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与人类知识的世俗化：1542-1642年间的科学革命
不追热点，
这个世界此刻与你无关。
——爱读书Bookworm
编者按：每次读伽利略都会非常感动。他或许并不是一个完人，留下了对自己难怀善意的家人，但他确实有着一颗热爱星空的心灵。真爱这件事，何必对象一定是人呢？真的热爱某一个学科，某一项事业，某一份工作，甚至于某一个爱好（当然是正直的爱好），也同样是令人动容的呀。
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地球是根据自己的形状而自然转动的，而一定要把这种运动的根源归结给整个宇宙，但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宇宙的边界也不可能知道？而且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关于这日常的地球转动，表象属于天堂，而真实却属于地球？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1543）
我不相信上帝会既给我们感觉、理智和智力，但同时又禁止我们使用它，而一定要让我们通过别的方式去获取知识。
——伽利略，《给克里斯蒂娜女公爵的信》
对西方思维传统来说即便不是最伟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改变了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这种革命基本上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革命——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过程。它也是智力的革命——一场人类知识的革命。文艺复兴的学者们或许只是发现了人和自然（欧洲文艺复兴：中世纪“信仰时代”与“人的时代”的冲突），科学革命的学者们试图去理解和解释人和自然界。思想家们，如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斯·开普勒（Nicholas Copernius）（1473-1543），法国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以及英国的数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严重地动摇了中世纪和经典世界的权威。这个权威在此处并不仅仅是指教会——教会的权为基础在路德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经一直在走下坡路。我所讨论的在智力方面的权威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的三段论、托勒密（Ptolemy）（c.90-168）及加林（Galen）（c.130-201）。新科学的革命要逃出这些人的思维禁锢。所以，在16世纪、17世纪发生的科学革命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科学革命以及现代对于科学的接受和依赖延续至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体会到。撇开科学带来的一些重大灾难不看，科学以及科学精神会在将来的世纪都会在我们身边。
在1948年，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为在剑桥委员会的讲课准备了一些列主题。这些讲课成为了他的书《现代科学的起源》的基础。在这本书的前言，巴特菲尔德如此写道：
科学革命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的权威，也推翻了古典时代的权威——它不仅宣告了经院主义哲学的式微，同时也摧毁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这里的关键词是“权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确实也在批评中世纪权威体系造成的束缚，但是它们的目的不同，结果也截然不同。然而，巴特菲尔德继续写道：
巴特菲尔德是在1948年做出这样的评价的，仅仅是广岛事件后的几年。广岛事件中，78,000名男男女女，包括儿童，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十五分钟内彻底化为灰尘。这就是科学给我们的东西。尽管我怀疑如巴特菲尔德这样文化程度极高的英国人会幸灾乐祸地看着这种清洁高效的杀戮，但事实就是它也是科学。
