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宇攸同 - 广州秦汉文明考古成果展 / 四六文摘

南域明珠

广州（古称“番禺”）
位于中国南方，
扼珠江与南海之间的交通咽喉，
是中国大陆通向东南亚、印度洋沿岸
乃至欧洲和非洲的“南大门”。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孕育了岭南地区的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
公元前214年，
秦始皇统一岭南，
开启了中央王朝对岭南的首次经略，
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各民族的融合以及

南方海上交通线的开拓。

秦末汉初，
在南越统治者的精心经营之下，
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继续
稳步发展。
汉武帝时期，
岭南地区再次成为
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
经过秦汉帝国四百余年的
积极经营与大力开发，
岭南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
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
广州迅速崛起，
成为海内外贸易的
重要集散地和繁华的大都会，
也成为秦汉帝国南域
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西汉蕃禺铜鼎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烹煮或盛食器。

盖上有刻铭：“蕃禺，少内”，

腹部外壁刻铭：

“蕃禺，少内，容二斗二升”。

“蕃禺”即番禺，

初为秦时南海郡治，

后为南越国都，

是考察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

“少内”是秦汉时期管理宫廷府库的官员。

南越建国

公元前203年,
在秦末动荡不安的形势下,
秦将赵佗在岭南自立为王,
建立南越国并定都番禺(今广州)。
南越国的建立,
客观上使岭南地区避免了战乱,
维持了稳定局面。
南越国共传五世五王,历时93年,
辖治今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等地。
南越建国后,实施“和辑百越”的政策,
岭南地区迅速发展,
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互动也愈加频繁。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
南越国受到中央王朝的显著影响。
从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
南越国的职官、官署名称
包括丞相、内史、中尉、御史、太傅郎、
私官、食官、厨官、长秋居室等。
这种复杂而完善的官制体系大体仿自秦制,
与汉初中央王朝也保持
高度一致,
同时融纳了一定的地域特色。

西汉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身份凭证。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是
我国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
一枚西汉金印，
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
它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
用玺以白玉为材料、
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
与先前发现的“皇后之玺”玉印和
“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
史书记载的秦汉印玺制度。

据史籍记载，
汉初吕后时期，
第一代南越王赵佗
曾经僭号为“南越武帝”，
其孙继位为第二代南越王后，
僭号为“南越文帝”。
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不再僭号称帝，
故“藏其先武帝文帝玺”。
这枚金印出土于
墓主人的胸腹部位，
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
意义重大。

泰子龟钮金印

“泰子”即“太子”，
由此可知，
南越国沿承秦汉王朝
实行“预立太子”的制度。
南越王墓中除
出一枚“泰子”金印外，
还出一枚“泰子”玉印，
两印同出于墓主身上的漆盒内。

右夫人玺”龟钮金印
南越王墓墓主共有4位夫人殉葬，
此印属右夫人所有。
一般帝、后的印才称“玺”，
足见右夫人地位尊崇，
应是诸妃之首。

西汉玉剑饰(首\格\璲\珌)

玉质剑饰。
用玉来装饰剑柄和剑鞘的剑,
称作玉具剑,其玉饰包括
首、格、璲(sui)、珌(bi)。

考古资料显示,

在剑上用玉做装饰

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
南越王墓共出土58件玉剑饰,
墓主身边的5把
玉具剑上有15件,
西耳室一个漆盒内出土了43件,
其中有8组成套,
是汉代出土玉剑饰最多的墓葬。
南越王墓出土的剑饰玉质温润,
纹饰华美,工艺精湛,
堪称汉剑装饰艺术之冠。

五色药石

药石共有
紫水晶、绿松石、
硫磺、雄黄、赭(zhe)石五种,
俗称“五石散”,
古代帝王相信服用
这些药石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南越王墓出土的五色药石,为汉墓中首见。
这些药石一定程度上具有
温阳之功效,
但长期或大剂量服用则会中毒。

铜杵臼

捣药工具。
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了
大量的五色药石和羚羊角等药材,
还有臼、杵等药具,
反映出南越王受到秦汉方术的影响,
寻求长生不老。

