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长
岳麓山长——欧阳厚均
作者：杨 布 生
欧阳厚均（1766—1846），字福田，号坦斋，湖南安仁人。清嘉庆四年己未（1799），由内阁中书成进士，后官至户部主事和浙江道监察御史。年逾四十，以母老告 归。自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起，至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止，掌教岳麓书院共二十七年，弟子著录者三千余人。先后获准记录八次，得旨议叙三次，倍受清 朝廷的“鼓励”，“士林荣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五载：“（道光）十一年谕：苏成额奏省会书院院长六年期满，请交部议叙摺。湖南省会岳麓书 院，向延原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欧阳厚均，在院训课诸生，迄今又满六年。据该抚查明，该院长始终不倦，实系著有成效。欧阳厚均著交部议叙，仍留院训课，以示鼓 励。”享年八祀乡贤，岳麓书院建山长专祠以供祭。他是继前任院长罗典之后“著有成效”的山长之一。
负笈岳麓 衣钵相传
欧阳厚均，既是岳麓书院的山长，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他后来掌教书院，完全是继承了前届山长，也就是他的老师罗慎斋夫子的衣钵。他曾说：“受当事之聘， 抗颜为弟子师，幸得步吾夫子（指慎斋）后尘。凡今日之所以教，皆昔日之所以学，亦步亦趋，罔敢逾越？”因此，要考证欧阳氏对书院的贡献，还必须从他负笈岳麓 和浪迹官场谈起。
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额
厚均十二岁就失去了父亲，在其母秉夫嘱“以教子读书，广行善事”和长兄“延名师课诸季”的要求和教育下，加上他自己的刻苦攻读，学业上进步较快，于乾隆 五十一年丙午（1786）应童试便“以冠军入泮”，时年正二十岁。随后，他为进一步“明句读、通训诂、习帖括”，就在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来到了岳麓书院求 学，“负笈麓山，从罗慎斋夫子游”，“凡三载”（即1789—1791）。他在书院与同窗“联步登堂，抠衣问字”，经过努力，终于又获中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恩科 举人，候选内阁中书。时年二十九岁。这年岳麓书院诸生获中者甚多。他在《张画山时文序》中说：“维时岳麓同门，先后通籍者济济称盛，甲寅一榜，捷南宫、选祠 馆、列仙曹者尤踵相接而项望。”可见当时的书院是办得很不错的。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赴京应会试，下第。不久，乾隆逝世，嘉庆即位。在这期间，他“三应 会试”，直至嘉庆四年己未（1799）“会魁进士”，时年三十四岁。他在《榜后恭纪》诗中写道：“年来抱玉漫矜奇，三献初逢剖璞时，何幸前茅容滥厕，文章亲荷九 重披。”会试揭晓后，登礼部榜第七名。当他去拜谒主考官刘云房时，在座的汪薰亭告诉他说：“你的考卷放在第七，是刘云房夫子的意思。因为他排行老七，说是欲 以同乡举主，衣钵相传。”因此，欧阳氏有一诗纪其事：“文章结契信姻缘，问字频来降账前。惭愧登庸旧衣钵，可能瓦砾荷陶甑。”上述历程，是欧阳氏生活的第一 阶段，也就是他谋求学识和猎取功名的阶段。
欧阳氏生活的第二阶段，是从本科会试后分部农曹官、农部主事开始的。嘉庆七年壬戌（1802），三十七岁，春闱充外帘受卷官。十三年戊辰（1808），四十三 岁，“又值恩科入帘”。京兆秋闱分校，钦点考官及同考官名单，由驰驿递，所谓“姓名亲荷丹毫注，簪绂齐听紫绋宣”，即指此事。在此期间，他主持受卷阅卷工 作，矢公矢慎，认真遴选。用他自己的话说：与“同考各官”“每阅读荐闱卷，相互商榷”，力求做到“细辨龙文知贋鼎，肯教鱼目混真珠”，以期发现“锥出囊中颖 自殊”的真正人才。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四十八岁。七月七日转官郎中，又新授陕西司郎。七月十五日又“蒙恩记名以御史用”。他的《恭纪》诗云：“柳风拂 拂御园宽，旬日连番观霁颜。