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雪康：新见潘重规旧藏《南部新书》抄本考论
内容摘要
近年新见潘重规旧藏《南部新书》旧抄本为《南部新书》足本系统一珍贵版本。潘藏本系乾隆抄本，所据为康熙时人李北苑抄自金檀文瑞楼之本。经考证，潘藏本所录钱明逸序或来源于国家图书馆藏钱曾、何焯校明刻本，而过录之元子真子、明清隐老人诸跋则或来源于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将潘藏本与《南部新书》存世诸多版本校勘，发现潘藏本异文与上海图书馆藏《南部新书》四库底本相同处甚夥。此四库底本系浙江鲍士恭进呈，为其父知不足斋鲍廷博藏本，与潘藏本祖本金檀文瑞楼藏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以潘藏本作为参照，可进一步推断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南部新书》所据祖本也与知不足斋藏本存在传承关系。潘藏本还存在一些不同于四库底本等其他诸本，却与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暗合的异文，推断为李北苑曾借得冯舒跋明抄本据以校勘增补。这些异文最有价值的是卷癸“王缙为相，为妾造宝应寺”一则，有其他传本未见之佚文。
作者简介
唐雪康，1992年生。文学博士。202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文学文献、金石学、版本目录学。
《南部新书》是北宋钱易所撰笔记，全书共分十卷，内容“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多录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有裨”[1]。但此书宋刻今已不存，目前所见最早刻本为明刻。清代嘉庆间，张海鹏据黄丕烈士礼居藏本刻入《学津讨原》（第十七集）。道光中，伍崇曜又据别本刻入《粤雅堂丛书》。“此两刻本未出以前，藏书家多据节本传录”[2]，且“世所行本，传写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3]，故可称善本者绝少。本人近年得见潘重规先生旧藏《南部新书》抄本（以下简称“潘藏本”）一部[4]，凡四册，用乌丝栏竹纸抄写，每半叶十行，行书二十四字，双黑口，单黑鱼尾。经过比对，发现潘藏本在《南部新书》诸多版本中为一难得善本，不独有校勘学上的价值，且对于进一步厘清《南部新书》版本源流有所裨益。加之潘藏本为新近发现，流传不广。学界对潘藏本这一新见抄本尚无利用与研究，特撰此文加以考论。
一
潘藏本递藏源流考
潘藏本钤印累累，依时代先后录之如下：北平黄氏万卷楼图书（朱）、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朱）、朱筠（白）、虚中（朱）、刘铨福印（白）、澹逋丙辰所得（朱）。其中，丙卷叶一右下钤“鹭门”（朱）印，不详所指。
（1）北平黄氏万卷楼图书
此印钤于卷端右下，为康乾时人黄叔琳藏书印。丁丙藏有四库底本《周易洗心》抄本一部，书中“有'北平黄氏万卷楼图书’印，万卷楼者，大兴黄昆圃侍郎藏书之所也”[5]，与此印文字一致。又周叔弢先生旧藏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俞宪鴸鸣馆刻本《西溪丛语》，卷端亦钤有此印[6]，可供参照。黄叔琳（1672-1756），字昆圃，顺天大兴人。康熙三十年（1691）一甲三名进士，历仕康雍乾三朝。家富藏书。事迹见清人顾镇编《黄侍郎公年谱》及《清史稿》卷二九〇《黄叔琳传》。
（2）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朱筠、虚中
“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钤于卷前钱明逸序叶一右下。“朱筠”、“虚中”二印钤于卷端黄叔琳藏印上方。三印皆为雍乾时人朱筠藏书印[7]。朱筠（1729-1781），字竹君，号笥河。顺天大兴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藏书数万卷，尤好金石小学。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五《朱筠传》。
（3）刘铨福印
此印钤于卷前钱明逸序叶一中下。刘铨福，其人相关资料较少。据周汝昌先生考查可知：刘铨福，字子重，大兴人。官至刑部郎中。大抵生于嘉庆末，卒于光绪中叶。与其父刘位坦俱好收藏，藏弆之富甲都下，著名的《石头记》甲戌残本十六回与妙复轩手批百二十回本即为刘铨福的收藏[8]。贵州省博物馆藏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十三》亦为刘氏旧藏[9]，钤有此印，可参照。
（4）澹逋丙辰所得
此印钤于每册叶一右下。为清末民国藏书家盛景璇藏印。《岭南画征略》引《息尘盦随笔》称：“盛景璇，字季莹，一字澹逋。本贯江西丰城，先世客粤久，遂为番禺人。业鹾。工诗，喜收藏书画，精鉴赏。偶涉笔作山水小景，雅蒨旷逸，惜不永年。”[10]据钤印知，此书为其1916年前后所得。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文瑞楼藏书目录》为盛氏旧藏，亦钤此印[11]。
此本卷端页前有墨笔题跋一则（见图1）：
《南部新书》世少刻本，独南海伍氏《粤雅堂丛书》尝收之，此外未见单行本也。在都时曾见抄本数帙，是册为竹君学士所藏，尤可爱重，又经校改，可省篝灯数夕之劳。然朱氏为大兴著姓，而所藏经籍已散人间，竹君风流未免感慨系之矣。
落款题“丁卯（同治六年）九月三日记于郡城紫光行馆”，未著姓名。其后有盛澹逋题识：
粤雅堂本刻于咸丰癸丑，虞山张若云海鹏于嘉庆甲子刻于《学津讨原》第十七集中，邓氏子骏之跋偶未及耳。 逋记
盛氏所说的邓子骏即邓其镳，字子俊，子骏或书写之误。邓氏为广东顺德人，客居北京，擅书法，所藏书籍亦丰。中国嘉德2005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第1724号拍品明拓泰山廿九字刻石，尾有邓氏同治十年题跋（见图2），经过比对，字迹与潘藏本一致。此外根据前考递藏，黄叔琳、朱筠、刘铨福三人皆为大兴人，到刘铨福时，潘藏本尚未流传出北京。由此推测，该本可能是邓氏客居北京时所得，携归广东，最后为番禺盛澹逋收得。
此外，国家图书馆藏有《椒花吟舫书目》抄本，是朱筠、朱锡庚父子藏书目录。除首十种外，其馀藏书按架编排，总计十四架。第十三架下著录有“《南部新书》 一本（抄）”[12]，所指应该就是潘藏本。至于朱筠藏书目中著录为一册，而潘藏本现有四册，可能是后来经过改装的缘故。作此推测是因为，潘藏本每册三十至四十叶不等，每叶之中都夹有衬纸。而其早期收藏者黄叔琳、朱筠、刘铨福皆只在第一册上钤盖藏印，直到盛澹逋时才开始在四册书上分别钤印。这样看来，潘藏本至少在朱筠收藏时，应该是一册的装帧形式，可能到了盛澹逋后才被改装成四册。
图1 潘藏本《南部新书》邓其镳跋
图2 泰山廿九字刻石邓其镳跋
二
潘藏本的校语及抄写年代
1．校语
潘藏本先后经过两次校改。第一位校改者为朱筠，朱校用朱砂笔径自校改于原文之上，未加按语及落款。朱校数量不多，只是校出一些衍文及形讹字，尚有很多遗漏，应该是批读间随笔校正，并未用别本进行对勘。如卷甲第三十则[13]，原本作“三十歲”，“歲”为“步”之形讹，朱校改“歲”为“步”字。卷甲第四十则，原本作“王仲仲毛仲”，衍“仲仲”二字，朱校删去衍文。卷乙第四一则，原本作“进士”，朱校改“士”为“上”字。
第二位校改者为盛澹逋，盛校用朱膘色，不但改正了朱校未改的误字，还用张海鹏《学津讨原》本与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本互校，并在天头录示异文。经过复核，可知盛校颇为用力，虽偶有漏校失校，大体详密。潘藏本前后还有盛氏两跋，前跋在邓其镳跋之后，上文已述。后跋在癸卷末，跋云：
此本原跋谓从金星轺[14]文瑞楼藏本迻录。经朱竹君学士校过。逋得后于丁巳三月三日据张氏《学津讨源》本、伍氏《粤雅堂丛书》本互校，张本从士礼居传抄，伍氏本则云徐铁孙太守抄自浙中，而不言为何人藏本。又云出旧藏写本互勘，是当时已鲜刻本，故可宝贵。况今日并张、伍两刻本亦不易睹，则此写本尤为说部中之星凤耳。澹逋校毕并记。
丁巳即1917年，根据上文考证，此本为盛氏1916年前后收得，收得后不久，即据张、伍二本进行对校。
2.抄写年代
潘藏本避讳不甚严格，或因所据底本年代早出。考避讳字，“玄”“弘”两字在抄写时常缺末笔，审为乾隆抄本。唯卷壬第三三则“邠宁”之“宁”作“
”，缺末笔，又似避道光讳。结合上文考证的潘藏本递藏情况，潘藏本第一位收藏者黄叔琳为康乾时人，故抄写年代不应晚于乾隆。检视全书，“宁”字缺末笔仅此一例，因此此处缺末笔非是避讳，当为俗写。在明清刊刻的小说话本中，也常见这种类似写法。如明刊本《西洋记》第四十六回“宁可再奏”，“宁”作“
