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秦汉瓦当书法

西汉  金乌瓦当及拓片

直径21.7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西汉  蟾蜍玉兔瓦当及拓片

直径21.6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泱茫无垠：寻绎汉瓦文字之美

陈根远

在千年瓦当收藏研究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里文字瓦当都是独领风骚

瓦当是我国古代建筑屋檐上筒瓦瓦头下垂的部分。因为它的上面往往模印有精美的图案或文字，唐宋以来渐为人们重视。瓦当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唐至明，是瓦当引起人们兴趣并开始著录的萌芽时期。其代表作有北宋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黄伯思的《东观余论》和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等。

第二个时期清代至民国，是瓦当著录的普遍兴起时期。其代表作有清乾隆朝朱枫的《秦汉瓦当图记》和民初罗振玉的《秦汉瓦当文字》。

第三个时期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是科学的瓦当资料汇集与研究时期。其代表作为陈直先生的《秦汉瓦当概述》和《新编秦汉瓦当图录》等。

第四个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是考古学的深入介入和资料汇集的长足发展时期。此间随着社会的进步，瓦当收藏进入全盛时期，在参与的人数、见到的品类、研究的深度诸方面，均是以往不能比拟的。其代表作有刘庆柱的《战国秦汉瓦当研究》、李发林的《齐故城瓦当》、陈根远的《瓦当留真》以及伊藤滋的《秦汉瓦当文》和赵力光的《中国古代瓦当图典》等。

因为古代的金石学是以古代文物上的文字研究为中心的，故此在一千年的瓦当收藏研究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里文字瓦当都是独领风骚的。

瓦当最早创用于陕西扶风、岐山的周原地区。这里是周人的故乡。在西周瓦当滥觞之初，瓦当皆为半圆形，除众多的素面半瓦外，还有划刻（而非模印）的重环纹瓦当。

至战国，瓦当艺术臻至它的第一个高峰，在图案、图像两类瓦当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而齐国故城（今山东临淄）的树木双兽纹半瓦、燕下都（今河北易县）的饕餮纹半瓦、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的动物纹圆瓦和咸阳的云纹、葵纹瓦当各领风骚，其中秦动物纹瓦当堪称个中翘楚。

逮汉代，瓦当在使用的广泛性与艺术性上进入全面鼎盛时期。当时的西汉三辅（今陕西关中地区），渭水流澌，物华天宝，离宫别苑散布其间，故陕西遗存西汉瓦当极多。除了各式云纹瓦当外，汉长安城一带出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堪称图案瓦当的顶极杰作和整个瓦当时代的最后强音。

战国秦  虎噙燕纹瓦当及拓片  直径15.6cm  陕西凤翔县秦雍城遗址出土

战国秦  田地植物纹瓦当及拓片  直径15.2cm  陕西关中出土

战国秦  凤鸟纹瓦当及拓片  直径15.2cm  陕西凤翔县秦雍城遗址出土

战国秦  双犬（獾）纹瓦当及拓片  直径15.2cm

瓦当文字兴盛于西汉时期

西汉中期，出现了瓦当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大类——文字瓦当。文字瓦当出现最晚，但人们对它的兴趣却发生最早，也最执着。宋人率先注意到文字瓦当，而对无字的图像、图案瓦当不著一字。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近五十年来，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全面展开，但文字瓦当如日中天的地位并不曾从根本上受到撼摇。

考古发掘证明，文字瓦可能出现于汉景帝时期（前一五六—前一四一），普及于武帝时期（前一四〇—前八七），鼎盛于西汉中晚期。西汉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西汉文字瓦当的出土就证明了这一点。北至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东北达朝鲜半岛，南抵广州，东南至福建，西达青海，都有汉代文字瓦当出土。至东汉，文字瓦当骤衰，实物无多，主要见于山东临淄和河南洛阳等地。