……依乌刚喜迁郎位，冠豸还教作谏官。”他曾官部曹十年不调，曾有所谓“官滞十年惭拙宦”之句。但在这一年却“连番”授职三次而 且在旬日之内。这真是一罕见现象。至第二年甲戌春三月十一日又转官御史。正如《恭纪》诗中所说的“含香兰省几经春，又换头衔署谰臣”。也就在被正式擢为御史 的这年冬天，他却“请急南旋”，离开了京都回到故里安仁，结束了他的十年京官生活。正当他有机会“旬日三迁”的时候，何以如此急于弃官归里呢？今人周祖文先生分析，原因有三：一是思母心切。“年逾四十，以母老告归”这是确实的。他在送同学或同年出都获归里的诗中，处处有念母思家的反映。如“十三年望白云飞，难报春晖寸草微，羡杀锦还游宦子，堂前亲舞老莱衣”。又如“况复楚粤地接壤，故乡归去途匪迂，昼日锦衣照廉里，菜价舞罢迎潘舆。嗟我天涯亦游子，七十老母今倚闾”。都说明了他的思亲之情;二是家庭累遭变故，更牵动了他的归思。在他任京官期间，数年之内兄弟“先后踵谢”者三。1797年五弟厚墀殁，年仅二十九岁；1803年长兄厚坤殁，年四十四岁；1804年三兄厚垣殁，年四十一岁。至1808年连自己的长子嗣钦也客死京都，年仅二十二岁。这样剩下的只是早已出嗣伯母的二兄厚基了，又远在桂东掌教。他眼见这一连串的家庭不幸，所以思家慰母之心更切了；三是有些厌弃官场生活。他早把世事比同下棋：“已将世事付棋枰，先着何堪处处争。”并说：“我等旁观无得失。”（《观奕》）他已拟抽身宦海了。他怀念田园式的村居生活：“人安耕凿升平福，天与康强岁月娱。最羡鸡豚村社散，迎门稚子杖争扶”（《老农》）。其他如《冷眼》：“十年踏遍软尘红，热态全归冷眼中。”说明他此时已由热衷于举业出仕而变为对官场的“冷眼”了。此时，他极想避开官场的一切应酬与烦恼，到一个“门外车尘渐扫除”的幽静处所去读书著述。他写到：“乞得闲身暂闭庐，胸中浩浩养空虚。细倾坐上忘忧物，只读人间有用书。”（《闲身》）更在《小园》一诗中说：“拓得墙东半亩基，小园惟与种花宜。……色艳惯招蜂蝶妒，根深不受雪霜欺。年来悟彻荣枯事，日向梨边醉几卮。”他入仕以来，对官场中的“荣枯事”看得多了，经历够了，终于“悟彻”过来，宁蜗居“小园”以免“招蜂蝶妒”、“受雪霜欺”，于是便决议谢弃仕途，告老还乡过田园生活了。
从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起，厚均的生活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继承罗典衣钵，掌教岳麓书院的时期。然而回家的头几年他并没有立即上任当山长。回家的第二年（1816）秋，他作了广东之游。与堂弟斗山同行，取道郴州，泛泷江，经卤水，过中宿峡达广州；再由循至潮州，经梅县复抵广州，近年终而返，历时三月。一路上与斗山“杯酒笑谈，互相酬唱”，甚为惬意。并就此行“见闻所及，形成讽吟”，集成《粤东游草》一书，“以志一时游兴”。广东游归后，又逢伯母侯夫人弃世，甚为悲恸。从此，他更是以家居待母课孙为事，深居简出。一年多后，当事者欲聘其主岳麓书院，他因老母在堂，考虑再三，未能成行。最后还是他母亲多次催促，始于嘉庆二十三戊寅（1818）才应湖南当道之聘，出主岳麓书院讲席。任职期间，他克尽职守，每年春往夏归，秋往冬归，为书院的建设，人才的培养，做了大量有益的事。直至年已耋耄，精力益衰，实难胜任了，方解职归里。归里后未及二载而卒。可以说他的后半生是在书院度过的，对书院作过很重要的贡献，所以李元度说：“国朝耆宿主讲席最久者推罗慎斋先生，而坦斋夫子继之，各二十有七年，湘人士无不宗仰两先生者。”这是据时之言。此外，在他晚年，还曾邀集在京或外省出仕而现已归里的同乡人在长沙城南妙高峰，成立了一个“湘中耆英会”，共十八人，并按各人的年龄长次，绘图刻石，而以欧阳厚均居首。可惜此碑已无从可考了。这些也可供人们了解厚均的一般生活情趣。
诗示诸子 励志成才
现刻石嵌存于讲堂壁间《拟张茂元励志诗九首示及门诸子》，是欧阳厚均于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撰写的，同年五月既望，受业陈岱霖敬书。陈岱霖，字云石，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兵部郎中，是欧阳厚均的得意门生最有成就者之一。他敬书这块石碑与他的名分是极为相称的。因为这块诗碑，嵌刻于讲堂，是与欧阳厚均立朱子手书“忠孝廉节”、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四大字，和王文清受业门人黄明闲等嵌刻的《王九溪学箴诗九首》等碑文交相辉映的。它们代表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学风以及师徒们的道德行为规范。