关于科学革命，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很多问题：为什么它会出现？什么力量导致了科学革命的产生？为什么它如此具有革命性？为什么科学革命会在新教徒聚集的北部地区更为盛行？但是，在开始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回到一个基础的问题：什么是科学？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科学是毫无意义的——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我们认为科学就是这样，它是一直存在的。它的影响和产品改变了政治家和士兵、家庭主妇和杂货店主。科学给了我们尼龙、乳胶、氟化物还有747飞机、越来越先进的芯片以及沥青。但是科学也给了我们碳氟化合物、海洛因、核废料、二噁英以及原子弹。科学是祝福也是诅咒——它在给我们带来足够的好处的同时，也给了我们同样多的坏处。但是，当我们提及科学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呢？
科学是信仰。这种信仰的福音书是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以及很多他人写作而成。我们自己并不是科学家。我知道我自己不是科学家，但是如此，我还是确定科学家们每天都在辛勤工作着以解决问题，这些解决方法会在某个程度上帮助到我。或许科学家可以改善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就像福音书在2000年前那样。一个科学家是一个专家，而且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必需相信专家。专家、技术工作者、科学家——他们肯定知道我们问题的答案。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被科学包围着。所有的我们能看到、闻到、碰到、听到的东西都是科学的产物。另外，科学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科学的语言经常包括下列表达：理性、方法、方法论、体系化、规则、定律、行为、专家、技术以及等等。
我想表达的是对非科学家来说，科学只是一个观念。而这种观念——科学——给了我们对于世界和我们自己思考和解释的方法。科学给了我们一个世界观，一种把明显是随机和无意义的经验串联起来，说出意义的方法。
在16世纪和17世纪晚期这种世界观在科学革命中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科学更就是欧洲——它是一个世界化大都市。简单来说，欧洲大陆和英格兰到处都是这个词的魔力。现在，仅仅是这件事后的三四百年，地球上很少有没有现代科学的地方，无论这些科学是被用来做好事还是坏事。
在16、17世纪，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以及数学家们对于自然世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不是对“人”进行争论，而是对“自然”进行争论。毕竟，文艺复兴重新定义了人类的尊严，它明显与教会所宣扬的人性邪恶堕落不一样。自然——新的焦点是自然。为什么这个主题会成为大家思考的焦点呢？为什么自然成为学习的客体？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但是这个答案与基督教母体有关。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自然的关注是基督教母体崩溃的一个直接结果。这些力量不仅导致了对自然的关注，同样也导致了智识的改变。简单地说，这些力量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发现时代，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科学革命面临的主要障碍也是一种知识——它明显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如果旧的世界观被移除了，那么肯定会有新的世界观取代它。人类需要新的人类身份——这对于改变社会思潮至关重要。但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呢？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问法是：如果文艺复兴发现了人类和自然，那么这就需要科学革命去检验他们对于人类和自然的知识的正确与否。
“科学”对于科学革命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的内在问题就是其实科学革命中很少使用“科学”这个词，他们使用“自然哲学”或“有关自然的哲学”这个词。对于他们来说，自然意味着着自然世界，就是指那些自然形成的而非假手于人工的世界。我认为使用自然哲学这个词其实也是受到中世纪的影响。换言之，科学研究属于哲学的一种。因为中世纪人将现象世界称之为自然，所以将对自然的研究称为自然哲学也是理所应当的。