”；又如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五《青梅煮酒论英雄》“国舅宁耐”，“宁”作“
”[15]。潘藏本此例亦可作同类观，潘藏本抄写年代当在乾隆无疑。
三
潘藏本版本源流考
潘藏本首有嘉祐元年（1056）钱易子钱明逸所撰序言，接下过录题跋四则，依次为元延祐丙辰（1316）子真子跋、洪武五年（1372）清隐老人跋、某氏己卯秋仲跋、己酉闰七月北苑跋。依序次录之如下：
延祐丙辰菊节前六日，以蜀本对，皆不同。此所有者蜀本不载，彼所载者此亦不收。兼无序可考，初欲校过，遂尔中辍。子真子。
《南部新书》，钱希白撰，子明逸序云：凡三万五千言，事实若干，列卷十。今元本止一万五千言，事实贰佰五十有七，亦列卷十。所以子真子唐君志云：以蜀本对，皆不同，此所有者蜀本不载，彼所载者此亦不收。惜乎欠一对耳。余家有曾公《类说》，所收事实八十，校之今本所无者，凡二千馀言，事实五十有一，作《补遗》录于右。《类说》省文，所言甚节，以俟旧本订正云。洪武五年五月念八日甲戌，清隐老人志于华亭集贤泗北村居且吃茶处云。
向在钱牧翁斋中见此书，共三大帙，此不过三之一耳，非全书也。然是杨梦羽旧藏，签票卷端皆杨手书。勿轻之。己卯秋仲。
宋钱希白易《南部新书》，记唐故事，略及五代，可备外史。晁昭德《读书志》、马贵与《经籍考》列卷五，焦弱侯《国史经籍志》列卷十。是编借抄于金子星轺，书贾传写，字画多讹，列卷自甲至癸，事实八百六十一则，实足本也。戊集有错简。仝年蒋廉州篁亭有杨梦羽旧抄本，因从借阅，卷帙错误，脱略甚多，应是蜀本互异，都非全册。至补遗数则，纂自曾公《类说》，半从省文，不得为善本，独喜元子真子、明清隐老人二跋，可资考索，急录简末。惜钱明逸嘉祐元年一序尚缺其半，从何心友处觅善本以补亡云。己酉闰七月北苑跋。
《南部新书》宋椠已绝，明代以来，《南部新书》传抄本向来有两大系统，即节本系统与足本系统[16]。节本系统，则均是出自元子真子题跋本与明洪武五年清隐老人题跋本[17]。而潘藏本十卷条目完备，未经删削，属于足本系统，过录题跋中的前三则显然是从节本系统中抄录而来。根据第四则抄录的北苑跋，可以考索潘藏本的版本渊源。
1.潘藏本所据底本为北苑抄本，北苑抄本借自文瑞楼金檀（星轺）处
沈燮元先生赐示：北苑为清人李文锐之号，李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进士。文字记载仅见于朱汝珍《词林辑略》：“李文锐，字鼎臣，号北苑，又号敬斋。江南长洲人。散馆授编修，官至洗马。”[18]己酉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19]。古书旧本中偶见北苑题跋。如《知不足斋丛书》本《归潜志》所附北苑跋称：“金刘京叔所作《归潜志》，传是楼及书贾传本止八卷，兹十四卷，借抄于金丈星轺，盖足本也。……己酉（1705）长夏李北苑跋。”[20]又如《积学斋藏书记》收《广异记》过录北苑跋[21]，《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所录《皇朝事实类苑》旧抄本有北苑跋[22]，《传书堂藏书志》收《梦粱录》抄本也著录有“北苑跋”[23]（未过录跋文）。由上引文字可推知，李北苑较金檀年辈稍小，二人过从较密。
《文瑞楼藏书目录》“子部小说家”中著录有“《南部新书》十卷”[24]。从标注卷数十卷可知，著录之本也属于足本系统。但由于该书目是一部仅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的简要目录，对于藏书的版本形态，未作任何说明。因此尚不能确定金檀藏书目录中著录之本是否即李北苑题跋中的文瑞楼藏本。
2.李北苑抄本原无元子真子与明清隐老人二跋，李北苑从蒋杲（篁亭）处借得杨仪（梦羽）抄本，二跋从杨抄本中录出
蒋杲（1683-1731），字子遵，号篁亭，长洲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受业于何焯，藏书甚富，藏书处名贮书楼。杨仪，字梦羽，常熟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晚年家居，构万卷楼藏书。潘藏本抄录的第三则某氏己卯秋仲跋称“然是杨梦羽旧藏，签票卷端皆杨手书。勿轻之”，可知这一则题跋应该也是过录自蒋杲藏抄本。同样的内容亦见于云间韩绳大旧藏明抄本《南部新书》[25]（以下简称“韩氏旧藏本”）。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26]，《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本，称题跋者为冯舒[27]。经过复核，韩氏旧藏本此跋文字为朱笔，末尾未落款，只标明时间“己卯仲秋”，但左下方钤有“长乐”朱文椭圆印及“冯已苍印”白文方印（见图3），二印皆为冯舒用印。国家图书馆藏《复古编》抄本[28]，末有冯舒跋（见图4）。经过比对，字迹与此朱笔跋显系同一人所书。又，冯舒尝从钱谦益学诗，为虞山诗派重要成员，跋云“向在钱牧翁斋中见此书”，亦可证此跋出自冯手。因此确如《善本书目》所著录，韩氏旧藏本朱笔跋者为冯舒。此外，虽然韩氏旧藏本中未见有蒋杲藏印，但我们大致可以推测，李北苑借得的蒋杲藏杨梦羽抄本即是韩氏旧藏本。
取潘藏本过录元子真子、明清隐老人二跋与韩氏旧藏本对照，韩氏旧藏本所录清隐老人跋有二：前跋在癸卷末子真子跋之后，跋曰：“洪武五年岁次壬子仲夏九日乙卯，在华亭集贤泗北村居且吃茶处写毕。清隐老人识，时年七十有六”；后跋在补遗之后，跋文内容与潘藏本过录的完全一致，落款为“清隐老人志。时洪武五年五月念八日甲戌，写于泗北村居且吃茶处云”。在本人经眼的《南部新书》旧抄本中，如国家图书馆藏毛扆旧藏清抄本《南部新书》[29]，即与韩氏旧藏本次序和内容一致。有些则只存清隐老人后跋而缺失前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曹炎抄藏本[30]以及国家图书馆藏明抄天一阁进呈本[31]。而潘藏本过录的清隐老人跋落款（见上引），与其他旧抄本所存清隐老人跋皆不同。根据内容推测，应该是李北苑在过录时综合了清隐老人前后两跋的信息，将其合并为一。
图3 上海图书馆藏明钞本《南部新书》冯舒跋
图4 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复古编》冯舒跋
3.李北苑抄本钱明逸序原缺一半，从何煌（心友）处借得善本补足
何心友即何煌，康熙间长洲人，心友为其字。是清代著名学者何焯之弟，藏书甚富，尤重抄校古籍。国家图书馆藏钱曾、何焯校明刻本《南部新书》，癸卷末有署名“孟公”跋尾。跋云：“《南部新书》十卷，述古堂故书，钱明逸序及书中瘦笔字皆出遵王手校，然亦不得宋刻名抄是正，脱误尚多。康熙庚寅（1710）余从心友架上借阅，稍改其可知者。异日馀儿能净写一本，仍以此本归诸叔父，乃为佳也。己亥初夏偶记，孟公。”[32]这里的孟公当即何焯，原因有三：其一，兄弟姊妹排行居长者曰孟，如《诗·墉风·桑中》“美孟姜矣”，郑玄《笺》：“孟姜，列国之长女”[33]。根据题跋，此本为何心友藏书，何焯于康熙丙寅间借阅并为之校改，因其为心友长兄，故题跋落款“孟公”。其二，何焯子名寿馀，跋语“异日馀儿能净写一本，仍以此本归诸叔父”，其中“馀儿”应即指其子寿馀。由此跋可知，何焯在借得此本校改之后，其子寿馀曾据此抄录一本，最后又将此本归还何心友。其三，通过比对何焯传世墨迹，字体亦与此跋一致，故此孟公跋当为何焯亲笔无疑[34]。李北苑序称自何心友处借得善本补足钱序，所借善本极大可能即是国图所藏钱曾、何焯校正之明刻本。
综上，可以大致绘制出潘藏本版本源流图如下：
潘藏本首叶
潘藏本卷端叶
潘藏本李北苑跋叶
四
潘藏本祖本渊源及其版本价值
通过前引李北苑跋可知，潘藏本源自康熙时人李北苑传抄金檀文瑞楼本。那么金檀文瑞楼抄本又来自何本？
将潘藏本与《南部新书》存世诸多版本进行校勘，可以发现潘藏本异文与上海图书馆藏一清初抄本《南部新书》[35]相同处甚夥。考论如下：
1.上海图书馆藏清初抄本《南部新书》的性质、渊源
上海图书馆藏清初抄本《南部新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标明为四库底本[36]。此本共两册，抄写于竹纸上。书衣有李希圣题识：“旧抄《南部新书》，四库馆底本，有翰林院藏印及当时提要稿并校字签。光绪甲辰（1904）秋得于厂肆文琳堂。希圣记。”下钤“李希圣印”。李希圣（1864-1905），字亦元，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刑部主事。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六。
此本首无钱易序及子真子、清隐老人诸跋，文字直接自卷甲始。卷端前叶黏有汪如藻撰提要稿：
谨案《南部新书》十卷，宋钱易撰，所载皆唐故事，略及五代，可备外史。晁公武《读书志》、马端临《经籍考》并列卷五，明焦弱侯《经籍志》列卷十。此书向未刊刻，外间流传均非完书，兼有从曾慥《类说》中摘出者，半从省文，尤失原书面目。是编自甲至癸事实共八百馀条，其为足本无疑。易字希白，吴越王倧之子。真宗朝官至翰林学士。书成于祥符中，则知开封县时也。纂修官学正汪如藻撰。（钤印：刊刻）
