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之外的苏东坡

最近因为某种机缘，需要出差过几天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日子，正好可以心无旁骛地去读读书，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就成了静夜里最好的陪伴。

苏东坡的诗词几乎老幼妇孺，人人张嘴就来，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大学里文学专业的学生自然要研究苏东坡，即便是法学院的学生，也大多要研磨与他有关的乌台诗案，因为这几乎是古代文字狱案的样板。可以说，苏东坡是宋以后每个朝代人的“熟人”。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其理由是“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漫长一生中的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的资料，存在于各种文献中，同时也存在于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书信，在当时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现在了。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

苏东坡虽然自己不写日记，但是他写札记，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处所、事件等等，他都笔之于书。“有一次，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竞相背诵”，这些爱慕他的人，还会把他写的书简题跋等精心保存，“小简偶记，人皆珍藏，传之子孙后代”，或者是以高价卖出。如此一来，他自己的诗文，他的追随者甚或政敌留下的有关他的诗文，以及后人研究这些诗文的诗文，就足以成为一种值得人们关注的“现象”了。

不过，人们对苏东坡“知道”的程度则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人知道他的名字，有的人能背诵他的几首诗词，有的人了解他的一些轶事，还有的人则对他的生平了如指掌，像林语堂先生，就应该算得上是知音或是“真爱”了。然而，历史上才高之人可谓车载斗量，可为什么人们偏偏对苏东坡更钟爱一些？究其原因，是因为苏东坡在诗文之外，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纪念的东西。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第二十三章的标题为“百姓之友”，其实这正是人们敬他爱他的理由。在苏东坡的一生中，有春风得意之时，有失意落魄之际，甚而还有遭遇迫害身陷囹圄几至被处死的境地。而他每一次的落难，则都与为民代言替百姓说话有关。

在苏东坡生活的时代，虽然属于宋朝少有的繁荣与和平年代，但也是一个皇帝有野心而大臣想作为的时期。当拥有“雄心万丈”的神宗，遇到一位为了理想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时，一场历史上著名的变法也就开始了。

在王安石的变法举措中，有一项是“青苗法”。王安石年轻时做过太守，曾在春耕时贷款给农人，让他们购买农具与麦苗；到收割时，官方就去收麦子，本利收回，以充军需。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以农民的借款即被称为“青苗法”。王安石做宰相后，在全国推行该法，实践中却演变成了一项强迫贷款。在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通过贷款来从事生活生产经营的，需不需要贷款是件很私人的事情。王安石的“青苗法”却几乎推向了所有人。

官方预备的贷款，并不能总是如数贷出，因为“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需借款，但官家必须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而主办贷款的官员如果不能将款如数贷出，就有可能因“阻碍变法”而被革职或降级。于是，一些官员就想办法强行出贷，其结果是，虽然富户到期可以还款，而向贫户借出去的钱却有可能打了水漂。官方为确保贫户能到期还款，只好让贫户之富有的邻居作保。官员用这种方法强行放贷后，还向京都报告，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让皇帝认为这是在为民办好事。

“青苗法”施行不久，其弊端就显现出来，因为农人在无力交付青苗贷款及利息时，只好或者卖妻卖儿，或者逃亡，而为他担保的邻居，则或与其一起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出去。州县的监狱里有人满之患，县衙里则到处可见从百姓家里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

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一直持批评反对的态度，他在民间看到新政带来的各种惨况就上表朝廷为百姓请款、请米，并多次呼吁宽免百姓的官债，呼吁废止新法。青苗贷款终在施行二十多年后，由皇帝颁发的一道圣旨废除了，圣旨中说很多老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和鞭笞，则一如苏东坡多次上表中所言。

我们在读苏东坡的那些故事时发现，苏东坡的诗文能传之久远，固然源于其诗文之美及其旷世之才华，然而更重要的是其诗文中所承载的对普通人真切的爱与同情，这样的诗人才能写出通达人性之美文。今天，我们的生活几乎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但那些文章能在微信微博上存活多久，在历史上是否有留存的可能，则谁也不敢断言。文事乃人事，文品乃人品，不得不慎！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