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元史》：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上）韦力撰
题目的评语出自钱大昕于《十驾斋养新录》的所言，这段话的前后文为：“《元史》纂修，始于明洪武二年，以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告成，计一百八十八日。其后续修顺帝一朝，于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开局，七月丁未书成，计一百四十三日。综前后历三百三十一日，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盖史为传信之书，时日促迫，则考订必不审，有草创而无讨论，虽班马难以见长，况宋王词华之士、征辟诸子皆起自草泽，迂腐而不谙掌故者乎？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
即此可知，《元史》一书的纂修前后分为两次，每次一百余天，两者合在一起不足一年。然此书部头较大，不包括目录，仅正文就有210卷之多，该书仅前半部分的字数就超过了一百三十万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写出如此部头大的史书，的确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正因为其快，古书内有不少的错误在，这正是钱大昕批评此书“陋劣”的原因。《元史》的完成十分仓促，以至于重要人物都失载。
对于本书中的错误，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列出多点，比如说：“今按《元史》列传三十一、二卷，已载元末死事诸臣《泰不华》《余阙》等传矣。乃三十三卷以后。又以开国时《耶律楚材》《刘秉忠》《史天倪》《张柔》《张弘范》等传编入，几于前后倒置。盖三十二卷以前系初次进呈，三十三卷以后则第二次进呈者，诸臣以太祖威严，恐干烦渎，遂不敢请将前后两书重加编订耳。”
洪钧撰《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 清光绪二十六年广雅书局刻本
《元史》的前半部分已经列出来了泰不华、余阙等人的传记，这两人的传记排在了前面，然这两位乃是元末的人，而后面所写的几篇传记则又是元朝开国的功臣。由此可见，本书在排列上的混乱，如何解释书中的这种疏漏呢？赵翼认为一者这是因为《元史》分两次编纂和进呈，故有的部分编纂在前面，而后半部分又没有与前半部分作整体的疏通。这些史臣们为什么不认真呢？赵翼的解释是：朱元璋为人严酷，而他又催促史臣们赶快完书，众位史臣担心皇帝怪罪，于是未加系统梳理就呈报给皇帝。
朱元璋为什么催促馆臣要尽快地完成《元史》的编纂呢？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中有邱树森所撰《元史》一篇，该篇对当时的形式以及朱元璋迫切下诏修《元史》的心态作出了如下解读：“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兵克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妥惧贴睦尔率后妃太子仓惶出逃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以时势而论，元朝败亡虽大局以定，但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等盘踞陕西，纳哈出据辽阳，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割据云南，特别是扩廓帖木儿拥兵数十万，对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威胁极大。中原之地，虽经明兵北伐次第攻克，但眷恋前朝的蒙古、色目、汉族地主贵族及前元官僚不在少数。明太祖朱元璋担心残元势力卷土重来这是很自然的。于是，发动一场宣传元朝已亡、九州统一的舆论战、心理战和政治战，实在是时局的需要。”
正是因为仓促上马，再加上急于完书，使得修出的《元史》有一些错误在，为此而受到后世史学家的诟病。故陈浮在《宋濂与<元史>》一文中说道：“在中国历史上，为前朝修史工作着手如此匆忙的就要数这一次了。朱元璋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地为元朝修史，其目的就在于吸取元朝盛衰兴亡的教训，同时说明明朝取代元朝是出于天命。因此，他在当时仍是军务倥偬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便匆匆忙忙，开局修史，宋濂因为是新王朝的文坛巨擘，修史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四卷 清嘉庆五年吴县刻本
朱元璋的部队虽然将元顺帝赶出了北京，但并未将其消灭，更何况元朝的势力并未受到根本性的打击，而朱元璋同样出身卑微，他希望通过修史来确实他所建立王朝的合法性。因此他在洪武二年二月就下诏修《元史》，这篇诏令中写道：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上谕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