说到瓦当，“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瓦恐怕是最著名的瓦当之一。此瓦直径一般在15.8cm—16.5cm。因为它是瓦当之中字数最多的一种（近年才有新发现一种字数更多的汉代文字瓦当），又十分稀少，故极受金石学家重视。但谈及时代，过去多只能以瓦文近小篆，定为秦物。秦李斯小篆泰山残石只残存九字，此瓦十二字，为秦代真迹，受到格外垂青，自不难理解。曾以得到一秦代瓦罐便喜不自禁自号“缶翁”的艺坛大师吴昌硕一九二〇年见到费龙丁藏十二字瓦，为之铭曰：“研和璧，瓦嬴秦，字十二，琅琊魂……”缶翁以为此“秦”瓦得秦《琅琊刻石》（亦李斯篆）之神。十二字瓦广为各种瓦当谱录所记载，在近年的文章、专著（包括教材）中还屡被人指为秦物。实际上，它应为西汉中期瓦当。过去人们多不明此类瓦当的准确出土地点，或云出于汉长安城，或传出秦阿房宫。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考古学家在汉长安城武库遗址的西汉中期地层中发掘出土了这种瓦当（八十年代在郑州西北之古荥阳城址也曾采集到此类瓦当），从而从地点和地层上科学地解决了十二字瓦的时代问题。从文字内容上讲，十二字瓦当文内容多源自《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秦始皇曾下令“焚书坑儒”，限《诗》《书》藏于国家，他人谈论《诗》《书》一概处以极刑。如此他会张扬地将出于儒经的瓦文置于自己的宫殿上吗？从史书上看，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灵、元、康宁之类的词成为西汉中晚期的时髦语言。再从十二字瓦的考古发掘出土地点上看，也十分符合儒家思想。汉代儒生在解释“武”字时说，“止戈为武”，那么把息止干戈希望国家万世长久、天下安宁的瓦文置于国家武器库的房檐上，不是十分合适的吗？现代人不是也常讲“和平是对军人最高的奖赏”吗？

出土十二字瓦的西汉武库在汉长安城中，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在西安市北郊未央宫乡大刘寨。武库在汉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东西长约八百米，南北宽约二百二十米。武库中的建筑物主要有兵器库和守兵营。各种兵器均分类库藏，置于兵器架上。因为武库是极为特殊的国家重地，故此连接十二字瓦当的筒瓦上还有三棱锥状瓦刺，这也是其他皇家宫室和官府用瓦上极其罕见的。武库始建于高祖七年（前二〇〇），王莽末年毁于战火。

另外，山东临淄采集的“天齐”半瓦当早在民国初年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中就有著录，上世纪八十年代，赵超以为属战国到西汉早期之物，约约十年后，刘庆柱在《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卷》中撰文指出：“山东临淄采集的「天齐」半瓦当，由于失去地层关系，难以作出科学的断代。”为此，我专门请教淄博齐瓦收藏大家王也“天齐”瓦当出土地点，王先生惠告：“天齐瓦当只出土于齐故城之刘家寨遗址，其他齐地旧址未见。”又请教曾在齐故城考古发掘的徐龙国博士，得知：“齐故城刘家寨遗址是汉代遗址，没有战国遗存。”如此看来，在没有科学考古发掘资料之前，“天齐”瓦当定为西汉时期，较为稳妥。

根据瓦当文字内容，文字瓦当可分为宫苑、官署、宅舍、祠墓、纪事、其他和吉语等七大类。从现有资料看，不同文字内容的瓦当约有四百种，其中吉语文字瓦种类约占半数，其不同版别的实物更占存世文字瓦的绝大多数。其他类的文字瓦分别有几种或三四十种。

千秋万世  清拓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西汉 永受嘉福瓦 全瓦及瓦当拓片 直径16.4cm 陕西咸阳市东郊李家村附近出土