总而言之，科学意味着天文学和数学。这两个领域不仅包括了定律还包括了对定律的研究。天文学和数学都有他们自己的符号——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尽管很难学习，但是非常强大，因为它可以被打破语言不通的障碍，而使得说着不同语言的人都可以理解。换言之，科学语言是普世的。尽管查理曼大帝（742-814）曾经创造了一种经院式的语言——我们称之为，中世纪拉丁语——科学革命创造了一种科学语言，而我们将这种语言称之为数学。这件事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对我们的世界的影响——就是思考的科学化路径——这是一种技术性、数学性、逻辑性和准确的思考方式。它很复杂——它对于非专家来说难以理解。但是它并没有那么难。请注意下述这位圆顶建筑之父富勒（R.Buckminste Fuller）对人做出的定义。
人是一种自我平衡的，由28个接头组成的两足的，且电解还原的设备，他拥有特别的且互相分立的能量储存电池，并以其自带的马达，确保同时激活成千上万的液压或气动的泵；62，0,0英里毛细血管，上亿的警训信号、道路、运输系统、压碎机、关键以及遍布的通讯网络，这些如果保养得当，至少70年不需维修；这整个超绝的复杂系统由一个远离这些系统的塔楼所指引，这座塔楼可自我注册，自我记录，自我测距，它是一个分光镜。
这就是科学到疯狂的结果。这样一个人已经忽视了自己的本质——他的情感、梦想、快乐、悲伤、成功和失败。这是对人类的机械性解释——把人作为机器的解释。这种解释，如果没有科学革命这件事的话，这种对人的解释根本不会出现。这种讽刺性就在于，如果我们让伽利略一起吃个午饭，那么伽利略可能会认为富勒是个疯子。
在我们谈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过程和它的世界观之前，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中世纪世界观。因为，科学革命人所精心准备的世界观，是用来针对中世纪世界观的，它意图去推翻中世纪世界观。中世纪世界观——基督世界观的核心——是由四个人的观念组成。两个人来自于古代——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Ptolemy）.另外两个人来自于中世纪——阿圭那和但丁。
（托勒密式的宇宙体系）
根据中世纪世界观，自然是由奇迹不时推动前进的，这个奇迹永远崭新且不断自我更新。上帝使用这些奇迹去组织宇宙。这样的整个系统不仅依赖上帝，还依赖个人的对于上帝绝不动摇的信念。如果上帝要求如此，那么就必须如此。但是在1350年以后，在皮特拉克时期，一部分人开始对奇迹的形式产生了兴趣。既然知道了宇宙源于神圣，且根据上帝意志转动，那么有一部分具有浮士德精神的人就开始想知道更多。仅仅知道奇迹是存在的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对于奇迹的解释。这些想知道这些奇迹在遵守什么命令，它的秩序是怎样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中世纪对于宇宙秩序的解释。根据亚里士多德到但丁时代思维传统，自然中的所有事物、所有现象，都是由四种基本元素组成。这四种基本元素是空气、火、土和水。这些元素被认为遵守着基本法则——他们遵守自己的理想本质。所以，由于水和土沉重而粗糙，所以它们会向下移动。相似的，由于空气和火光明而轻盈，所以它们向上移动。这四种元素都一直在努力去达到自己的自然中心。这种所有元素的运动就保持了宇宙的运动。在这种事物体系下，空气和火的元素是优先的，它们组合起来成了第五元素，这种第五元素比其他元素更为纯净。古代人将这种第五元素称之为“以太”（Aether）。由于天体都是“高高在上”，所以他们肯定都是由“以太”组成。
这让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在1666年，由于伦敦大火，牛顿离开了剑桥，到林肯郡的乌尔索托（Woolsthorpe）他母亲的居所。就在这里，在他母亲的花园，伟大的牛顿忽然悟道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使得行星在它们的轨道上运转的力量与使得苹果砸到他头上的力量是同一种力量。这种想法——今天我们称之为重力理论——对于任何一个中世纪思想家来说都是非常不理智的。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中世纪人并不把天体运动看作是机械运动的一种。因为这些天体是由以太构成的。他们的观点与我们的机械论观点相比，更为有机。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中世纪人并不认为恒星、彗星或是行星与构成苹果的物质是一样的。
（克劳丢斯·托勒密）
在理解宇宙这件事上，中世纪人根据埃及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克劳丢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C.90-168）进行理解。托勒密系统中地球位于中心，而恒星们围绕着地球，宇宙是固定不动的。正中的物体是地球，以地球为圆心共有九个同心圆。地球静止不动，它之外有月亮、太远、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以及其他星星，最后还有第一作用力，第一因，即上帝。这些星星的运转十分复杂。托勒密认为这些星星按照周转圆运动。托勒密使用“周转圆”这个概念去解释为很么行星会发生“逆行”（retrograde motion）现象，这种现象是行星一直是按照一个方向运动，然后它停顿了，改变了方向，继续它们原来的运动。中世纪接受了托勒密体系，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变得越来越笨拙。由于观测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周转圆被用来解释天体的运动。一个简单、普通、有序的体系变得非常复杂。对于托勒密系统的批评从16世纪中期开始越来越多。而最终推翻托勒密体系的系统并不仅仅是建立在对它的批判上。相反，这个体系是建立在新科学的基础上。