汪如藻，字念孙，嘉兴桐乡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四库馆总目协勘官。世代藏书，《四库全书》馆开馆后，曾献家藏书籍百种以上，乾隆上谕赏赐内府初印《佩文韵府》一部[37]。值得注意的是，此提要稿汪如藻名前署职为纂修官，而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四库全书》馆开列的“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纂修官共有四十七人[38]，并未见汪如藻姓名。张升曾依据《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书前提要署名考得未入职名表“纂修官”的纂修官，其中即有汪如藻[39]。此则提要稿亦可作为补正。
此本卷端上部钤有“翰林院印”右汉文左满文的朱文关防大印，内中夹有校官校字签条。另此本卷戊前四则空缺，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卷五起始自第五则，亦阙前四则[40]，可知此本为四库底本无疑。
在汪如藻提要稿左侧另钤有“刊刻”朱文印记，意即四库馆臣将此本裁定为应刊之本，拟纳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进行刊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行初意是在辑校《永乐大典》时发现许多流传稀少且内容重要的珍本，乾隆旨意武英殿加以刊刻。其后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工作的展开，应刊书籍范围逐渐由《永乐大典》辑出的珍本扩大到各地进呈遗书中的秘籍，刊刻方式也由最初的雕版印刷变成木活字摆印[41]。根据陶湘编辑《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42]统计，此套丛书共计一百三十八种，并不包含《南部新书》。这也反映了由于数量上的限制，馆臣拟定应刊之书真正被聚珍本所收者，其实非常有限[43]。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南部新书》为“浙江鲍士恭家藏本”[44]，又检《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南部新书》著录为“知不足斋写本”[45]。阮元《知不足斋鲍君传》称：“乾隆三十八年，高宗纯皇帝诏开四库馆，采访天下遗书。歙县学生鲍君廷博集其家所藏书六百馀种，命其子仁和县监生士恭由浙江进呈。”[46]可知鲍士恭家藏本亦即其父鲍廷博藏书。据《四库采进书目》的记载，《南部新书》四库采进本共有五部[47]，浙江除采进鲍士恭家藏本外，另有天一阁范懋柱家藏本。范懋柱家藏本今藏国家图书馆[48]，因范藏本是含有《补遗》一卷的节本，四库馆臣在去取时最终选取了鲍士恭家藏的足本。根据纂修《四库全书》遗留档案，鲍士恭家在献书时表示“均愿将原书进呈，毋庸再为钞誉”[49]。今检上海图书馆藏此四库底本，所涉“玄”、“弘”两字皆不讳，应如著录所谓抄在清初。但因此本上并无鲍廷博藏印，故只能推测此四库底本或即鲍氏家藏原本。
2.潘藏本祖本与《南部新书》四库底本渊源及其与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本之关系
今将潘藏本与上海图书馆藏《南部新书》四库底本（以下简称为“四库底本”）、国家图书馆藏钱曾、何焯等校勘明刻本（以下简称为“明本”）、张海鹏《学津讨原》本（以下简称为“张本”）、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本（以下简称为“伍本”）对勘，可以发现，潘藏本与诸本有异文之处，大多同于四库底本。限于篇幅，选取有代表性的30例如下：
例1：甲卷第6则“画像皆北面”，四库底本、伍本同，明本、张本均作“画皆北面”。按，《旧五代史》作“画像皆北面”[50]。
例2：甲卷第11则“邕邕怡怡”，四库底本、伍本同，明本、张本均作“邕邕如，怡怡如”。
例3：甲卷第16则“笏始无囊”，四库底本同，明本、张本、伍本均作“始无笏囊”。按，《旧唐书》：“故事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51]
例4：甲第18则“曹确……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确确无馀事……货赂几时休。’”小字注：“确，一作礭”。四库底本同，伍本正文同，无小字注。明本、张本均作“曹礭……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礭礭无馀事……货路几时休。’”无小字注。按，《唐语林》：“咸通末，曹相确……同为宰相……长安谣曰：'确’'确’无论事……货'赂’几时休。”[52]又，《诗话总龟》引《南部新书》作“确”“货赂”[53]。
例5：甲第23则“以假珠代其睛”，四库底本同，明本、张本、伍本均作“以假珠代其精”。
例6：甲第37则“戎服擘莺于野次”，四库底本同，明本、张本、伍本均作“戎服臂鹰于野次”。按，《松窗杂录》：“上戎服，臂小鹰于野次。”[54]
例7：甲第49则“使南霁云诣贺兰进明乞救兵。进明大宴，不下喉”，伍本同，四库底本作“使南霁云诣贺兰进明乞救兵。进明大宴，远不下喉”，明本、张本均作“使许远诣贺兰进明乞救兵。进明大宴，远不下喉”。按，《旧唐书》：“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巡遣帐下之士南霁云夜缒出城，求援于进明。进明日与诸将张乐高会，无出师意。霁云泣告之曰：'……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啮一指，留于大夫，示之以信，归报本州岛。’”[55]此处应指南霁云而非许远。
例8：乙第3则“我曾祖武肃辟之幕下”，四库底本、伍本同，明本、张本均作“我曾门武肃辟之幕下”。按钱易曾祖为吴越王钱镠，卒谥武肃。
例9：乙第14则“贞观十三年，始改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小字注：“一作贞元二十三年”。四库底本同，伍本正文同，无小字注。明本、张本均作“贞观二十三年，始改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按《旧唐书》，改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事，在贞观二十三年[56]。贞元为唐德宗年号，共计二十一年。
例10：乙第17则“吐蕃献大佛庐”，四库底本、伍本同，明本、张本均作“吐蕃献大拂庐”。按，《旧唐书》：“吐蕃使人献马百匹及大拂庐。”[57]
例11：乙第39则“新进士春闱前”，小字注：“闱，一作关”。四库底本同，伍本正文同，无小字注。明本、张本均作“新进士春关前”。
例12：乙第53则“春闱以前，请以新及第为名”，小字注：“闱，一作关”。四库底本同，伍本正文同，无小字注。明本、张本均作：“春关以前，请以新及第为名”。
例13：丙第63则“天宝四载”，四库底本、伍本同，明本、张本均作“天宝四年”。按，此则史事见《册府元龟》，作“（天宝）四载”[58]。
例14：丙第69则“薛逢，命一真士貌真……一旦，忽有羽衣谒门，延之与语。忽于东壁见真赞，乃命笔续之”，四库底本同，明本作“薛逢，命一真士貌真……一旦，忽有羽衣谒门，延之与语。忽于东壁见真，读赞，乃命笔续之”，张本作“薛逢，命一道士貌真……一旦，忽有羽衣谒门，延之与语。忽于东壁见真赞，读之，乃命笔续之”，伍本作“薛逢，命一道士貌真……一旦，忽有羽衣谒门，延之与语。忽于东壁见真，读赞，乃命笔续之”。按，《唐诗纪事》：“（薛）逢命一道士貌真，一旦，忽一羽衣谒门，见真赞，命笔续之。”[59]
例15：丁第8则“柳公权有笔偈云：圆如锥，捺如凿。不得出，只得却。”四库底本、伍本同，明本作“柳公权有笔偈云：圆如锥，捺如凿。不得却。”张本作“柳公权有笔偈云：圆如锥，捺如凿。只得入，不得却。”按，《唐宋白孔六帖》引《南部新书》：“柳公权有笔偈曰：圆如锥，镎如凿。不得出，只得却。”[60]又，《海录碎事》：“《笔偈》云：圆如锥，捺如凿。只得入，不得却。”[61]
例16：丁第28则“郑畋事台文”，四库底本同，明本作“郑畋□台文”，张本、伍本均作“郑畋字台文”。按，《旧唐书》：“郑畋字台文。”[62]
例17：丁第82则“严恽字子重”，四库底本同，明本、张本、伍本均作“严惮字子重”。按，皮日休有《伤进士严子重诗》，序云：“见有与进士严恽诗。”[63]
例18：戊第11则“王师鲁在孔戊幕中”，四库底本同，明本、张本均作“王师鲁在孔鄈幕中”，伍本作“王师鲁在孔戣幕中”。按，《旧唐书》卷五四有《孔戣传》（《孔巢父传》附）。