西汉鎏金铜框玉盖杯
此杯金玉结合,
充分体现了汉代高超的镶嵌工艺水平。
如此精美的玉杯,
可能是南越王用来服食长生不老药的器具。
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些炼制仙药的原料和
盛放器皿实际上是西汉以来统治阶级的
神仙迷信思想在岭南地区的反映。

当卢

西汉丝缕玉衣
殓具。
玉衣又名玉柙、玉匣，
由大量玉片穿缀而成，
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专用的殓具。
因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
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
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

南越王赵眛的这件丝缕玉衣的
部分玉片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的
玉器很相似，
应是南越国宫廷所特制。

玉衣的制作年代应在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要早于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
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金缕玉衣
10年左右。
这件对襟形式的丝缕玉衣
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
新类型，
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
年代较早的一套完整玉衣，
为研究中国古代玉衣制度的源流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觴(xi)是一种角状或野猪牙状的器物,
古人用以解绳结。
此类器可能源于石器时代的骨、角类锥形器。
两周所见之創多为玉制
东周时代的玉鯛,实用功能衰减、
往往仅作为象征贵族身份、
地位的一种佩饰品。
贵族们佩戴大、小觴,
取释疑解难、决断烦乱之意。
玉觴有时系于玉组佩中,
与其他玉佩碰撞发声,以节行止。
汉代人的丧葬习俗
是逝者入葬时,
手中一定要握住一点东西,
称作玉握。

南越王墓出土的
这两件玉觴是墓主殓葬时放在其手上的,
即作为玉握使用。

此为南越王右夫人的组玉佩。
组玉佩是战国、秦汉时期贵族悬挂于
颈下和腰间的标志性装饰品,
主要由璧、璜、环和冲牙等组成。
各器以丝带穿系,
并缀以玉珠、玉管。
多璜组玉佩是礼仪尊卑的标志,
地位越高的贵族佩戴的组玉佩串饰越多,
质地、工艺也越精良。

铜勾鑃一组(四件)

打击乐器。
勾鑃(diao)是广泛流行于
吴越地区的特色打击乐器。
演奏时,将其口部朝上插在座架上,
用木槌敲击。

南越王墓共出土一套
8件勾鑃,总重达191公斤。
每件勾鑃上均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
刻铭和“第一”至“第八”的编码,
表明这是南越“文帝”九年
(公元前129年)时,
南越国主管音乐事宜的“乐府”监造的乐器。
南越王墓中出土了数套青铜编钟、编磬、勾鑃,
不仅证明南越国设有
仿效汉朝乐府的主管音乐的机构,
更证明南越国统治阶级
也盛行汉朝的礼乐制度。

博山状鎏金铜瑟枘一组(四件)

弦乐器的配件。
中国弦乐器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到了汉代，
常见的弦乐器瑟、琴、筝、筑等均已出现。
其中瑟是弹散音的乐器，
在调弦后，双手并弹，
清正相和以成乐曲，
由于弹奏瑟的指法多为扣、弹等动作，
故奏瑟在汉代习称鼓瑟。
筑和瑟一样，也是奏散音的，极少按弦。
筑弦数也远较瑟少，
弹奏方法为以竹尺击弦，
故称奏筑为击筑。
筑枘的安装位置与瑟枘正相反，
位于筑首。

帝国一统

公元前111年,
汉武帝派兵翦灭南越国,
并在此
设置南海、苍梧、合浦、日南等九郡。
由于割据和边关的消除,
中原和岭南地区的经济、
文化交流更加畅通无阻。

这一时期的岭南臣民墓葬中
普遍出士了大量的随葬明器,
如陶制的屋、仓、困、井、灶、
车、马、牛、羊等,
表明当时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
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帝国一统的背景下,
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
岭南地区物质文化的地域特色逐步减弱,
其整体面貌越来越与中原地区趋向一致。

四宇同光

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
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造成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
在中央集权政治的主导下，
王朝主流汉文化光照四宇，
各种区域文化则加速交流、融合，
异彩纷呈的文化基因共同塑造了
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
面貌和格局。