诸儒至，上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其间虽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百年中，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由这段诏令可知，明朝的军队攻打下元大都后，得到了元廷中的《十三朝实录》，这些元史档案给修《元史》提供了最重要的史料，这也是《元史》能够开馆编修的主要原因。关于官修《元史》史料的来由，宋濂在《吕氏采史目录序》中说道：“皇帝既正宸极，龛定幽燕，薄海内外，罔不臣妾。慨然，悯胜同之亡，其史将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而诏宋濂、王祎总裁其事，起山林遗逸之士协共成之，以其不仕于元而得笔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迄于宁宗，总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率诸史臣上进。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缺略不备。于是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濂等，发凡举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遍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
宋濂编《渊颖吴先生集》十二卷附录一卷 民国十三年梦选瘘刻本
朱元璋在建国的当年就开始命史臣翻阅《十三朝实录》，而后开办史局撰写《元史》，他任命《元史》的主编为宋濂和王祎，同时起用一些在野人士来做该书的编辑。朱元璋的要求很奇特，他要求编辑部的成员除了两位主编和兼修外，其他编辑的条件则必须是没有在元朝做过官，同时也不是明朝的官员。等《元史》的前半部分编纂完成后呈献给皇帝，但由于《十三朝实录》中没有元顺帝的部分，于是皇帝又派史臣到北平等地去搜集。派出之人名吕复，对于吕复搜集史料的状况，道光版的《赣州县志》卷五十《吕复传》中称：“吕复字仲善，号易窗，兴国人。洪武初以文字征为国子典膳。时修元史，阙顺帝事迹，遣使十一人分行天下，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策者，悉辑之，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否，民俗歌谣，以至忠孝、贼乱、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碑碣、家集中，莫不悉心咨访，刻期还报，复被命先适北平采辑，得书八十帙，摩榻碑文四百通，继往山东，得书四百帙，碑百通，用高丽翠纸为衣，借行中书印识之上进，已而续成史四十八卷，后以功迁太常典簿，寻为丞，遣祭皇陵，进卿，坐事谪凤阳，复原官，卒谥文恭，祀乡贤，著有《采史目录》《北游集》。”
看来，朝廷派出前往北方搜集史料之人达11人之多，他们不但搜集官方文书，甚至民间传说也在搜集之列，而其中贡献最大的人就是吕复，他不但在北平搞到了一大批书，同时还在山东也搜集到不少的碑文。但是，在吕复从南京出发前往北方去搜集史料时，宋濂写了篇《送吕仲善使北平采史序》：“皇帝即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诏文学之士萃于南京，命官开局，纂修《元史》。爰自太祖开国至于宁宗，凡一百二十六年，已据旧史，隐括成书，而元统迄于终祚，又三十六年，遗文散落，皆无所于考，丞相具以上闻。帝若曰：'史不可以不就也，宜遣使天下访求之。’于是仪曹会诸史臣，发凡举例，具于文牍，遴选黄盅等十有二人，分行各省。佥以为北平乃元主故都，其文献必有足征者，非精练博敏之士，未易以集其事。予友仲善，方司膳成均，实应其选。戒行李且有日，与仲善游者咸为赋诗，以予尝与刊修之末，俾题其篇端。呜呼！传有之：国可灭，史不可灭。”
宋濂编《元史》二百一十卷目录二卷 明洪武三年内府刻嘉靖九年、十年南京国子监刊递修本
朱元璋命令史臣修《元史》，但是元朝后36年没有史料，故左丞相李善长将这种情况报告给了皇帝，皇帝下令说编纂史书不能就这么凑合，应当派人到全国各地征求史料。而后，朝廷派出12人，前往各省去搜集史料。此处所说的数量比《吕复传》中多了一人，而其他史料的记载也有这样的不一致之处，后世学者多有考证，终未达到统一意见，故于此不再细讲。
等吕复等人搜集回来大批的原始史料后，有可能分别了征集到史料的目录，而其中的吕复所编得以让宋濂写了篇《吕氏采史目录序》，该序中首先写道：“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东亦号重镇，一代典章文献当有存者，特择有职于官者行，示不敢轻也。章贡吕仲善，时司膳成均，乃被是选。是月癸卯，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策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牍，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群儒家集，莫不悉心谘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平滦、燕南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而对于吕复采集史料之艰辛，宋濂在《序》中又写道：“爰自丁丑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乙未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遵陆而行，一呼一吸，冰生髯间。己未至济南，其谘询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辇还京师。已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复诣阙上进，仲善以功升太常典簿，寻为丞。且以史事之重，不可易视也，集为目录四巨编上之，而藏其副于家，征濂序其首。”