这九首诗的原文为：
①粤宛大圜，万物之橐。若鼓有楟，呕生吹落。
日月如环，寒暑相错。来者为今，去者成昨。
②志士感时，如驹过隙。逝者悠悠，不舍旦夕。
无宝元珠，无珍白璧。寸阴分阴，古人所惜。
③人性本善，宜葆厥初。勿为习染，勿为气拘。
立圣贤志，读圣贤书。学之不志，牛马襟裾。
④蠢尔昆虫，时求不已。人而怀安，曾不如蚁。
譬诸测河，不可以指。如何弃船，而求蹇水。
⑤彼蓬之直，生于麻中。染丝斫梓，初化有功。
虽有美质，尚籍良工。璞玉其琢，宝刀其砻。
⑥承蛔如掇，嘉彼丈人。悬蜻作的，阙有武臣。
一技之妙，乃凝于神。覃精壹志，罔或因循。
⑦日知其新，月守其故。毋求速成，毋求广鹜。
骐骥千里，积于跬步。我马驽骀，十驾可赴。
⑧为山九仞，毋息尔肩。掘井九仞，必及于泉。
慎终如始，久且益坚。泰山之溜，虽石可穿。
⑨积尘岳峻，纳水溟深。友善未足，与古为林。
行有芳躅，言有良箴。书之座右，以警予心。
这九首诗的中心思想很明确。它主要是讲敦品励行和指导为学的态度及方法。如三，四，五这三首诗就是讲敦品励行的。同时指出，敦品励行与环境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至于为学的态度和方法，他也在诗中提出了几点看法：一是强调珍惜时光，“寸阴分阴，古人所惜”；二是强调专心致志，“一技之妙，乃凝于神”；三是强调循序渐进，“日知其新，月守其故”；四是强调持之以恒，“为山九仞，毋息尔肩”。
欧阳氏以“九首诗”训示诸子，在生徒中是起了好的作用的。这是因为在古代士林中都十分重视敦品励行和为学的方法，尤其在清代的书院更是如此。生徒的一言一行，都必须纳入封建的道德行为规范，由于厚均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因而受到了清廷的“鼓励”和表扬，这在清代书院中为数是不很多的。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三百九十五卷载：被巡抚刘藻、毕沅等题奏礼部议叙和获得乾隆帝嘉奖的，全国只有五华书院的张甄陶、紫阳书院的廖鸿章、沈德潜、彭启丰、敷文书院的齐召南、岳麓书院的罗典和欧阳厚均。而象罗典与欧阳厚均这样连续题留几届、掌教二十七年的，在全国又恐怕只有他们两人了。确实这两人办书院是认真的，励志成才的不少。尤以欧阳厚均显著，三千余弟子，“多以节义功名显”，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有“一等毅勇候”曾国藩一流人物。曾国藩就是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在欧阳厚均门下肄业的。当时道光庚子（1840）进士冯桂芬在《重儒官议》中，就有一段话赞扬岳麓书院说：“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史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切户外，皋比之坐（指老师的座位），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看来，这段话是符合当时欧阳厚均办书院的情况的。
文行交勉 道艺兼资
欧阳氏治院常以“弗懈兼勤，孜孜训迪，与诸生文行交勉，道艺兼资”自勉。这表现了他的教学态度和教育主张。因为他认为培植人材应“为有体有用之学”，“不徒在区区文艺之末也”。这里他所说的“有体有用”，就是要求学生学成之后，具有真才实学，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这种人能“出为良臣，处为良士”，不是单纯能写几句空泛的文章而已。他主张“诸生骋研抽秘，各抒所长，或以理胜，或人气胜，或以才胜，平奇浓淡，不拘一体，总之唯其是尔”。这里所说的“是”就是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阐明事理，能解决问题。不论什么文体，以何见长都是好文章。这与当时盛行的以八股制艺为内容的教学，是迥然有别的。