秦汉时期，
岭南地区的文化表现出
显著的多元性、兼容性和一体性，
源远流长的本地文化与中原王朝及
周边文化在互动中走向融合、共存。
此时，
在岭南生活的民众，
除了数十万中原移民之外，
主要是本地越族居民。
越族“各有种姓”，
支系众多，
较重要的部落有
瓯越、南越、骆越等。

汉越通婚、入境随俗、因地制宜等
切合实际的制度和民族政策，
为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
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成功的民族政策和繁荣的贸易交流
使岭南地区的各种文化呈现出
“美美与共”的良好互动模式。

汉风

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格局
对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
各方面的发展均造成了显著影响。
即使在南越国期间,
因政权体系一直由北方贵族所主导,
其城市建设、农业生产、手工业制造、
政治制度、文化政策、语言文字等
诸多方面都仿效汉朝中央地区。

汉文化在当地主流文化方面
拥有尊崇的强势地位。
汉王朝统一岭南后,
汉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得到
进一步加强。

鎏金铜俑一对

墓中陪葬的偶人。
在南越国境内生活的民族,
除了数十万中原移民之外,主
要是土著居民越族。
越族“各有种姓”,支系众多。
南越国实行的“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
主要包括让越人参与政权管理、
遵从越人习俗、鼓励与越人通婚、
因地制宜以越人“自治”。
这些民族政策的有效推行,
使汉越等各民族间的融合得到加强,
岭南地区的各种文化呈现
出“美美与共”的良好互动模式。

西汉万岁瓦当
建筑构件。

瓦当是筒瓦的瓦头，

有遮挡风雨侵蚀和装饰的作用，

主要用于宫殿、官署、寺庙等

级别较高的古代建筑上。

楚韵

楚式青铜鼎

楚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
极富特色的一种地方区域文化,
其流行范围大体相当于
今天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
楚文化与其东邻的吴越文化和
西邻的巴蜀文化一起,
曾是盛开于长江流域的三朵区域文化之花。
从春秋中期开始,
它便与中原文化竞趋争先,
度有后来居上之势。
由于地域空间相对接近,
楚文化传人岭南的时间比汉文化要早,
加之汉初社会中
存在着大量的楚文化因素,
汉文化、楚文化在岭南地区
逐渐共存共荣,
对当地文化传统的形成造成了显著影响。

此玉舞人表演的

正是汉时流行的“长袖舞”。

长袖舞是
通过指、腕、肘、肩的协调配合
完成身袖合一的舞蹈动作。
汉代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舞蹈艺术,
尤其继承和发扬了“楚舞”折腰、舞袖的风格。
此玉舞人为研究汉代乐舞
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西汉雁首金带钩
我们之前分享的内蒙古文物，

也有一件形制类似的。
这件带钩钩体为一长喙大雁，
作回首状，
长喙突出于体外，双翅合敛。
带钩是古人束缚衣带用的挂钩，
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
此外，
还可用作佩饰钩、襟钩等。
南越王墓共出土带钩36枚，
除后藏室外，共他各室都有发现，
其造型有水禽、龟、蛇、龙、虎等。
其中的嵌宝石、鎏金、金质带钩
制作考究，等级较高，
体现了南越王的身份地位
和审美偏好。

虎头金钩扣玉龙带钩

带钩是古人束缚衣带用的挂钩,
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
整器由玉龙和虎头金带钩套合而成。
出土时,玉龙尾部后端套在虎口的銎孔中,
构成了一幅龙虎争斗的绝妙情景。
动物交缠搏斗是匈奴文化的常见母题。

南越王墓主棺室中随葬的带钩,
材质包括金、银、铜、玉等,
纹饰均以龙、虎为主题,
这些只有南越王本人才能佩带,
是南越王崇高地位的象征。

越式

岭南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土壤
孕育了支系众多、“各有种姓”的
岭南越族土著居民。
各支系百越族群之间
虽然互有文化差异,但也有许多致特征,
他们共同创造了体系庞杂的岭南百越文化。
南越文化的共同特点
包括迷信鸡卜、剪发文身、善舟习水、
千栏巢居、蛇蛙崇拜、凿齿之俗等。
作为承载古代物质文化的历史遗存,
陶器和青铜器相对容易保存,
联罐、匏壸、提筒、三足小盒、越式鼎等
是今天所见的最具地域特征、
最能反映古代南越文化风貌的器物。