例19：戊第17则“□行于世□，号曰集验”，四库底本同，明本、伍本均作“并行于世者，号曰集验”，张本作“并行于世，号曰集验”。
例20：戊第23则[64]“时初命郭待举、郭正一、魏玄同三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四库底本、伍本同，明本、张本均作“时初命郭待举、郭正一、魏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按，《旧唐书》：“黄门侍郎郭待举、…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并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65]
例21：戊第77则“店人工为冷淘”，四库底本同，明本、张本均作“店人改为冷淘”，伍本作“店人取为冷淘”。
例22：己第28则“递饮食相邀”，四库底本同，明本、张本均作“递馀食相邀”，伍本作“递以饮食相邀”。按，《冥报记》：“递作饮食相邀。”[66]
例23：庚第68则“名《白云记》，盖承祯号白云子也”，四库底本同，伍本作“名曰《白云记》，盖承祯曾号白云子也”，明本、张本均作“名曰白云子也”。按，《大唐新语》：“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代。”[67]
例24：辛第15则“自此诸方号为岑大虫”，四库底本、伍本同，明本作“自此诸方号为岑山大虫”，张本作“自此诸方号岑山为大虫”。按，《景德传灯录》：“自此诸方谓为岑大虫。”[68]
例25：辛第45则“龙之性麄猛而畏䗶”，四库底本同，伍本作“龙之性麄猛而畏蝎”，明本、张本均作“龙之性麄猛而畏蜡”。按，《太平御览》：“龙畏蜡。”[69]
例26：壬第11则“俄而郑絪罢免，藩遂拜相”，四库底本、伍本同，明本作“俄而郑絪罢免，遂拜相”，张本作“俄而郑絪罢免，遂拜”。按，《唐会要》：“俄而郑絪罢免，遂拜藩门下侍郎、平章事。”[70]
例27：壬第32则“贞元中延英李石奏曰”，四库底本同，伍本作“开成中延英李石奏曰”，明本、张本均作“开元中延英李石奏曰”。按《旧唐书》，李石元和十三年（818）方进士擢第[71]，故此事应在开成间。
例28：壬第52则“荀讽者，善药性”，四库底本、伍本同，明本、张本均作“苟讽者，善药性”。按，《酉阳杂俎》：“荀讽者，善药性。”[72]
例29：癸第8则“曰《序楼文》，铭云”，四库底本同，伍本作“自序楼之铭云”，明本、张本均作“曰《序楼文》，名云”。
例30：癸第32则“郑仁表，洎之次子，仁规之弟。恃才傲物，士人薄之”，四库底本、伍本同，明本、张本均作“郑仁表，洎之次子”。按，《旧唐书》：“洎子仁规、仁表……仁表文章尤称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73]
通过以上30例可以看出，潘藏本与四库底本文字相似度极高。特别是，潘藏本有些条目会以小字注出“某，一作某”，用来标示异文，如例4、例9、例11、例12，四库底本正文及小字注皆与潘藏本一致；而这些小字标示的异文则是其他诸本的正文文字。又，潘藏本有些条目文字存在明显讹误，或因涉上文致误，或因形讹致误，如例16、例18，而这些讹误之处，四库底本同样存在，其他诸本则无。这些异文共同佐证，潘藏本与四库底本应该存在渊源关系。
上文已述，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底本为浙江鲍士恭进呈的写本，或即鲍廷博家藏原本。鲍廷博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杭州，父母卒后又迁居浙江桐乡。金檀祖籍安徽休宁，其人则居浙江桐乡。鲍廷博与金檀里籍相近，加之地缘因素，二人常有往来。鲍廷博藏书有些即从金檀处得来，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鲍廷博跋《危太朴集》云：“去年客吴郡得之金星轺家。”又如《知不足斋丛书》第三集《猗觉寮杂记》鲍廷博跋云：“予购自文瑞楼金氏，乾隆乙未（四十年，1775）以付梓人。”[74]由此判断，潘藏本之祖本金檀抄本与作为四库底本的知不足斋抄本具有某种传承关系。
上文用于校勘的明本、张本、伍本虽然都属足本系统，但各自有不同的来源。
国图藏明本为现存《南部新书》最早刻本，因无序跋，无法获知其来源。
张本为清代《南部新书》最早刻本，张海鹏跋称此本“乃邵君朗仙从吴门士礼居黄氏传抄者”[75]。跋中提到的邵朗仙即邵恩多，道光间常熟藏书家，室名小安乐窝，《藏书纪事诗》有考[76]。则张本的祖本应是黄丕烈士礼居藏本。黄丕烈藏《南部新书》，《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著录，为明刻残本，嘉庆中黄丕烈曾借周锡瓒（香严）藏明刻本抄补缺漏的甲乙二卷，并自许此刻为“最先之本”[77]。此本后归归安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南部新书》有二：一为黄丕烈旧藏明刊本，二为旧抄本[78]。《静嘉堂秘籍志》则云：“《藏书志》别载黄荛圃藏明刊本，今佚。”[79]经本人查证，静嘉堂文库现只有《南部新书》旧抄本一部[80]，钤印：周之德印（白）、艾生（朱）、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朱），即为陆心源书志中著录的旧抄本。黄丕烈旧藏明刊本已不知所在[81]，今日只能从张本中想象黄丕烈藏本旧貌。
伍本来源，据伍崇曜题跋称“兹铁孙太守自浙中以抄本邮寄玉生广文，爰出旧藏写本互勘而重梓”[82]。其中铁孙太守即徐荣，道光十六年进士，官至杭嘉湖道。玉生广文即谭莹，受伍崇曜聘，校定《粤雅堂丛书》，伍本每卷末即有“谭莹玉生覆校”字样。由此知伍本来源有二：即徐荣和伍崇曜藏抄本[83]。虞云国先生指出：“（伍崇曜）对赖以互勘的钞本、写本所自出却一无交代，故而难以进一步考证。但我们以粤雅堂本与四库文渊阁本、学津讨原本互勘时，粤雅堂本能纠补学津讨原本讹误之处，颇多能从文渊阁本得到印证，故而推断它学津讨原本虽同属足本，却分属不同的子系统，而与四库本倒同出一系……（徐荣）以官终杭嘉湖道故称太守，故而最有可能向居于辖境嘉兴桐乡的知不足斋后人借抄。”[84]这一推论非常合理。上举校勘诸例，有不少条目，伍本文字不同于明本、张本，却与四库底本以及潘藏本相同。而有了潘藏本作为参照，更可说明伍本所据祖本之一徐荣藏抄本与四库底本即知不足斋藏本也存在传承关系。尤可证明此一关系的是上举例25：潘藏本、四库底本均作“龙之性麄猛，而畏䗶”。“䗶”，明本、张本作“蜡”，伍本作“蝎”。“䗶”即“蜡”之俗写，据《太平御览》引《梁四公记》“龙畏蜡”可证龙之性畏蜡乃当时俗信。而伍本之误作“蝎”，很可能是由于其所据祖本作“䗶”，形近而误。
还有一些条目，伍本文字明显异于诸本，或可说明伍本另有渊源。如：
（1）甲第46则：伍本“字画带戈”。潘藏本、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作“字或带戎”。
（2）甲第66则：伍本“有《纂异记》一部”。潘藏本、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作“有《纂异》一部”。
（3）甲第75则：伍本“南方孤生”。潘藏本、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作“南方尹子”。
（4）丁第55则：伍本“'悔读南华第二篇’之句，盖为是也”。潘藏本、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作“悔读南华第二篇”。
（5）丁第85则：伍本“私盗官利钱”。潘藏本、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作“私盐官利”。
（6）戊第73则：伍本“显庆三年”。潘藏本、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作“庆明三年”。
（7）庚第2则：伍本“州郡疑所给”。潘藏本、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作“苏州疑所给”。
（8）庚第77则：伍本“沈询有嬖妾，其妻害之”。潘藏本、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作“沈询嬖妾有过”。
（9）辛第64则：伍本“或出茶日，过百余椀”。潘藏本、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作“或出，亦日遇百余椀”。
上举九例可以明显看出伍本的异文另有渊源，这里的异文或许来自于伍崇曜旧藏抄本，亦或来自谭莹校正，具体情由今已不得而知。
3.潘藏本与四库底本相较文本之特殊性及癸卷所存佚文
对《南部新书》诸本校勘之后发现，虽然产生异文之处，潘藏本多能与四库底本相一致，但也有少许有异。除去确属抄写错误不足为据者，仍有些异文另有渊源，或存《南部新书》某一旧本面貌，对于《南部新书》的校勘有所裨益。如（以下引文多为节引，文字皆依潘藏本）：