所谓“文行交勉，道艺兼资”，就其师道观来说，实质就是要求教师在文、行、道、艺等方面应能作为学生的表率，以影响学生，培育学生，并在此过程中也检验教师本身，如发现有不妥之处也应及时加以纠正，以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因此，他的这种主张，无疑也是对当时“师道尊严”、“惟师为是”的罗网做了冲击。每当他发现学生有“日异月新”的好文章时，便辄击节欣赏，并与当世文人学士质证研讨；对所谓“中材”者，则予以督促鼓励。他觉得如此“一堂之上，彬彬雅雅，每雍容进退，未尝不顾而乐乐也”。到了他任职二十五载的那一年，已经是晚年了，他还说：“维马齿日增”，“恐难以胜任”，“亦聊藉友朋之讲习以消迟暮之居”。这里的“友朋”，不是指同辈的朋友，而是对学生平等相待的亲切称呼。故每与讲论，“亦觉乐此不疲，孜孜忘倦也”。他期待于学生的是“足为式于邦家，增光于吾党”。他的这种乐此不疲的教育精神，足为湖湘士林中的佼佼者。
怎样使学生在文、行、道、艺等方面达到全面发展呢？他在教育活动中主张以“诚”为本，教学生以此处世，以此为文。他认为这个“诚”，不但是为人之所必需，而且是“立言”之所必具。有次他对学生说：“若知立言之要乎？今夫立言之道”，在于“有物”；又说“惟立诚，故有物”。这里是指不论写诗、作文，欲以“言”“立”，必须是言之有物，发自真情实感；否则“虽强自绷暴”，亦无所取。又进一步指出“有所为而为之之谓物”。要做到“有所为而为”，还“必须读书深，见理明，博究夫天道人事物理之蕃变，乃能指事类情，持之有故”。即告诉人们“立言”绝不能勉强成章，作无病呻吟，一定要有目的和用意，或剖明事理，或抒发情感，“言”才得以“立”。他曾以古人与今人写诗为例说：“古之人未尝欲名其诗也，而固已有诗。”“今人以诗为博声华，争坛坫之具，自汩其性情。舍己之诗，以摹拟古人之诗，诗之所以养衰也。”他主张“诗本性情，性情得其正，斯合乎温柔敦厚之教，而无亢厉怨诽纤靡之病”。他这里所说的“性情”，就是指内心的真实感情，也就是“诚”。他认为只要具有了它，无论什么人都能写出好诗来，“虽野人女子农夫，皆能自言其情。情之所至，而诗自至”。确实，他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的，他说：“余素不为虚诬之词”。他的学生李元度曾对他的诗文作过如此评价：“求一言之不出于诚，无有也”；“发于诗者，皆自真性情流出”；“斯其为古之立言者欤”！看来欧阳氏的这种教育思想对学生影响很深。时过二十七年之后，李元度在回忆“执经请业”时的情况说：“尝侍坐风雩亭，从容请益，问诗古文法”，夫子“所以启掖之者甚挚”，并感叹地说：“师之所以作，即其所以教者欤！”又说：“吾师垂教之语，用以谂天下后世”。这样看来，欧阳氏确是以“诚”律已律人的。
要使学生达到文、行、道、艺等方面全面发展，在教育方法上，他提倡“于培育之中，寓鼓励之意”。按现代话来说，就是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他按例搞好每月的三次课考，“官主其一，山长主其二”，以分出优劣勤惰。他认为这样既有老师的启迪，“又有课以董之、劝之”，才能“从此贤肖辈出，蒸蒸日上”。他推行讨论式和自我教育的方法。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学生：“讲艺论文，有奇共赏，有疑共析”，“二三子争自砥砺，敦品力学，互相规劝”。他经常将学生的好文章“择其优者，俾诸生互相传阅，以资观摩”。他采用这些教学方法，不但使学生学到了“有体有用”之学，学业进展快，且备受远近学生的欢迎，故“负笈从游者，济济称盛”。在他任教满二十周年的时候，他曾总结自己的成绩说：“余自嘉庆戊寅膺聘主麓山讲席，盖二十年于兹矣！前后从游者以数千计，其捷南宫、登贤书、贡成均者，指不胜屈。内而选灜馆、列仙曹、入直枢廷、出操衡者，比肩而结授；外而鹿夹韬、璠飞舄、秉师儒之铎、佐郡邑之符者，接踵而弹冠。”由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岳麓书院办学之盛，在清代继王文清，罗典之后，这时又出现了一个高峰。
创修祠宇 缮复亭堂
