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之美（9） / 四六文摘

九、燕赵大地上的古国

燕赵大地是河北的别称，战国七雄的燕与赵皆定都于此，赵都在邯郸，燕下都在易县（燕上都在北京附近）。许多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皆发源于此，渐渐累积出我对燕赵两国的认识。可河博展品却打破我的许多旧有观念。说起燕，我满脑子都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场景，总觉得燕很弱小。可燕下都的考古发现却出乎意料，竟是战国第一大都城，从多姿多彩的陶瓦当、陶水管可见城市建筑的恢弘严谨。巨大的透雕青铜铺首华美精湛，更可管窥燕王城的奢华壮丽。燕国是西周最早分封的诸侯国，始祖是周文王庶长子召公，尚礼制。九女台燕王室墓葬出土的成套陶制鼎、簋、壶等礼器做工精致，洋洋大观，不是青铜器，却不失庄严气象，第一眼见时非常震撼。另一些青铜器、金银器却有着独特的纹样，人物鸟兽阙型方铜饰、青铜人、神兽噬马纹金牌、熊羊纹金饰等都不常见，有着草原之风。文物会自己说话，它们讲述的故事往往比书本更全面更生动。相对而言，赵国文物出彩的不多，有几块玉璧，让我想起完璧归赵的故事。

战国七雄，耳熟能详，不过七雄之外的五个千乘之国，知者便少，中山国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白狄人所建。中国历史从来不是单一华夏民族的故事，炎黄时代起就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西周就以烽火台抗拒北方戎狄之患，农耕与游牧的交融冲突贯穿冷兵器时代。传统思维总把农耕和游牧分出文化上的尊卑高低，事实未必如此。从中山国都灵寿古城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完全不弱中原的文明，特别是青铜器铸造技术，堪称一流。铁足大铜鼎上铭文纤长秀丽，很有装饰的美感。山型青铜礼器独树一帜，硕大庄严，应是祭祀用器。细孔流铜鼎也是孤例，可以在倒汤的同时过滤肉渣，有超前的实用性。错金银兆域图铜板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建筑规划图。错金虎噬鹿铜屏风座，银首人俑铜灯都有极强的写实性，造型能力要强于同时期的战国青铜器。甚至流传燕、齐、赵的刀币也是源自北狄刀币。铁器的应用也很发达，炭火铁盘、铁釜都是战国时代少见的大器。还有金银器、玉器、黑陶器也是技、艺俱佳，我一边看一边想还有多少精彩，因为缺少文传史载而湮没于历史的尘埃，殊为一叹。

西周始创分封建制，诸侯国林立。汉初也有分封，封国大小有别，大国用单字，如吴、楚等，大多沿用东周列国之名；小国用双字，如昌邑、长沙等，多用地名。中山国，虽为双子，却是古国名，所以封国并不小，而且刘胜是汉武帝之兄，地位也相称。刘胜死后谥号靖王，葬于满城陵山，我先去满城看汉墓，再到河博看陪葬品，两厢印证，方得完整。满城汉墓是少数完整发掘的王侯墓葬，珍宝众多，可惜异地展陈，不再按照入葬时摆放，就少去许多历史信息。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朱雀衔环杯等等都是闻名遐迩的铜器，体现着汉代宫廷的豪奢风尚。作为镇守北陲的藩王，刘胜墓还有铠甲、兵器随葬。最多是酒具，甚至有性具，与刘胜贪酒好色的历史风评一致。墓中出土大量五铢钱，既有郡国五铢，也有上林三官五铢，还有小金饼，重约汉时一两，应是日常实用的钱币。这与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马蹄金作用不同。海昏侯墓的金饼约一斤重，多为进献皇帝的酎金；马蹄金、麟趾金则是武帝的赏赐，估计也不是赏给海昏侯的，而是赐给其父昌邑王（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子）的。事死如生，墓中出土的器皿大多就是刘胜夫妻日常用器，照顾到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连搓澡石都不缺。

研究价值最高的应属墓中的玉器，件数虽非汉代藩王墓中最多，但很典型。其中两套金缕玉衣是最早发现的玉柙实物，轰动一时。小时候以为金缕玉衣是包裹尸体的葬服，长大后以为是贴身的玉椁，但看过所有展品再结合墓室场景后觉得可能都不是。不能把金缕玉衣单独来看，玉衣之外有真实的棺木存在，棺木上还嵌有大量玉璧，堪称玉棺。玉衣之内的尸体，塞有玉九窍，手持玉握，覆有玉璧，已是完整的玉葬。玉柙葬始于文景之年，终被曹丕废止，耗资靡费，应有特殊含义。巫鸿先生认为如此逼真的模仿真人形象，甚至连刘胜大腹便便的特征都没忽略，可能真实的目的是塑造一个玉人，象征永生的玉人。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颖，或许有些道理，与汉代升仙的思想相通。中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在祭祀和礼仪中赋予玉器与神沟通的能力。还有件跽坐玉人也挺有趣，规格不大，雕刻却精，而且非常写实，底部有铭文“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说明它在刘胜手上时就是古物，玩赏古玉的习惯原来汉代就有。后世文人，多爱古玉，明朝的文房用具昭文带就需要嵌一块汉代以前的古玉才好。直至明清之后，才发展出重材制重雕工的玩赏习惯。我个人也更喜古玉，不为收藏，只为其中蕴含的远古信息，很值得玩味。此外透雕双龙纹玉璧、玛瑙串、玉舞人等都很有看头。

河博的展陈与其它博物馆相似，可分三类，一为通史类，如石器时代的河北、河北商代文明等；二为专项类，如名窑名瓷、曲阳石雕、北朝壁画；三为重大考古发现，如燕下都、古中山国、满城汉墓。三者中，我最喜欢重大考古发现，可以通过具有相互关系的大量器物集中展现某个时代切面，有着通史展所不具备的深度和专项展所不具备的全面。所以我匆匆浏览完商代展馆，便告别河博。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特意在毗卢寺停了停，欣赏此处的明代壁画。毗卢寺从地理位置上看，应归属真定府（正定），正定县志上也记录着“毗卢寺在城西，唐天宝中建”的字句。正定自北齐到清中叶都是河北重镇，也是我此次河北之行的起点。古时的真定府商贾云集，富庶一方，城里城外寺观众多。毗卢寺在其中并不出众，仅前后两进殿宇——释迦殿、毗卢殿。按重修碑记所载，现存殿堂和壁画完成于明嘉靖年间。与北京法海寺的皇家风范不同，毗卢寺的壁画为民间画师所作。可惜殿内光线昏暗，又没有解说，根本看不清，只得买本画册，回家细看。毗卢寺壁画为儒释道三教合流，本质上是一堂水陆画，这就与永乐宫朝元图的道教壁画和法海寺礼佛图的佛教壁画有了差别。水陆法会和法会上悬挂的水陆画在宋代基本定型，明清一般悬挂120幅各类神仙人物画像（最多可达200余幅，多为朝廷举办的法会），毗卢殿带题记的壁画共122组，基本相符。水陆法会全称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意思是普度六凡一切众生，令一切有情皆得解脱，功德甚大，苏轼曾撰《水陆法赞》16篇。因此所用的水陆画包含各路神佛，分成三类：一是诸佛菩萨、罗汉护法等等佛教神祗；二是帝君列曜、五岳四渎、二十八宿等道教众仙；三是帝王将相、孝子烈妇等往古人物，应该有严格的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