（哥白尼的日心说宇宙体系）
由于他在宇宙学上的成就如此显著，以至于科学革命也被成为开普勒革命。哥白尼出生于1473年的波兰，谦卑如他，却使用自己的日心说挑战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托勒密没有取胜的可能——基督教观念体系也是。哥白尼在克拉科夫学习数学，并打算从热那亚大学获取一个法学学位。1500年他在罗马时遇到了月蚀。1501年他在帕多瓦学习医药。在1505年他离开意大利去了普鲁士。1512年他在普鲁士定居下来，此时他不仅观测到了天体的运动，还以各种职业工作过，比如法警、军事长官、法官、税务专员、物理学家和铸币改革者。他是个非典型人，一个例外的人，像他的同时代的托马斯·莫尔一样，他是个文艺复兴人。
（哥白尼）
就像我们都知道的一样，哥白尼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在运动的。这个观点让他的同时代人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如果地球是旋转的，那么为什么一支箭射出去了以后最后会落到地球表面——这个时候牛顿还没有提出重力学说。哥白尼系统对中世纪观的冒犯在于，中世纪观认为宇宙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事情。哥白尼也知道这件事。最权威的依据，毫无疑问是圣经。他的同时代人可能会因此受到震惊，这一点一直困扰着哥白尼。所以他决定在他死亡的那一年，即1543年才公开发表他的学说。这一年，哥白尼发表他的巨著《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鉴于哥白尼明确地知道他无法说服自己时代的传统观念，哥白尼寄希望于数学。他想，只有数学家才能懂得和欣赏他的体系的秩序和深刻的简单。在这本最具革命性的文集的“献给”部分，哥白尼写道：
数学是为数学家写的，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的工作对于数学家来说还是有意义的。
哥白尼没有想到他的发现对于那些非专家来说也是很有启发的。在1572年发生了一些事。仙后座星群附近出现了新星。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雷赫（Tycho Brache）（1546-1601）发现了这颗星。这颗星比周围其他星星都闪亮，这种情况起码持续了2年——现在的文献告诉我们这颗星亮得可以在白天看到。在1600年，又一颗星出现了。这颗星被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01）观测到了。天体似乎是在运转。这些现象对所有人，无论是不是科学家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毕竟，那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命运是根据星辰和星辰运转决定的。第谷和开普勒见到的是超新星，即旧的恒星爆炸。
开普勒，比哥白尼更喜欢数字和自然世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他的书《神秘的宇宙》（Mysterium Cosmographicum，1596）和《和谐的世界》（Harmonice Mundi, 1619）中他在反复谈论一个主题：“自然喜欢简单。”从他的朋友布拉赫（Brahe）那里，他知道了在检测天体运动的时候采取更为准确的测量仪器是很有必要的。最后，开普勒发现了天体运动的三个规律，并于1609到1619年之间出版了这三个天体运动的法则:（1）行星以椭圆轨道运行；（2）解释了行星运动时的速度变动，行星的倒退运动；（3）将行星之间的运动联系了起来。由这三项日心说宇宙的基础法则，行星的轨迹自此被确定了。此后，我们将看到这三项法则是一个统一整体的一部分——这个统一的法则将规定太阳周围行星的轨迹。当然，为了这样一个统一的法则，我们还需要再等待70年——因为我们还要等到天才牛顿的出现。但是牛顿出现之前，我们还需要一个对于机械运动更为实际和更为精确的理解。
这种对于机械运动更为实际的理解由意大利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提出。伽利略出生于1564年的比萨，伽利略在比萨学习医学和数学，并于15世纪80年代末在比萨成为一名教授。由于教员中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众多，他们对伽利略存有敌意，所以伽利略决定搬去佛罗伦萨。最后他定居于帕多瓦。1592年到1610年间，他在大学教授的数学课程吸引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各种学生。