厚均在岳麓书院掌教期间，也和他的老师罗典一样，先后捐束修千余金，创修先儒祠庙，缮复书院亭堂，著有成效。其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乃受当事之聘，假馆麓山，抗颜为弟子师。追念昔游，惓怀往事。暇日与二三子寻幽探秘，选胜探奇。景先哲之芳徽，揽时贤之规画。阅时既久，湮废良多。爰表复之，更健之，圯者修之，阙者补之。自祠宇以及台榭，葺旧增新，以次兴筑。盖十有三年与兹矣！”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亦即他就职的第一年，就动手建崇圣祠（供祀朱熹，张栻）于原四箴亭（供祀程灏、程颐）处，仿学官制。这项工程是比较大的，资金很困难，花了厚均不少心血。因为“自宋立圣庙后，由元明以迄国朝，规模日扩，殿陛戟门，以次递増。东西配位，两哲两庑，庙制悉与各学宫等。今复建后殿，以崇祀圣人先代，庶彬彬乎大备矣。”因此，这项工程前后花了三年时间，至道光元年辛巳（1821）才竣工。其艰巨过程为：“诸生既翕然一心，事成于有志，功成于能断。其勖哉，毋怠！于是佥举谙习工程，节慎出入者综其事。其筹经费，劝捐输，则诸生分任其劳。经始于仲秋之吉，四阅月而栋宇成。饩资告竭，资助者缓不济急。余乃出修金佐其用，不足复称贷以益之。至岁暮而土功毕，木工休。越明年己卯，复筹款垫用，设龛位木主，咸雕镂之，加金漆焉。香案炉瓶，厘然毕具，门启桷楹，胥施丹垩，修平阶砌，开浚沟道。秋之八月，厥功乃蒇。先后监院请于大府，发帑存余款以济之，又逾年，乐输家亦节次齑至，爰乃填还垫借各款。复以其羡葺门以内祠庙堂舍，增新改旧，位置咸宜。凡门以外之亭台古迹，亦罔不次第修复焉。是举也，縻白金二千二百两有奇。”竣工后，祠壁上分别嵌勒了时贤姓名及明副使曾如春《朱张祠记》、李腾芳《重修书院碑记》、欧阳厚均《新建岳麓书院崇圣祠碑记》等石刻。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改建办学斋，重修讲堂、禹碑亭、道中庸亭、北海碑亭、道乡台及祠、魁星楼。改西亭曰风雩亭（宋刘珙建）、东亭曰吹香亭，设石桌石鼓。吹香亭，原为宋钟仙巢（尚书）所建，位于沧浪谷上，理宗亲书“仙巢吹香亭”五字及联云：“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建岳神庙于院后高埠原六君子堂旧址，壁嵌紫阳遗迹五片、朱张登赫曦台联句等石刻多帧（后毁无存）；移建濂溪（周敦颐）祠，改迁六君子堂。这些工程，大体都在道光元年辛巳和道光二年壬午（1822）竣工，并作《移建濂溪祠碑记》、《改修六君子堂碑记》、《移建四箴亭碑记》和《新葺岳神庙碑记》等文勒石于各建筑物中。为什么会有这些移建工程呢？这是因为原濂溪专祠建于崇道祠之右，后来中丞李云松看了，认为“以濂溪之有专祠，礼固宜之，惟祠在朱张两夫子之右，位置尚为不妥。于是诸同人闻之，请移建于上。适新辟地构四箴亭从祀两程夫子，其旁尚有隙地，祠濂溪于其左，位次先后庶几咸宜矣。爰以募建崇圣祠之羡金，鸩工庀材，三阅月而告成”。
道光元年辛巳（1821），重建极高明亭，改前台为赫曦台，以存朱子故迹。现存“极高明”三字为朱子手迹，欧阳厚均钩勒，碑卧于极高明遗址旁。
道光三年癸未（1823），重修爱晚亭。 道光四年甲申（1824），修复抱黄阁。
道光六年丙戌（1826），改吹香亭木桥为石桥，乃亭址重加修葺，榜曰吹香亭。
道光七年丁亥（1827），立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大字（字高169厘米，宽122厘米）及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四大字于讲堂（现尚存）。
道光十年庚寅（1830），助巡抚程祖重修讲堂。
欧阳厚均主持完成了二十三项建筑工程，修复了古迹十八处，使岳麓书院的面貌焕然一新，亭台阁楼，琳琅满目。这段时间，简直成了岳麓书院的鼎新时期。
藏书万卷 滋哺士林
书院之名，原为藏书之所，后虽成为授徒育才的精舍，仍然重视藏书。就岳麓书院而言，在当时实担负了湖南“省立图书馆”之责。藏书楼最早创建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咸平四年（1001）请得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书等书。大中祥符八年（1015），北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时，有得中秘书。南宋乾道元年（1165），刘珙重修书院时因旧址复藏经于堂北。绍兴五年（1135），朱熹扩建书院时复请九经御书。此后至清代乾隆年间，由朝廷出面，“令各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习讲贯”。自然岳麓书院也不例外。嘉庆二十五年（1820），也就是欧阳厚均掌教岳麓书院期间，巡抚李尧栋“发公帑钱五百缗购书若干卷，经史子集略具。诸生读书各造其所毋挟以归。岁一曝，月一整，则责之监院事，俾永其传”（《岳麓书院藏书记》）。其目录载于《（嘉庆）湖南通志》。可惜这些藏书，咸丰二年（1852）为战火所毁，“荡然无存”。