（1）乙第20则：诸名族重京官而轻外任，故杨汝士建节后诗云：“抛却弓刀上砌台，上方楼殿紫云开。山僧见我衣裳窄，知道新从战地来。”
按，“紫”字，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伍本皆作“窣”。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存此则，列在乙卷，句作“上方楼阁紫云开”，有小注“阁一作殿，紫一作窣”。《诗话总龟》卷四四引《南部新书》作“倚”[85]。此诗洪迈辑入《万首唐人绝句》，题作杨汝士《建节后偶作》：“抛却弓刀上砌台，上方台榭与云开。山僧见我衣裳窄，知道新从战地来。”[86]
（2）乙第59则：李揆秉政，苗侍中荐元载，揆不纳，谓晋卿曰：“龙章凤姿之士不可见，麞头鼠目之人乃求官耶。”
按，末句，四库底本、明本、张本皆缺“乃求官耶”四字，伍本“人”作“子”。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存此则，列在乙卷，文字同潘藏本。《旧唐书·李揆传》：“初，揆秉政，侍中苗晋卿累荐元载为重官。揆自恃门望，以载地寒，意甚轻易，不纳。而谓晋卿曰：'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麞头鼠目之子乃求官。’”[87]此则应源出唐时国史，据《旧唐书》本传，四库底本、明本、张本有脱文。
（3）丁第36则：开元十八年，苏晋为吏部侍郎……晋遂榜选院门曰：“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
按，“院门”，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伍本皆仅作“门”。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存此则，列在丁卷，文字同潘藏本。《唐会要》：“十八年，苏晋为吏部侍郎……晋遂榜选院云：'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88]又《旧唐书·苏晋传》：“开元十四年，迁吏部侍郎……晋遂榜选院云：'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89]诸本脱“院”字。
（4）丁第50则：崔立成诗曰：“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
按，“妾身”，四库底本、明本、伍本作“为妻”。张本同潘藏本。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存此则，列在丁卷，句作“自怅妾身生较晚”。《唐诗纪事》作“自恨妾身生较晚”[90]。
（5）戊第41则：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一章，刻石在贡焙。
按，“一章”，四库底本、明本、张本无。伍本“一章”“刻”互乙。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存此则，列在戊卷，文字同潘藏本。当以潘藏本为是。
（6）庚第47则：三原之南董店，贞元末，有孟媪者，百馀岁而卒。
按，“董”，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伍本皆作“熏”。据《太平广记》卷三六七引《乾
子》：“三原县南董店，店东壁，贞元末，有孟妪年一百馀而卒。”[91]应作“南董店”。
（7）壬第22则：《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褚侯以象，士以鱼须文竹。”注：“文，犹饰也。大夫士饰竹为笏，不敢与君并用纯物也。”《释文》云：'用文竹及鱼须。释文竹之边。须音班。’”今之人多呼“鱼须鬓”，误也。余凡四为府监试官，往往有举子公然于“无”字韵内押。
按，“余凡”以下，潘藏本单独分为一则。张本、伍本不分，四库底本接在壬第23则之后。“举子公然于”，张本作“举子于”。明本分节同潘藏本，“举子公然于”作“举公于”。根据文意，分节当以潘藏本、明本为是。
此外，潘藏本癸卷第44则文字如下：
王缙为相，为妾造宝应寺，宏丽无比，为识者所嗤。今寺中什梵天女，悉韩干为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
“今寺中”以下二十字，四库底本、明本、张本、伍本皆无。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壬卷有此则，亦存此二十字。《唐会要》卷四八：“宝应寺：道政坊。大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门下侍郎王缙，舍宅奏为寺，以年号为名。”[92]又《酉阳杂俎》续集卷五：“道政坊宝应寺：韩干，蓝田人。少时，常为贳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贳酒漫游。干常征债于王家，戏画地为人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岁与钱二万，令学画十余年。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寺有韩干画下生帧，弥勒衣紫袈裟，右边仰面菩萨及二狮子，犹入神。”[93]此段记录又见《唐诗纪事》卷五七。齐公即王缙，封齐国公。小小，或即其妾李氏。《旧唐书·王缙传》云：“李氏，初为左丞韦济妻，济卒，奔缙。缙嬖之，冒称为妻，实妾也。”[94]由此可见，潘藏本所多之二十字与前面文字存在明显的接续关系，且有来源可考，应为此则他本之佚文。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陈耀文编纂的类书《天中记》卷十九“小小”条也录有此段文字（缺“宏丽无比”四字），并注引出处“《南部》《酉阳寺塔》”[95]。如此则尚需排除上引二十字是抄录自《天中记》的可能性。
《天中记》的体例在明代类书中可称严谨，所引典籍，都一一注明出处。四库馆臣评价称：“明人类书，大都没其出处，至於凭臆增损，无可徵信。此书援引繁富，而皆能一一著所由来，体裁较善。惟所标书名，或在条首，或在条末，为例殊不画一。”[96]通检《天中记》全书可以发现，《天中记》在引用文献时，除去在条首直接标注书名的条目之外，在每一条末标记出处的，大部分只标示一个书名。少数有标示两个书名出处的，也并非表明引用文献是从二书中分别抄撮合并而成，而是表明引用文献均见于所标二书。如卷一“人之始祖”条“黎干郊祭，难曰：'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下标出处“《新唐书本传》《旧礼仪志》”，意即引用文献既见于《新唐书》黎干本传，又见于《旧唐书·礼仪志》。验诸新、旧《唐书》，确然[97]。《天中记》亦有部分条目，所引文献是从诸书中分别抄撮合并而成。如此，则会在所引各书内容结尾的位置分别注明书名出处，而不是在条末一并标出。如卷二“迎岁”条，即在所引各书结尾之处分别标注出处：《魏志·苏林传》《淮南·兵略训》《尸子》。
明确了《天中记》的引书体例，再来重新检视《天中记》卷十九“小小”条这段文字，条末标出处“《南部》《酉阳寺塔》”，意即引用文献既见于《南部新书》，也见于《酉阳杂俎·寺塔记》。这恰恰证明陈耀文编纂《天中记》时所见《南部新书》存有今传世本所缺的二十字。之所以容易令人产生“小小”条引用文献上半段出自《南部新书》，下半段出自《酉阳杂俎》的误解，是因为《酉阳杂俎》中不存“小小”条引用文献的上半段文字。事实上，因为这一条的名题是“小小”，而《酉阳杂俎》中所存文字恰恰是与名题“小小”有关的内容，所以才一并作为出处注出。这也符合类书的引书体例。
另有一则材料也可证明以上所多的二十字为《南部新书》佚文：明代蒋一葵编著的《尧山堂外纪》卷二六有自注云：“王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缙为妾造宝应寺，宏丽无比。寺中什梵天女，悉韩干为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98]《尧山堂外纪》一书内容多采自士大夫平素不甚注意的民间传说、诗词歌谣，向以材料丰富，有裨于文学史研究著称学林[99]。此书援引事典大多不注出处，但这一自注显而易见是取自《南部新书》。此书卷前有蒋一葵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年，1598）秋所撰《尧山堂外纪颠末》，记载此书刊行情况：“于是取前所录悉付之祖龙矣，勿以贱夫人之子，盖甲午九月也。戊戌南还，过白下，见市中有鬻是书者，惊汗浃背，亟追其故，则书贾从奚童购得副墨，以授剞劂，犹是甲午前事云。”可知此书编成至迟不会晚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年，1594），几乎与《天中记》刻成同时，卷二六中的这一自注显然不是采自《天中记》。这也表明蒋一葵所见的《南部新书》也存有今传世本所缺的二十字。