（伽利略）
伽利略所有发现的核心是对精确计算时间的发现。精确的时间计算方法对于解释机械运动至关重要。到1600年为止，并没有什么精确的钟或是守时的装备。当然有钟表，但是它们没有准的。中世纪的钟对于区分今天和明天是有效的，但是它们都不能用来守时。伽利略对于时间极度着迷。就像那个故事所说的一样，伽利略在1583年在比萨参加一个宗教仪式。仪式上，他开始走神，然后他开始看天花板，他看到了从天花板上垂下的灯的摆动。就在这一刻，伽利略忽然理解到了钟摆原理。钟摆，如果保持在一个持续的速率摇摆，就可以用来计算完美的时间。伽利略随后用各种物体做掉落试验，也测试了各种运动。这些最终都帮助他了解机械运动原理。他在比萨斜塔的降落测试是仅仅是他最为有名的测试。他把不同大小的球按照不同角度的斜坡滚落。他展示出一个水平扔出的物体会按照抛物线坠落。他所有的试验最后都导致了对亚里士多德的机械论的怀疑——他的发现挑战了教士阶层们对于科学教育的垄断，这些教士阶层除了亚里士多德外什么都没学过。
在1609年伽利略听说荷兰有了一种新发现——一个镜头研磨工把两个镜头放在一根金属管的两头。然后，就是最为基础的望远镜。伽利略制作了自己的复合望远镜。伽利略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天体上。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看到月球上的火山、太阳黑子和土星光环的人。他同样也观测到了金星的运动。他认为地球的月亮并不是一种光源，而仅仅是反射光。他也看到了木星的“月亮”们。所以，伽利略也成了另一个哥白尼：“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围绕着太阳运动。”（Sol est centrum mundi, est omnio immobile motu locali）
在1611年，伽利略打包起自己的黄铜望远镜决定去罗马。在此的前一年，伽利略已经将他的发现在他的书《星夜信使》（The Starry Messenger）里报告了自己的新发现。对于伽利略的发现的批判立即开始了。罗马的权威们甚至不肯从他的望远镜里看一眼。为什么？因为他们全心信仰亚里士多德。而且，不仅仅如此，只要你想一想，望远镜揭示了一些并不实际存在在那里的东西。用裸眼直接观看那颗被称为土星的天体？你看到它的光环了吗？当然不。在伽利略那个时代，看见任何你裸眼看不见的东西跟看见幽灵或是听见什么虚幻的声音是一样的——这是魔鬼的行为！新科学实在是让罗马的宗教权威们不舒服。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似乎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在转动，而天空中有无数看不见的景象。实际上，科学革命在一个可视的世界背后创造了不可视的世界，这对让那些听着亚里士多德和阿圭那长大的老一代惧怕不已。
在1615年4月12日，红衣主教贝拉明写作了他著名的《给福斯卡里尼的一封信》（Letter to Foscarini），信中表达了他对于哥白尼理论的不满。第二年，伽利略被召唤去罗马，在那里，他被要求停止教授哥白尼的理论。当然，他可以自由地思考哥白尼的理论，但是他不可以教授或是写作关于它的任何东西。伽利略同意了这个条件，但是仍然坚持认为他关于自然世界的机械哲学比任何其他的解释都要要好。他对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有着极端的自信。伽利略如此自信以至于他在1632年以为这项关于他在公开场合为哥白尼理论辩护的命令可以被撤销。他开始批评教士阶层：
这些人可以在自己的教坛之上指责新原则为异端邪说，却不知从哪里来的这种自信，因而不仅对原则、原则追求者，还对数学和数学家们造成了不虔诚和草率的伤害。
尽管伽利略是正确的，但是新科学却不适合在教坛上讨论。事实上，伽利略很了解这么做的必要性。在这对新科学的捍卫中，我们可以看到信仰和理性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
新科学也不适合公众讨论。从另一个方面说，伽利略是一个务实的人，强调对新科学的应用，他知道新科学可以改善人类的境况。从另一个方面说，他声称公众不适合知道太多关于天体运动的知识——最后，公众的认知应当被缓慢而谨慎地启发：
普通人肤浅的头脑必须远离宇宙真相，以避免他们大脑混乱，而对那些绝对属于信仰的文章产生愚忠。
在伽利略的脑海中，新科学是一种只为饱学之士所需要的知识。它不适合被公众认识。更进一步的是，伽利略不断强调，新科学并不违反圣经的深层意义。智慧的人应当追求圣经的真正含义。但是，在物理问题上，我们不应当以圣经的书页为认识的基础，而应当从我们的感知经验和必要的演示：简而言之，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观察得不够，而且他也不像教会权威所认为的那么自由，所以伽利略和他的同伴们超越了这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们应用自己的感知做出了更为出色的解释。由于宣称人应当超越圣经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圣经，伽利略不明智地把自己放到了特伦托大公会（Council of Trent）的对立面。在1546年，大公会禁止所有“企图对圣经含义进行扭曲的行为”，禁止所有与教会认为的含义所不同的解释。大公会，明显是对路德宗教改革作出的反映。中世纪之幕在到处受到攻击，而在这最后的背水一战中，罗马作出了自己反击——伽利略堕落了！
