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时代

位于今天的昆明市呈贡区古城的“魁阁”,原名“魁星阁”,本为一座古建筑,因在抗战时期与学术结缘而闻名于世。

6年开创魁阁时代

  1938年秋天,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国,加入其老师吴文藻创办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随后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即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10月,为躲避日机轰炸,研究室迁到呈贡“魁阁”,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搬回昆明校本部,历时6个年头。在此期间,“魁阁”汇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与青年才俊,开展了一系列的社区调查工作,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历程中著名的“魁阁时代”。

“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

  魁阁的成员先后有十几位,包括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瞿国祖、林耀华、李有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胡庆钧、谷苞、张宗颖、王康等。他们中既有从欧美获得博士学位回来的杰出学人,也有刚从西南联大等名校毕业的年轻学子,工作有专有兼,时间或长或短。这是一个优秀的学术团体,费孝通是其核心和灵魂,他与学者们密切合作,为着解决怎样建设中国的问题而去作深入实际的调研,希望能真正认识中国;同时践行吴文藻的理念,将魁阁作为“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指导学术青年各自选择一些题目和适当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运用类型比较等方法,在农村、工厂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开展诸如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基层社区管理、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城乡关系、农村与工厂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的调查工作,推动着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短短的几年时间,已是硕果累累。

调查研究成果享誉中外

  1938-1942年间,费孝通与张之毅相继调查了云南禄丰的大北厂村(禄村)、易门的李珍庄村(易村)和玉溪的中卫村(玉村),费孝通撰写了《禄村农田》、张之毅撰写了《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三部著作。前两部著作于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费孝通访美期间,又将这几部著作编译成《土地束缚下的中国》一书,194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收入英国基根保罗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中。1987年张之毅去世后,费孝通再次编成《云南三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收入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论丛·'魁阁'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

  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史国衡根据1940年在昆明一家约500人的国营军需厂所做的企业调查,写成《昆厂劳工》一书,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含有作为附录的田汝康著《内陆女工》。费孝通在美国访问时也将该书编译成《中国进入机器时代》,在美国出版。史国衡还撰写有《个旧锡业矿工生活》等论著。

  田汝康除了根据其对昆明纱厂女工所作的调查而撰写成的《内陆女工》外,又对芒市那目寨进行数个月的田野考察,详细调研芒市傣族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摆”,写成了《芒市边民的摆》一书,于1946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基础上,1948年写成英文博士论文《滇缅边境掸邦的宗教崇拜与社会结构》,获得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9年,根据在那目寨的田野调查,写成《滇缅边境傣族的摆崇拜和社会年龄》一文,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第51卷上。1986年,又对博士论文加以修改,定名为《滇缅边境摆夷人的宗教崇拜》,以康奈尔东南亚计划的名义在美国出版。2008年,《芒市边民的摆》被收入“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许烺光从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及1943年7月至9月,前后两次深入大理喜洲(西镇),对西镇居住的农民家庭的生活习俗及宗教活动等进行了细致的调研,写成《祖荫下:中国的文化和人格》,1948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49年英国再版,1967年修订本将副标题改为“中国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性”。30多年后,即1983年,许烺光根据1942年在西镇亲眼目睹的一场霍乱中村民拯救自己的方法,与1975年在香港沙田区观察到的一系列宗教活动进行比较研究,出版了《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包括这两书中译本在内的《许烺光著作选集》,已在上世纪90年代由台湾南天书局出版。

  李有义曾于1939年秋到路南(今石林彝族自治县)尾村开展为期半年多的实地调查,对汉夷经济关系及其变迁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写成《汉夷杂区经济》一书,由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油印出版。2008年经过整理收入《汉夷杂区社会研究》一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谷苞于1941年至1942年,用3个月的时间在呈贡32个村落进行地方行政调研,1946年由社会学研究室油印出版《化城乡地方行政》,2005年以《云南呈贡县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一个社区行政组织的实地研究》之名,收入谷苞《民族研究文选》一书中。