汉瓦文字何以风标独具

西汉文字瓦当的直径多在15cm-18.5cm之间，小者如“佐弋”瓦当，直径仅13cm，大者如“益延寿”瓦当，直径可达22cm。两千多年前，能够享用瓦房甚至装饰精美瓦当的首先是皇家，其次是官府和个别高官显贵。如此汉瓦文字书法当出于当时优秀的艺术家而非普通工匠。何以知之？我们试举两个唐代的例子。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曾参与绘制昭陵六骏，而同是画家的他的哥哥阎立德（约五九六—六五六）正是营造唐高祖献陵、翠微宫、玉华宫和太宗昭陵的负责人。又如，唐代至德二载（七五七）五月十六日，杜甫被肃宗拜为左拾遗。两年后，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口辗转来到成都。上元二年（七六一）八月，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位前副局级干部在西汉以后一千年依然住不起瓦房，更不要说使用瓦当了。

西汉文字的篆法线条在刚柔、曲直、疏密、倚正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高度和谐，或方峭、或流美，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西汉金石文字遗世无多，《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仅录得《群臣上醻刻石》（前一五八）和《麃孝禹刻石》（前二六）等八处。而西汉瓦当文字字大而遒美，量多而变化无穷，洵为西汉书法中弥足珍贵的奇葩。东汉以后，瓦当艺术渐趋衰落，文字瓦当也渐渐式微，偶有所见，也无足为观了。

秦李斯创立小篆，统一中国文字以后，秦汉的篆书、隶书便以对称平衡为主要结字原则，形成方块字的外形。书于碑石、凿于铜器，整齐规矩，莫不合宜。但这种广泛行用、几乎一统秦汉书法天下的方块文字应用于瓦当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瓦当的外形是圆形（个别的为半圆形）。以西汉文字瓦当中最常见的四字瓦当为例，早期瓦心基本为突起的球面，个别呈柱状或饼状，其外施弦纹（圆形隔线），以后出现双隔线中再饰联珠纹。总之，瓦心隔线与外轮隔线间被四分为四个扇形的面积，这就是实用装饰为方块汉字提供的全新的舞台。于是打破对称、因形而化，成为瓦当文字的必由之路。

西汉书法处在由秦代成熟的小篆向东汉成熟的隶书转化的时期，是旧制已破、新法未立的艺术转型期，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除了造就人们对不同甚至怪异的各种书体欣赏时的宽容心态，更为西汉书法家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极为难得的心理自由。更加夸张的屈伸、挪让、穿插、增减成为当时善书人营构具有装饰性的瓦当文字字形的利器，方圆有机的组合、曲直因形的展开，形成了全新而极富个性的“有意味的形式”。笔画增减更加随意自如，挪让屈伸更显错落变化，有的瓦文还注意笔画波挑以彰显书写味道。另外，西汉瓦当文字还注意与乳丁和其他图案（如鸟）相配，或将某一较简的文字作双钩处理，使当面显得丰富多彩。汉人在非圆非方的瓦当上改造方块字所展现的控制力、飞扬的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

非方的瓦当表面造就了瓦当文字奇异的结字和章法，而由艺术家设计书写，再由工匠摹刻于瓦范，最终制造出瓦当文字，这种特殊的“书写”方式（刻）和特殊的书法载体（泥陶）也联合影响了瓦当文字或曲劲、或圆淳、或古朴的线质特点。这如同我们研究汉简书法风格形成时，应该注意它独特的书法载体（窄细竹简）和左手持简、右手书写这样绝然不同于东晋以后铺纸于案的书写方式的影响一样。

先秦庄子曾说：“道在瓦甓”。鲁迅先生亦叹：“惟汉人艺术雄沉博大。”以西汉瓦当文字奇逸多变、舒卷自如窥之，先贤之论岂虚言耶！

西汉 万岁半瓦当 直径16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西汉 安定彭阳瓦当 直径14.4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西汉 高安万世瓦当 直径18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西汉 齐园瓦当 直径16.5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西汉  单于天降瓦当