管见所及，在节本系统的《南部新书》里，只有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多此二十字。前文提到的国家图书馆藏明抄天一阁进呈本以及毛扆旧藏清抄本皆无。现有《南部新书》几个整理本，只有《全宋笔记》所收虞云国、吴爱芬整理本利用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进行校勘。但也只是注意到了明抄本此则多出的二十字，在校勘记中加以列出[100]，没有对此进行辨析，也没有作为佚文加以增补。
前文已述，潘藏本之祖本金檀抄本与四库底本知不足斋抄本具有某种传承关系。通过对潘藏本和四库底本对勘，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如何解释潘藏本这些另有渊源的异文？上文所举诸例中，潘藏本不同于四库底本等其他诸本的异文，很多都与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暗合，尤其是癸卷第44则多出的二十字，可以进一步证明二者存在某种关联。本文第三节已考证出，潘藏本所据李北苑抄本过录的子真子、清隐老人诸跋来自于从蒋杲处借得的杨仪抄本，而杨仪抄本很有可能即是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由此或可作一推断，潘藏本不同于四库底本等其他诸本却与上图藏明抄本暗合的异文，或是李北苑借得杨仪抄本后，据以校勘增补。不过由于潘藏本所据的李北苑抄本与李北苑抄本所据金檀抄本如今皆不可见，这里只能根据校勘结果做出符合情理的推论。
五
馀论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南部新书》善本凡十五部，其中抄本有十二部。在这十二部抄本中，有五部属于含正文十卷补遗一卷的节本系统。虽然其中不乏旧抄，有些条目尚保存旧本面貌，但毕竟“删削过半”，难供全面的校勘。属于足本系统且保存完整的只有六部[101]，潘藏本的发现无疑使《南部新书》足本系统又多一新善本。虽然与潘藏本渊源密切的三个版本（国家图书馆藏钱曾、何焯校明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冯舒跋明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南部新书》四库底本）尚存世，但潘藏本对于厘清《南部新书》各版本间的源流关系以及进一步核定文本仍然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南部新书》虽为北宋人所撰笔记，但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是记录唐五代时事，加之笔记撰述实际上为抄撮诸书成编，大多可在唐五代文献中找到来源。因此陶敏先生提出：“校勘此书，最好的办法是仿效周勋初先生《唐语林校证》的办法，将每条文字的来源一一找出，抉其异同，定其是非。也就是说，必须追溯史源，并广泛应用他校的方法。”[102]中西书局2013年出版的梁太济先生著《南部新书渊源笺证》即在此书溯源方面做出了范式。但由于《南部新书》向乏旧刻，所存抄本亦“类经不熟唐事人改窜”[103]，因此错谬颇多。今日校勘《南部新书》，除了应根据其文献来源进行他校外，也应尽最大可能对《南部新书》的众多版本进行对校，进而形成一完备之文本。尤可说者，目前古籍整理对《南部新书》的校勘仍有不足之处。其一，对国家图书馆藏钱曾、何焯校明刻本的利用严重失当。首次利用此明刻本进行校勘的是黄寿成点校本（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但黄校所谓“明本”实际上多是何焯朱笔校改之文字，虽然改正了很多错谬，但并不能反映明本本身的面貌，故黄校有关此明本的校语实不足采用。梁太济《南部新书渊源笺证》校勘所据明本又直接录自黄寿成校语，导致一些判断失当。其二，对《南部新书》四库本重视不够。如黄寿成点校本，即没有运用四库本进行校勘。对此，陶敏先生已有议论[104]。本文通过对《南部新书》四库底本的考述，可以进一步证明此版本的优长之处，应加以充分肯定。
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南京图书馆沈燮元丈的指点。本文初稿曾在“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交。感谢外审专家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本文在修订中多有参考吸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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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9页。
[2]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一”，第1189页。
[4] 《石禅藏书——潘重规先生藏书图录》，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8年，第29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此书影印本，书志ID：2003451349。
[5]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影印清光绪二十七年钱塘丁氏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9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
[6] 周一良主编：《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子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670页。
[7] 林申清编著：《中国藏书家印鉴》，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115页。
[8]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附录编《刘铨福考》，华艺出版社，1998年，第778-789页。
[9] 苏州博物馆编：《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0-41页。
[10] 汪兆镛编：《岭南画征略》补遗，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
[11] 孙婠：《从国家图书馆藏四种文瑞楼藏书目录钞本谈金檀文瑞楼藏书》，《古籍保护研究》2015年第1辑，大象出版社，第158页。
[12] 朱筠：《椒花吟舫书目》，影印朱锡庚藏清钞本，《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322页。
[13] 《南部新书》诸本对每卷条目的划分不甚统一，有些版本合两则为一则，同时也有版本分一则为两则。本文所标条目序次依钱易著，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2002年。
[14] 原跋“轺”误作“柖”。
[15] 曾良、陈敏：《明清小说俗字典》，广陵书社，2018年，第447页。此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张小艳先生赐知，谨致谢忱。
[16] 详参虞云国：《〈南部新书〉小考》，《文献》2001年第4期，第107-108页。按，《南部新书》足本系统卷数为十卷，节本系统除十卷正文外另有补遗一卷。从内容上看，含有补遗一卷的本子是属于“删削过半”的节本系统。
[17] 如黄丕烈云：“《南部新书》旧钞本传录甚多，大都出于洪武时清隐老人所跋本，然十卷中删削过半，即有补遗，亦未之备。”（黄丕烈著，潘祖荫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
[18] 朱汝珍辑：《词林辑略》卷二“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民国间中央刻经院铅印本。沈燮元先生2019年4月27日与我通信告知此条材料，谨致谢忱。
[19] 金檀殁于雍正年间，因此己酉当在康熙之时。
[20] 刘祁：《归潜志》附录，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9页。