至于购藏图书的经过，则在《岳麓书院藏书记》的《案语》（欧阳厚均案）中说得很明白。他说：“余以戊寅岁应聘主院事，适值零陵贡生何龙光重修“御书楼”落成，固与当道言及之翁凤西方伯首捐御纂《七经性理》藏于楼。又逾年肆业生合词呈恳，奏请御书匾额及钦定各书，以惠士林。经李元松（尧栋）中丞批准，以该生志切观文情殷向导，自当缮折具奏。乃至夏徂秋，折稿未就。适值遏密之时，爰檄道库发节省余款，购书万有余卷藏之，复饬司道核定该生等酌议章程，以期经久。嗣据胡果亭观察捐出家刻函书。又据清泉贡生姚元浩，呈捐书籍二千余卷，一并贮藏在楼。书院中惟殿版各书不备，其余经史子集颇亦粗具，肄业诸生足以备诵习而资牖迪矣！”欧阳氏在书院的这次聚书，是书院藏书史上较大的一次。据《（嘉庆）湖南通志》卷末第六卷末尾《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二十二、三页记载：“右经、史、子、集分贮肆柜，共三百三十函，计三百八十七部，三千二百七十一本，统计一万零五十四卷。”这批藏书除旧存前翁方伯捐置的《御纂周易折中》、《大学衍义》、《五子近思录》等十一部，以及胡铃捐献的《周易函书》外，余者均为新置官书。
其中版本较好、传本稀少、史科参考价值较大的有：
（1）殿版《子史精华》、《唐宋诗醇》；
（2）明毛晋汲古阁校刊《说文解字》、《十七史》、《乐府诗集》；
（3）邵远平撰著、清乾隆扫叶山房刻本《元史类编》；
（4）明商词浚刻的《辞海》；
（5）湖南巡抚陈宏谋编辑、清乾隆刻本《陈氏遗规六种》；
（6）明唐富春家刻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七集》；
（7）清海绿轩朱墨套印本《文选》；
（8）清雍正刻本《邵二泉分类集义杜诗》；
（9）汪立名编订、清一隅草堂刻本《白香山诗集》；
（10）明李东阳的《怀麓堂全集》；
（11）清阮学浩、阮学浚编次并补遗附录的《本朝馆阁诗》；
（12）清程询、叶抱嵩等编录的《本朝馆阁赋》；
（13）清俞长城编次的《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共四十八卷，收录了宋王安石、陆九渊、文天祥等七家，明于谦、薛瑄、李东阳、李梦阳、王守仁、归有光、黄道周、董其昌等九十一家，清初刘思敬、张玉书、陆灿、赵炳、李光地、金居敬等十九家关于制义方面的名著。这是一部研究宋、明、清初的制义和文史方面有较高价值的古书。
当时为了确保藏书安全，还拟订了一套较为完备可行的征集收购、整理编目、借阅保管规则。此事在《（嘉庆）湖南通志》的卷末中记载甚详。大体分为如下四个方面。
（1）关于对图书的征集收购。条款中提出的总原则为“购求宜广”，“岳麓胜迹自应广求书籍，以备名山之藏”。为了达到广泛全面搜求图书的目的，条款中又提出了具体办法：对前朝颁发给书院的“殿版诸书”，“查已遗失无存者，应请补够备贮”；对于湖南地方官刻、家刻、坊刻本书和官绅士民家藏著作，都列入了征集范围。条款中说：“如坊肆刻本，及官绅士民家藏已刻末刻各本，应请通行札饬各属劝募捐置。仰蒙各宪现议，陆续捐购。其现任湖南地方文武各宪，及通省各属士民，如有家藏书籍情愿捐入书院，或自愿量力捐资，以备购买书籍之用者，应请悉听其便。官捐者，官为购买，随时饬交监院收贮。民捐者，民为购买，亦随时呈请监院收贮”；对于图书、雕板也进行了征集，条款中说：“至各府、州、县新旧志书及别项书籍板片，问系官为经理者，应请饬属，概行征收，以备贮藏；对于购书经费，“于道库贮存额增膏火项下，动银购买”；还动员湖南地方文武及通省士民献书、捐资，全面补充书院藏书。
（2）关于藏书的整理编目。条款中提出了一整套办法。对图书登录整编入库规定为：“收发宜清也。各项书籍贮藏既多，一收一发，登记宜清，应请责成监院设立册档，按年登载。新收者或系颁发、或系征取，俱于各书名下，注明几卷、几本、几套系某年、月、日收藏样。内捐置及购买者，除照前注明外，并添注何员何人捐购字样。每书于壳面上俱钤用监院钤记，并于逐页加钤岳麓书院图记一颗，庶免偷换等弊。”关于官捐民捐的图书，其登记手段更为严密，规定官、民所捐图书要随时呈请监院收贮，均令即行登入册档，一面申报院司道衙存案。详查书院藏书，只每本首页、尾页钤盖“岳麓书院官书”戳记。
