地群众，知道怎样才能走出一条适合大别山的革命道路。
大别山人的执拗源于他们伟大的构想和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这种执拗曾经让国民党反动派望而生畏。如今，他们采取了撞破南墙向前走的态度，不声张，不抗辩，不争论，继续埋头贯彻他们魂牵梦绕的战略计划。
为了完成这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计划，鄂豫边根据地先后向豫南的商城县派遣了数批得力干部，目的只有一个：帮助豫东南特委发动以商城为中心的农民起义，完成在大别山中段武装割据的计划。
1927年11月，豫南的党组织曾经开辟了纵横约百十里的红色区域，但很快在敌人围攻下失败。后来的几次起义，也均遭失败，多名党员壮烈牺牲，党组织遭到破坏。河南商城党组织与豫东南特委联系以后，决定把商城南部地区的党组织暂时委托给鄂东北特委领导。
1929年5月6日，河南商城县南部地区（今属安徽金寨县），爆发了商南起义，一夜之间起义大获全胜，豫东南树立起了革命红旗。各路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32师，豫东南根据地开始形成。
对于下步工作目标，鄂东北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军事割据东由皖英霍界大山起，一直到西武胜关鄂豫界山脉一条横线……”
看到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好，中央逐渐转变了态度，改为支持鄂东北特委贯通大别山的计划。1929年9月，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块根据地，中央决定将湖北的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与河南的商城、光山、罗山8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鄂豫边特委，统一领导。
1929年11月，安徽省六安、霍山两县党组织发动的“六霍起义”大获成功，这次起义创建了红33师和皖西革命根据地，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和三支红军已经全部形成，自西向东，逐段割据，最后联为一体的军事前景已经实现，创建鄂豫皖苏维埃区域的整体战略水到渠成。
1930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湖北的黄安、麻城、黄陂、黄冈、孝感、罗田（以后又增应山、安陆），河南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息县（以后又增罗山），安徽的六安、霍山、英山、霍邱、颍丰、寿县、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特委。随后，成立了鄂豫皖工农民主政府。
将鄂东北的红31师、豫东南的红32师、皖西的红33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分别改称红1师、红2师、红3师，红军第一军直属党中央指挥。
中共鄂豫皖特委的组成、革命政权的建立和红一军的成立，统一了三省边界地区党、政、军的领导，三块根据地联结成一个整体，标志着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可能当时没有人会想到，鄂豫皖将成为中国革命时间最长、最牢固的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直到刘邓大军千里南下，到这里揭开解放战争中全面反攻的序幕。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总面积约达4万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
这里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大别山人民以这支队伍为主体，先后向中国革命输送了成千上万名优秀儿女，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时部队最多达到4.5万余人，游击队和赤卫军等也发展到20万人以上，这里一共走出了317位开国将军，诞生了黄安、金寨、大悟、新县、六安等新中国著名的“将军县”。
有人这样说过：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依靠两座山的农民武装，一是井冈山，二是大别山。
这些成就，都源自当初那几位大别山革命者的勇毅、果敢和坚持。
令人痛心的是，早期开创鄂豫皖根据地的几位革命家，如吴光浩、戴克敏等人都不幸过早牺牲，没能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