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德）

孟子曾经对“君子＂下过断语：“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君子只有持续终生的忧虑，对于突如其来的祸患却能以平常心视之，不以为意。

如此体认当来自他对孔子的认识。

试问孔子所忧为何？

孔子自述：“德之不脩，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所忧，除了无法在学问更为精进，其余一概在德行上着墨。

孔子重德，以无德为己忧；老子也讲德，只是比起孔子，老子的德更近于天道，他最为向往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在生命不同的阶段都能默默提供助益，可一旦成就，却甘心退居幕后，了无邀功与控制的念想。或者也可以称为“上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最美好的善行就像水，得以极善巧地利益众生，甘处众人憎恶的恶地，因此最近于天道。

天道玄远，如此境界显然是高标，孔子的教化则更贴近人间世。老子从天道视角认定“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理当“报怨以德＂。孔子却从人性出发，认为“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因此当“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有恩理当报恩，至于怨，不妨以平常心视之。

人世间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未必全在当下的你来我往而已。佛教的业报在个人，中华传统文化则多报在子孙，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楼宇烈教授称之为“承负观＂。据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便有这样的叙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善恶之报，或更为人知的因果报应，于理确有其事，只是因果报应存在时间差，未必如影随形，如响斯应。这个积善或积恶之“家＂，通过史册的如实记载，从帝王家来理解会更为清晰，也更容易。

试看周之有天下。

周代能取殷商而代之，根基萌芽于始祖后稷。

后稷生赋异禀，对农耕特别在行，帝尧、帝舜在位时期被任命为农业大臣，专教百姓农作──这意味着如无天灾肆虐，百姓得以不愁吃穿，无冻馁之患。

后稷在无形积功累德，有形的赏赐则是爵位与封地。此后一脉相传，其中较著名的仁君有公刘，为逃避夏桀的暴政迁居到豳。后有太王古公亶父。

太王居豳，狄人入侵不断。太王先是送去毛皮布疋，狄人染指依旧。再送去珠宝美玉，依然不能免祸。太王于是召集长老开会：狄人对我方一再释出的善意置之不理，显然真正的意图不在宝物，而在土地与人丁。既然如此，只要我离开，狄人就不会再来骚扰，各位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

太王分析既毕，就毅然决然带着妻子太姜走人。

潇洒离去的太王原本只想带着妻子远离，没想到豳地百姓因此更加认定太王是仁君，宁可放弃旧土故居，追随太王迁往岐地。

岐地成为周王朝的发源地。

尔后最著名者即是周文王。积德累善数十年，岐地不但民风淳朴，更感召一群志士来归。再传到武王，四方诸侯主动会师孟津，拥戴武王讨伐商纣，终于剿灭殷商，一统天下八百年。

《大戴礼记》收录了一段姜太公的归纳：

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天子有仁与否，是国祚长短的最大关键。有仁无仁，实即有德无德，《尚书》惯称的“德政＂，孔、孟往往以“仁政＂替代，《廿字真经》的“配之儒德，各得其仁＂，完全掌握个中精髓。祖上以仁德得天下，子孙以仁德守天下，传承百世不成问题。万一始祖得天下的手段不甚光明，可其后有仁君，十世依然有望。最下者是“马上得天下＂，依然想“马上治天下＂，凭借武力建立的威权统治不必等到父传子，江山很快就会易手。

姜太公以“仁＂归纳周有天下，孔子在〈易传〉的归因大抵相同，只是换作等义的“德＂。洞明天道善恶之报的先哲推论孔子何以生在孔氏家门，同样归因于历代积德。

孔子先祖弗父何本为宋国国君，慷慨地让出王位，甘居辅臣。其后几世子孙在朝为官，都是公忠体国的良佐。早在孔子显达之前，就有深谙因果的哲人指出：孔氏历代有贤哲，后世必生大圣。

先世有德必生圣贤。圣贤出世的意义又如何？

宰我曾就教于孔子，传闻“黄帝三百年＂，黄帝究竟是不是人啊？怎么一活三百年？孔子把黄帝的生平约略说过一遍，这才说：

民赖其利，百年而死；

民畏其神，百年而亡；

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黄帝在位的种种建树，足以嘉惠当时百姓，黄帝百年而死，这是第一个百年。黄帝死后，百姓敬畏黄帝，依然兢兢业业，宛若黄帝健在，这是第二个百年。百姓沿用黄帝的教化，影响及于百年，这是第三个百年。

“黄帝三百年＂是古谚，究其实，黄帝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远不止三百年。司马迁写作《史记》，专为帝王立传的本纪即以〈五帝本纪〉为第一，以黄帝为五帝始祖。

回归《道统衍流》，黄帝何许人也？第五十二代天源教的轩辕教主。孔圣又是何许人也？同样是第五十二代道世兴昌的代表教主之一，人间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无形载记的天爵则是“文宣＂教主。

圣贤出世的意义是什么？除了物质文明的擘建，也积极建立精神文明，化五浊恶世为人间净土，受惠的当然是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