[21] 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6页。
[22] 瞿良士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5-196页。
[23] 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0-391页。
[24] 金星轺编：《文瑞楼藏书目录》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据《读画斋丛书》本排印，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8页。
[25] 邹百耐：《云间韩氏藏书题识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4-35页。
[26] 《南部新书》十卷《补遗》一卷，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善828242。
[27]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20页。
[28] 《复古编》二卷，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号：03378。
[29] 《南部新书》十卷《补遗》一卷，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号：17216。
[30]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117页。
[31] 《南部新书》十卷《补遗》一卷，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号：08215。
[32] 《南部新书》，《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3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年，第314页。
[34]《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总目提要》只称此本“卷末有'孟公’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96页），并未考索孟公系何人。事实上，前人涉及到此本的题跋、著录皆认定此“孟公”为何焯。如黄丕烈跋明刊本《南部新书》提及此本，云：“周（锡瓒）书系虞山钱曾遵王藏书，故卷首有遵王手录钱明逸序，卷中多校改之字。又为何心友所藏，而孟公覆勘者。馆师顾涧云，义门所校实胜于也是翁，拟将校语录出。余曰：义门亦以不得宋刻名钞是正脱误为歉，则所校当有未尽可据者。”（黄丕烈著、潘祖荫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第150页）言语之意，孟公与何义门即为同一人。又如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八“子部二”著录此明刊本《南部新书》，云“钱曾手校，并钞补序一首。何焯校，有跋，录如左”（中华书局，1983年，第671页），接下即录孟公跋，亦是以“孟公”为何焯。
[35] 《南部新书》十卷，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善756329-30。
[36]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520页。
[37] 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上谕：“（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着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2页）
[38]《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2-13页。
[39]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
[40]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6页。
[41] 参考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八章《〈四库全书〉的刊刻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6-235页。
[42] 陶湘编：《书目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43]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考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320-323页。
[4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一”，第1189页。
[45] 沈初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46] 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五，中华书局，1993年，第494页。
[47] 见《两淮商人马裕家呈送书目》、《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总裁于交出书目》、《都查院副都御史黄交出书目》，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76、88、108、172、177页。
[48] 关于范懋柱家藏此本的情况，可参考李红英：《国家图书馆藏四库采进本经眼录》，《版本目录学研究》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1-252页。
[49] 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十三日浙江巡抚三宝奏折。转引自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30页。
[50]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四五《唐书·闵帝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617页。
[51]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99页。
[52] 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七，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670页。
[53] 阮阅编：《诗话总龟》卷三八《讥诮门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71页。
[54] 李浚撰：《松窗杂录》，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大唐传载》（外三种），中华书局，2019年，第94页。
[55]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七《忠义下·张巡传》，第4901页。
[56]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高宗纪》，第66-67页。
[57]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高宗纪》，第73页。
[58]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第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66页。
[59] 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五九，巴蜀书社，1989年，第1616页。
[60] 白居易、孔传撰：《唐宋白孔六帖》卷十四，影印明嘉靖间刻本，《衢州文献集成》第13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
[61] 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十九《文学部下·笔门》，中华书局，2002年，第854页。