宋濂主纂《洪武正韵》十六卷 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刻本
看来宋濂的这段序言应该就是《赣州县志·吕复传》所言的原始出处，只是宋濂的记载更为详细，他写到了吕复在冰天雪地中搜集原始史料，以及捶拓碑记是何等之艰辛。但他的功劳受到了朝廷的嘉奖，返回之后他得以在朝中任职。而对于吕复在史学上的贡献，宋濂在《吕氏采史目录序》中又写下如下一段夸赞之语：
昔者司马光既著《资治通鉴》，又略举事目，年经而国纬之，名曰“目录”，示学者以枢要也。仲善今备述采史纲领，明其事之良艰，示后人以轨则也。书之意虽不同，而心之原于厚，则一而已。呜呼！史有阙遗久矣，如近代卫绍王之朝，记注亡失，南迁后，遂不能记载。当时史臣所属，若得如仲善者，岂不有胜窦祥、杨云翼之所录哉?顺帝一纪，卒得为完书，皆仲善之功无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濂待罪国史，故不辞而为之序，使观者有所征焉。
从以上的这些引文可知，明朝建国之初，修撰《元史》因为政治需要，故皇帝一直施压修史速度。但即便如此，这些使臣们也并没有根据现得之史料随意编纂完成，他们派出多人到全国各地去搜集元朝的史料。这份认真程度，不输于前代修史者。所派出的这11位或12位搜集史料者，以吕复所得最为丰富，他带回的大批史料应该成为了《元史》编纂的基本素材。
宋濂纂《元史》 明洪武三年内府刻嘉靖九年、十年南京国子监刊递修本，题记
对于《元史》一书的史料来由，叶幼泉、王慎荣所撰《<元史>探源——兼评<元史>的史学价值》一文中把《元史》所用史料总结为四个部分，一是前面提到的《十三朝实录》，二者则是徐一夔《与王侍制书》中的所言“既有《十三朝实录》可据，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可见元史的第二个来源则是《经世大典》，而第三个史料来源则是指吕复等人从北平等地搜集来的原始材料，虽然除吕复外其他11人所搜到的原始史料未见文献记载，想来这些人不可能都是空手而归，也应当带回一些史料。而对于第四部分的史料来源，该文中写道：“《元史》传文，绝大多数在《元文类》《国朝名臣事略》以及元人文集行状、家传、碑铭、墓志中查到蓝本。两相比勘对证，《元史》各传多有片段袭取原文，甚至全篇照抄的。如《郭守敬传》录自齐履谦的《知太使院事郭公行状》，《董俊传》照录元明善的《藁城董氏家传》，《博尔术传》《玉昔贴木儿传》乃分录阎复的《太师广平王贞宪王碑》，等等。因而，可以说元人的行状、家传、碑铭、墓志这类文献是《元史》资料的第四部分来源。”
由以上可知，宋濂、王祎两人主编的《元史》并非草率成书，他们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能说《元史》是随意编纂而成者，因为他们参考的文献比上面所列还要多一些。徐一夔在《与王侍制书》中在评价《十三朝实录》时称：“近代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设，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元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于史事固甚疏略。”
徐一夔说元朝没有日历也没有起居注，这是明朝开局修《元史》的难度所在，然叶幼泉、王慎荣则在文中称：
元代是否设有日历，文献无征，尚待稽考；至于说不置起居注，则显然不顾事实。市川瓒次郎在《元朝实录及经世大典》一文中已引《英宗本纪》至治元年十一月戊申条所载“御史李端言：'朝廷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上之言动，宜悉书之，以付史馆’”和王恽《进<实录>表》所说修纂《世祖实录》是“采摭时政之编，参取起居注”两点事实作了驳正。”
宋濂纂《元史》 明洪武三年内府刻嘉靖九年、十年南京国子监刊递修本，卷首
如此说来，元朝早期的史料确实稀少，但并不等于没有，而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也提到了元初史料缺乏的情况：“元起朔漠，本无文字，开国以后，又无有如金之完颜宗翰等能访求先朝事迹，是以记载寥寥。本记赞所谓太祖奇勋伟绩甚多，惜当时史官不备，失于记述也。”然而叶幼泉、王慎荣在文中却称：“《世祖本纪》记载世祖在建国号为元前三年的至元五年即任命了和礼霍孙、独胡刺两人为翰林待制兼起居的官职，至元十年又命不只儿修《起居注》。《李稷传》记述他在元顺帝至正初年间奏言：'殿中侍御史、给事中、起居注，须任端人直士，书百司奏请，及帝所可否，月连省台、付史馆，以备纂修之实。’从而可知，起居注的设置是与有元一代相始终的。徐一夔硬说元代'不置起居注’，误人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