  胡庆钧在云南滇池地区开展的基层社会机构的调研成果,当年多已发表于各种报刊,2006年经过整理并以《滇东汉村》之名,编入其《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一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为魁阁成员的瞿同祖并没有走向“田野”,而是运用传统的治史方法,写成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其后又有多种版本面世。

  魁阁学人在出版学术著作的同时,还在当时的《西南边疆》《战国策》《今日评论》《当代评论》《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云南日报》《正义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及时论。学者们积极参加学术讲座和研讨,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1942年11月,太平洋学会云南大学分会举办每周一次的学术演讲,7次演讲的学者和题目分别是:李有义《汉夷杂区经济》,费孝通《小农经济的基础》,张之毅《乡村手工业的形态》及《土地与资本》,史国衡《战时后方新工业的人力基础》,许烺光《巫术与医药》,谷苞《乡村行政结构》。1943年2月,社会学系承办中国社会学会昆明分会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年会,讨论战后社会建设问题,李有义等宣读论文,贡献出最新研究成果。

  魁阁的学术能得以及时传播,首先不能不提到研究室油印出版的功劳及报刊的作用。而由吴文藻主编、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社会学丛刊”,将多部著作纳入其中,使之在更大范围被阅读和使用。尤其是费孝通、许烺光、田汝康等人的英文编译或撰写的“魁阁著作”,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与对话,从而引起普遍的学术关注,并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这些著作多已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享誉学林,鼓励并启迪着后学。

魁阁有精神

  魁阁学术现象的出现,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关注。美国人费正清及其夫人亲临魁阁考察体验,在对这幢建筑物及其环境作了描述后感叹道: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可见,魁阁是有一种精神的。早已有一些学者对魁阁精神作过总结和阐释,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自由研究的风气。费孝通先生是一位人类学者。社会人类学本身便是一门综合的学科,所处理的题材涉及文化的各方面。他对于研究工作的重心虽然有一连串的计划,可是对于研究的题材并不加以严格的限制。他鼓励每一个人去创造或者发掘,而且完全根据各人的兴趣,不强迫他们去做自己没有兴趣的工作。二是尊重个人的表现。他鼓励青年朋友自己研究,自己思想,自己发表,以磨炼自己的身手。而他总是极诚恳的站在旁边,指导他们,帮助他们,从诱导思想到改正写作,他热望别人成功,认为就是自己的成功。三是公开的辩论。在魁阁,最难得的是公开辩论。他认为研究工作的集思广益是见之于“席明纳”班上,这是一个讨论会。当一个研究工作者选定了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他就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意见,或者已经得到的成果,公开征求别人的意见。每个人可以尽量申述自己的看法,不必忌讳给对方以忠实的批评。有时他们可以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虽然身居主任之位,可是也一样的接受青年朋友的批评。四是伙伴精神。参加魁阁工作的人,每个人都是这团体里面的忠实伙伴,他们有同休戚共甘苦的精神。由于经费的困难,魁阁没有事务人员,从经管公款到购买文具,从写钢版字到用油印机,都是自己动手。费孝通在这里就表现了高度的工作效率,他写得一笔很好的钢版字,魁阁出版的油印报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写自己印的。在这如此艰难的物质条件下,也就靠着这种伙伴精神才能使他们的工作能够继续进行,进而取得卓越的成就。

  魁阁时代已过去了将近70年,魁阁学人多已作古,时间总是留不住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历经坎坷,重建之路又走了30余年,成果颇丰,但疑惑也不少。本真的学术之魂与学问之道究竟是什么?又在何处?学界在求索中并没有忘记“魁阁”,这些年时常有回忆,有纪念,有反思,也有造访,更有学者呼唤“重归魁阁”,并起而行之,对当年云南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进行再研究。学术往往具有时代性特征,过去了的魁阁时代已难再现,然而,魁阁精神却具有永恒价值,魁阁之路正指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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