[62]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七八《郑畋传》，第4630页。
[63] 皮日休、陆龟蒙等撰：《松陵集校注》卷八，中华书局，2018年，第1694页。
[64] 此则潘藏本、四库底本、明本自“贞元十三年”至“时初命郭待举、郭正一、魏玄同三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张本、伍本分作两则。
[65]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五《高宗纪》，第109页。
[66] 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七四引《冥报记》，中华书局，2003年，第2198页。
[67] 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158页。
[68] 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湖南长沙景岑禅师》，《四部丛刊三编》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
[69]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八〇三《珍宝部二·珠下》引《梁四公记》，影宋本，中华书局，1995年，第3568页。
[70] 王溥：《唐会要》卷五四《给事中》，中华书局，1955年，第938页。
[71]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第4483-4487页。
[72] 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前集卷十《物异》，中华书局，2015年，第791页。
[73]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七六《郑肃传》，第4574页。
[74] 转引自刘尚荣：《鲍廷博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44、112页。
[75] 张海鹏辑：《学津讨原》本《南部新书》后附，嘉庆十年（1805）张氏照旷阁刻本。
[76] 叶昌炽撰，王欣夫补正，徐鹏辑：《藏书纪事诗》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20-623页。
[77] 黄丕烈著，潘祖荫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第150页。
[78]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二，光绪八年（1882）十万卷楼刻本。
[79] 河田罴：《静嘉堂秘籍志》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16页。
[80] 《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子部小说家类”，静嘉堂文库，昭和五年（1930）发行。该目录另著录《南部新书》四种，分别为《说郛》本（有明刊《说郛》与清顺治间刊《说郛》两种）、《学津讨原》本、《粤雅堂丛书》本。
[81] 虞云国先生称此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南部新书〉小考》第108页），不确。
[82] 伍崇曜辑：《粤雅堂丛书》第一集《南部新书》后附，道光间南海伍氏粤雅堂刻本。
[83] 需要指出的是，上引伍崇曜题跋，前人引述时句读多断在“邮寄”后，如虞云国《〈南部新书〉小考》（第144页）、梁太济笺证《南部新书渊源笺证》附录伍崇曜题跋（中西书局，2013年，第529页）等，导致句意发生变化，使人误以为伍本来源于徐荣和谭莹藏抄本。由于谭莹的工作是为伍氏校定丛书，故而需要众本用以核校。类似的情况在《粤雅堂丛书》各本伍氏题跋中还有记载，如《叙古千文》跋称“铁孙太守以所藏钞本邮寄玉生广文，卷末有李忠简跋”（《粤雅堂丛书》第七集，道光间南海伍氏粤雅堂刻本）云云，与此意一致。因此我认为句读当断在“玉生广文”之后。王欣夫先生述《南部新书》版本来源时称“据徐荣所藏钞本，以别钞本校”（王欣夫编：《〈粤雅堂丛书〉版本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索书号：5590），理解是准确的。
[84] 虞云国：《〈南部新书〉小考》，第144页。
[85] 阮阅编：《诗话总龟》卷四四《怨嗟门》，第422页。
[86] 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卷六九，嘉靖十九年（1540）陈敬学德星堂刻本。
[87]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二六《李揆传》，第3561页。
[88] 王溥：《唐会要》卷七四《掌选善恶》，第1346页。
[89]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苏晋传》，第3116页。
[90] 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七八，第2012页。
[91]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六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2924页。
[92] 王溥：《唐会要》卷四八《寺》，第847页。
[93] 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续集卷五《寺塔记上》，第1814页。
[94]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第3418页。
[95] 陈耀文：《天中记》卷十九，明万历间刻本，天津图书馆藏，善本书号：S1429。按，天津图书馆著录此本刊刻年代为万历十七年（1589），是因此本有万历己丑年（1589）陈文烛序，将作序时间作为是书刊刻时间。据沈秋燕研究，此书实际并不存在万历十七年刻本（沈秋燕：《〈天中记〉版本源流新考》，《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6期，第112-120页）。《天中记》所引一节，承外审专家提示，谨致谢忱。
[9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子部类书类二”，第1155页。
[97] 《新唐书》卷一四五《黎干传》：“（其十难，七曰）故曰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第4720页）《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其七难曰）夫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第840页）
[98]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二六，影印明万历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94册，第241页。
[99] 谢国桢：《谈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谢国桢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2013年，第546-550页。
[100] 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4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101]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藏清严蔚校、佚名录清杨复吉跋清抄本，亦属足本系统，但仅存卷甲至卷己六卷，故未计数。
[102] 陶敏：《读点校本〈南部新书〉札记（下）》，《书品》2008年第4期，第76页。
[103] 国家图书馆藏钱曾、何焯校《南部新书》顾广圻跋。
[104] 陶敏：《读点校本〈南部新书〉札记（下）》，第77页。
原刊《文献》2021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感谢唐雪康先生与《文献》编辑部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