东汉陶鹗形五联罐
盛食器。
此鹗形五联罐造型独特而生动,
广州地区仅发现这一件。
联罐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
有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等多种形式
十分特别。
东汉时期消失不见。
除联罐外
还有联体盒，不过数量较少
此外,两广地区还出土过
器内分割成若干格道的格盒、格盘,
用途与联罐、联盒相近。

越式铜鼎

西汉蟠龙鎏金铜屏风托座

屏风顶饰是具有汉文化特色的
双面兽和朱雀；
漆木屏壁上绘有红黑两色的
卷云纹图案，
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点；
而人操蛇的鎏金铜托座
为一跪坐的力士用口衔蛇，
双手操蛇的造型，
力士低鼻大眼、着短裤与短袖葛衣，跣足，从服饰、
体态看为典型的越人无疑，
而食蛇也是古代越人传统；
至于蟠龙形托座，
将古越人图腾中的蛇、蛙
以及中原地区崇拜的龙结合在一起，
反映了多元信仰观念的
杂糅和兼容。
这些屏风构件是汉代岭南地区
汉、楚、越文化融合一体的
典型实证。

美食美器

饮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根植于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
涵盖着物产、餐饮、烹饪、
工艺、风俗、礼仪、审美、
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
各有其源流和特色。
岭南地处我国南部沿海地区，
气候温润，降水充沛。
这里有高山密林，也有溪涧岩壑；
有沃野平原，也有海滨湿地，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孕育了丰美富足的物产资源。

秦汉时期，
岭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
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农业发展迅速，
因此饮食资源较此前得到了
更大程度的开发，
这为岭南饮食文化的繁荣
奠定了物质基础。
此时，
岭南人民已经开始运用
水濡、火烹、烘烤、
曝晒、烟熏、风干、
冰镇、盐腌、发酵等
多种手段烹饪美味佳肴。
诸般珍馐美馔虽早已烟消云散，
但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
各类饮食器具和相关遗迹，
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
岭南地区极具特色
而又丰富多元的
古代饮食文化魅力。

西汉鎏金铜壶
盛酒器。
出土时，整器用丝绢包裹，
内装红枣。
南越国时期墓葬中
发现很多人工栽培的瓜果，
经鉴定的有：柑桔、桃、李、荔枝、
橄榄、乌榄、甜瓜、木瓜、
黄瓜、葫芦、梅、杨梅、酸枣等，
这反映出南越国的园圃业非常兴盛。

西汉铜钫
盛酒器。
在南越王墓和其他南越国贵族墓中，
发现了不少盛酒的器皿，
有温酒樽、瓿、提筒、壶、钫等，
材质有铜、陶等。
酒器的大量出现表明南越国
有大量的粮食剩余，
且已有酿酒技术。

南国五味

演示图

丝路序章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南方，
位于珠江出海口，濒临南海。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居于南海之滨的南越人祖先，
就已利用舟楫之便，
在东南沿海巡游并已涉足到
太平洋群岛，
从事季节性的生产活动。
秦平定岭南之后，建番禺城，
为广州这一重要港口城市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西汉中期，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
积极开展海外贸易，
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开启了持续
两千多年不断繁荣发展的
悠久历史。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
让我们对秦汉时期广州对外
贸易、交流的许多细节
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广州秦汉造船遗址的发现，
表明当时中国已拥有
庞大的造船工业和先进的造船技术；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
石构建筑与西方建筑有相似之处；
广州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熏炉，
其中焚燃的香料主要来自海外；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焊珠金饰、
乳香、非洲象牙等
都是极富特色的早期海外舶来品。
南越贵族墓葬中大量出现的
托灯胡人俑和玻璃饰品，
也是海外交通贸易活动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