（3）关于图书的借阅、保管规则与制度。规定书院“院长及住斋诸生，取阅书籍，应由监院发交，造册存查，随时登记记数，阅后激册销号。”“借阅书籍，先要呈明监院，每十日查收一次；如果要继续借阅，还要再经监院查发。为了减少监院来回往返，可乘书院每月考课三次，监院例须到院之机，亲自办理借阅图书的收发工作。”为了避免图书散失，健全借阅制度，规定监院“不得假手书吏”，代其办理图书收发工作。藏书如有短少，责成监院赔补。
（4）关于图书的安全保护措施。凡书院图书，规定都集中存放在御书楼上、下房间。书院专配监院教官一员，全面经管图书。还配备看守人役一名，专门看守御书楼藏书。规定看守要在馆居住，谨司锁钥，随时看视，不许闲游人等入内窥伺，并不许书院肄业诸生，借住楼下。每年霉雨月分，禀请监院，跟同晒晾书籍。又规定“贮书之处，严密封锁钥，令监院收掌”。为了防止人员变动，造成人为的图书捐失，规定在新旧监院交接之时，添设监交一至二员，一起清点交接藏书，并要负责将图书清点情况，一同造册具结，申报管理岳麓书院的各个衙门，以备稽查。倘有遗失书籍，清点时不及时向上汇报着赔者，至下届交接时查出，即责令当时监交人员与监院各半分赔。为使藏书免受风雨、潮湿、霉变、虫蛀、鼠咬等自然灾害。规定御书楼每年要苫盖修补，必要时经察院监看后，进行全面大修。对“贮书用柜用架，各随其便，但必须坚实干料，做法不得苟简，庶免虫蛀损失等弊之发生”。
勤于著述 精于钞撮
在岳麓书院的山长中，欧阳厚均也算得是以为勤于著述，精于钞撮的学者，他一生的著作也比较丰富。他的全部著作被收集《坦斋全集》（34卷）内，散装的有：《易鉴》（38卷）、《望云书屋文集》（上、下卷）、《岳麓山长传》（4卷）、《岳麓书院同门录》（道光五年长沙刻本）、《居游闻见录》以及《朱谂堂诗草》、《有方游草》（上、下卷）等。这些著作，对于研究欧阳厚均和岳麓书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只可惜如今已残缺不全了，兹举几种如下。
《易鉴》，这是一本研究《易经》的专著，也可以说是他的教学讲义。在封建时代，《易》为《六经》之首，是攻举子业必读和必须读好的一部书。这部书“仿诚斋《易传》，以史事证易义，亦间附案语以发明之”。原本刊于道光丁未（1847），罗汝怀为之作序，版藏麓山，以兵焚毁，后又重刊同治甲子（1864）冬，卷首有周玉麒为之作序。
《望云书屋文集》，这是欧阳厚均的孙世询、曾孙椿寿、桐寿为之校订出版的，共收文章96篇。其中直接反映岳麓书院并有重大价值的文章有8篇，即《新建岳麓书院崇圣祠碑记》、《移建濂溪祠碑记》、《改修六君子堂碑记》、《移建四箴亭碑记》、《新葺岳神庙碑记》、《道乡台祠田汇记》、《增葺朱张渡船工食碑记》、《印心石屋跋》。
《有方游草》，这部诗集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疾苦，表达了他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如《保定道中》；写的是他途经保定时所见到的一幅农村遭受旱涝冰雹之灾的惨象：“可怜村南与村北，三载无禾复无麦。腹中时复闻雷鸣，面上何人不菜色？”如此凄楚，但还有老百姓告诉他有不法商人趁机大肆括削，至使劳苦百姓“日暮归来对妻子，环坐相泣唤奈何”！逼得“壮者捕螺就东海，老弱掇草西山阿”。更可贵的是诗中把城中贵人与此作对比而加以描绘：“城中贵人冠盖多，昼日选舞夜征歌。玉粒凝脂皆八凿，粉粢胜雪必重罗。宾朋奴隶醉且饱，食余委弃填沟河。”这一鲜明对比，极为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确具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艺术效果。最后他深有感慨地说：“我闻此语长欷歔，竟日车中眉不舒。牛羊尚复求牧刍。此孰非践土食毛之而忍令其辗转同作沟中癯。满城冠盖者，当道其谁欤？聊洒一腔泪，敬告子大夫。”表现了他对当时官府的极端不满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道光十年庚寅（1830）秋八月既望，以欧阳厚均为首编辑的有学生善化陈岱霖、平江陈作实等校勘的《岳麓诗文钞》出版了。这是在岳麓书院史上师生合编书籍的一大创举。这部书分《诗钞》、《词钞》、《赋钞》和《文钞》四个部分。它钞撮的范围及体例为：“上溯唐宋，逮于国朝（清），凡官寓名贤，钓游髦士，题咏传记诸作，悉与钞撮，按时代之先后为编次。其中之古迹名胜，为之寻流讨源，考其沿革兴替，一一疏证之，附以案语，俾后之修山志者采择焉。至于作者，姓字爵里可考者详之，亡考者姑略之。”计：《诗钞》35卷，钞诗691首，作者461人；《词钞》1卷，钞词90首，作者16人；《赋钞》3卷，钞赋11篇，作者10人；《文钞》18卷，钞文98篇，作者65人。