在1623年，伽利略的朋友和崇拜者Maffeo Barberini当选为教皇乌尔班八世。作为一个聪明、虚荣的人，Barberini和伽利略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认为自己比普通人要好。伽利略有幸面见Barberini六次，并且每次Barberini都送给他很多礼物。伽利略以为出版另外一本捍卫哥白尼理论的书籍的时机到了。他的自信心膨胀，并花费了大约4年的时间写作了一本新的哥白尼理论的宣言。他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 Ptolemaic and Copernican）通过了教会的审核，这些审核员中有一名还是伽利略的学生，并于1632年在佛罗伦萨出版。就像这本书名告诉我们的信息一样，这本宣言是采用对话的模式而不是论文的形式。伽利略以为通过对话形式就可以既宣传哥白尼的学说，又不会违反教皇1616年敕令。对话中，Salviati和Sagredo同情哥白尼学说。Simplicio，则是以一个傻瓜形象出现的，代表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的人物。伽利略的敌人们很快就通知教皇伽利略在书中使用傻瓜Simplicio作为官定宇宙学的代言人。教皇下令调查，在1632年8月，仅仅在本书出版后的6个月内，宗教裁判所就禁止本书的销售。伽利略的书直到1757年都在禁书榜单。
（伽利略在面对宗教法庭的指责）
伽利略本人也被要求去罗马受审。他期待自己的故友教皇会干预本事，但是教皇从没出现。他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向宗教裁判所证明哥白尼主义与教会的教义并没有直接冲突，然而，伽利略发现他惹上的麻烦并不是宣传日心说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各种势力之间的争权。伽利略很快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在哪。此时，时年七十岁的伽利略被无情地拷问和威胁。教会的理由很充分——伽利略违反了1616年对他的禁令，那就是他可以信仰哥白尼理论但是不可以公开为它辩护。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教会出具了伪造的伽利略与Bellarmine红衣主教于1616年的会面记录。而Ballamine此时已经去世了，导致根本没办法去质证，这一点对伽利略很不利。这份由教会出具的文件很明显是伪造的。它写着伽利略不可以以任何形式持有、教导或是为哥白尼理论辩护。这比之前伽利略真实获得的禁令要严格得多。伽利略没有做任何辩护，只能做出他唯一的合理选择，那就是在1633年6月22日，他屈膝接受了《弃绝书》：
为消除尊贵主教以及所有真正的基督徒对我的正当的激烈怀疑，我在此真诚以我的信仰宣誓我将弃绝、诅咒和厌恶这些错误和邪说，以及其他错误、邪说和任何与教会不一致的观点；我在此发誓，我将永不以书面或是口头形式，讨论或宣称这些可能再次让我受到质疑的事物。
审判的最终结果是，伽利略的《弃绝书》被公之于众，而可怜的伽利略的后八年余生都被监禁在他佛罗伦萨郊外的别墅。就在这个时候，伽利略写出了他最好的一本书《两种新科学的对话》（Dialogue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这是一本关于动力和惯性的书。他的女儿，Marie Celeste修女，这位在23岁时不情愿地被伽利略送去修道院的女孩，陪伴伽利略度过了伽利略的余生。她每天都按照教会的指示，给伽利略读忏悔的赞美诗。
伽利略通过他的望远镜观望对星辰的凝视在1637年结束了，因为此时他已经失明了。“这个我曾经数千次仰视的宇宙，”他写道，“现在只剩下我对它的回忆。”对伽利略的审判和定罪标志着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最高点。伽利略为自己的后代人们解开了部分宇宙之谜。然而，对他的审判也标志着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可以让伽利略放弃信仰的教皇权力同样也成功阻止了新科学在意大利的发展。所以，1642年伽利略死后，新科学的发现都是从意大利之外传出，比如英格兰、荷兰和德国，就并不令人惊奇了。这些国家，都是传统的新教国家，有着抗议和宽容的传统。在1642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即将引领新科学的人诞生了。这就是艾萨克·牛顿。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