读了这部诗文钞之后，能比较系统完整地了解到岳麓山历史发展的轮廓和它的自然风貌；特别是它钞录了不少有关岳麓书院的诗文，给研究岳麓书院的兴替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如《岳麓书院记》（宋张栻）、《建岳麓书院记》（宋陈傅良）、《建岳麓书院记》（元吴澄）、《建岳麓书院记》（明李东阳）、《重修岳麓书院记》（明杨茂元）、《岳麓书院祠祀记》（明黄衷）、《岳麓书院志序》（明陈凤梧）、《重修岳麓书院碑记》（明李腾芳）、《书院沿革》（明吴道行）、《重建岳麓书院记》（清周召南）、《题奏岳麓书院呈》（清陶之典）、《恭请御书赐额岳麓书院颁讲义诸书疏》（清丁思孔）、《岳麓会课序》（清赵宁）、《重修岳麓书院记》（清毛际可）、《重修岳麓书院记》（清常名扬）、《岳麓书院记》（清易公申）、《朱张祠碑记》（清旷敏本）、《岳麓书院课艺叙》（清罗典）、《岳麓书院藏书记》（清李尧栋）、《岳麓书院课艺叙》（清周锷）、《朱张渡亭记》（清袁名曜）等。又如张栻、吴道行、车万育、郭金门、曹耀珩、李文照、王文清、旷敏本、欧阳正焕、罗典、袁名曜等一批有名的山长的诗文就被钞录了87篇（首），这些又为研究一些有作为的山长在书院的建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
要编辑出这样一部自唐至清的岳麓诗文钞，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一是“山志不备”，“前明旧志久佚无存”。他们主要是依据清康熙丁卯（1687）长沙郡丞赵宁倡议纂修的《岳麓书院志》为蓝本，选择其中的诗和古文词，芟繁去冗，录而存之，再加上见闻所及，加以咨访；二是“家鲜藏书”，广泛搜罗书籍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楚南书肆，复无善本可以购求”。因此，欧阳厚均在《序言》中指出：“择既不精，且多遗漏，阅是篇者谅焉！”
厚均文思敏捷，属对工巧。相传厚均掌教岳麓书院期间，某晚，适逢节日，弟子门人俱过河看戏游玩。厚均一人独坐书斋，焚香夜读。忽一须发苍老、相貌奇古的人推门阔步而入。他傲慢地指着庭中的古槐对厚均说：“久仰夫子道德文章，今有小技求教。”言毕，即出一联求对，联为“槐树千年成木鬼”，并郑重声言：“如若支吾，莫怪无情”。厚均知此联为“拆字格”，即“槐”成“木鬼”二字，且浑然天成，属对确实不易。时月色半明，岳麓山影，巍然耸立窗外。厚均触动灵机，神态自若地即口对道：“岳麓万古仰丘山。”也将“岳”拆成“丘山”二字，真乃妙语天成。老者当即叹服道：“夫子文章道德，果然名不虚传！”说罢，恭恭敬敬地长揖而出。
参考书目及文献：清丁善庆纂辑：《续修岳麓书院志·山长列传·欧阳厚均》，院志卷二，第六页。清同治六年新刊，半学斋藏板。②清李翰章、刘昆等督修：《湖南通志》卷一百八十五页《国朝人物·安仁欧阳厚均》，和卷二百四十五，十三页《艺文·易鉴三十八卷》，清光绪十一年重修，府学宫尊经阁藏板。③清李鸿章等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五十五本，卷三百九十五《礼部·学校》三页，清光绪戊申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印。④清李恒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720卷本）卷一百三十八，《谏臣六》三十五至三十六页，清光绪十至十六年湘阴李氏刊刻。⑤清欧阳厚均著：《望云书屋文集》（上、下卷）；《有方游草》，（嘉庆己未起至甲戌），厚均孙世洵、曾孙椿寿、桐寿校字。同治乙丑长至日门下士李元度谨序。⑥清欧阳厚均编：《岳麓诗文钞》，善化陈岱霖和平江陈作实校勘，清道光年庚寅年秋刊刻。⑦周祖文：《欧阳厚均与岳麓书院》，刊1984年9月《岳麓书院通讯》第2期。⑧杨布生：《始终不倦，著有成效——山长欧阳厚均掌教岳麓书院考》，1984年5月1日未刊稿。（选自汉寿.杨布生著《岳麓书院山长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