直径16.5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西汉  四夷尽服瓦当

直径15.4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西汉未央宫殿前遗址

西汉未央宫殿前遗址

西汉未央宫殿前遗址

开放中的包容

——汉瓦当文字的书法形式及应用

赵熊

“团圞一片长安月，依旧辉光照眼明。”无论是以历史为观照，还是以艺术为着眼点，对于生于兹、长于兹的长安——西安人来说，秦汉瓦当总是那么一个不大不小的心结。先师陈少默夫子曾命我刻“默翁弄瓦”一印，常钤于题跋瓦当拓本。“弄瓦”一语源出《诗经·小雅》，此处瓦指纺砖，为古代妇女纺织用具，和砖瓦之瓦不是一回事。后来以“弄瓦”称生女儿，以“弄璋”称生男儿。夫子育有四女一男，“少默弄瓦”一语双关，既指题跋瓦当，又有诙谐自嘲的意思，从中也可看出夫子的瓦当情结。

汉瓦当沿承秦瓦当制度，且有着更多的发展。学术界一般认为秦瓦当以图案、动物纹饰为主，尚未见文字瓦有确切的出土考古实例。汉瓦当则以文字装饰为代表，展示出汉代砖瓦装饰中的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从目前所见汉代文字遗存来看，其主要有书写和镌刻两大类。前者如简牍书、帛书，以及存留于砖、陶等器物上的书迹；后者如碑碣铭文、画像石题刻、墓砖（石）题刻、铜器刻铭等。汉瓦当文字既非直接书写，亦非直接镌刻，而其过程中却包含有书写和镌刻的工艺流程，相近于铸造类的汉印制作工艺。如此，瓦当文字（包括砖文及部分玺印文字）与书写文字、镌刻文字共同构成了汉代的文字形态。因此，也具有了我们以书法篆刻的艺术观进行研究、学习、借鉴的必要性。

汉瓦当文字生成于秦汉交替之际及篆书渐次退出历史舞台而隶书兴起的背景之中，特别能于变化中表现出多姿多态的结构样式。虽然，据统计汉瓦当文字仅有三百余单字量，但其中却包含有大篆—秦篆—汉篆—隶书的丰富形态变化。其中，大篆结构偶有应用。究其来源，拟为战国秦文字中的遗存。至于隶书，除个别字如“华仓”瓦当中之“仓”字等有较明显的隶体特征，更多的则表现在部分笔画的形态，以及呈现出的隶书书写意味上。而最富有书法意义的，无疑是秦篆向汉篆转化的形体，这也是构成汉瓦当文字的主体部分。

西汉 永奉无疆瓦当

直径16.8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西汉 毋相疑兮瓦当

直径15.4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以政令来规范或统一文字，在文字演进过程中固然有其重大意义和显著功效，但文字在广泛且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社会以渐变的形式改变其结构及书写方法同样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在秦统一文字为小篆之前，文字结构变圆为方、笔致渐显，隶书形态就已见端倪。秦代篆书于小篆之外，以方折结构为特征的诏版书法形式因其书写的便利，有着更多的应用和更强的生命力。在汉瓦当文字中，这种承接秦代文字变革风潮，结构由圆转方的变换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其如“与天”“无极”等二字瓦当，因为位置宽绰，特别表现出修长遒媚的小篆书体形态。又如在“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瓦的有些版别中，同样表现出圆浑精妙的小篆书体特征，以致很长时期里屡屡有人将此瓦目为秦代遗物。在这些典型的小篆书体以外，以秦摹印篆—汉缪篆为发展轨迹，更多地表现出圆方相济乃至以方为主、以圆为辅的文字结构形式。瓦当中常见的“长”“岁”二字中，丰富的变化足见其圆方转换手法。且由于瓦当文字多随形构成，缘于当面皆为圆形或半圆形，文字结构中也就更易于曲屈圆转的发挥。在这一点上，与缪篆应用于方形玺印、文字结构更多趋于方折不同，故瓦当文字和汉印文字虽同属于汉篆系统，其更多的表现出一种装饰意味。

汉文字瓦当并不以表现文字特征为宗旨，除去其文字内容所具有的如宣示（“汉并天下”“乐哉破胡”）、铭章（“都司空瓦”“上林农官”“鼎胡延寿宫”）、祈福（“长生未央”“永受嘉福”“千秋万岁”“延年益寿”）功能外，着眼点仍在于点缀装饰瓦当。这种以装饰为目的对文字的使用，也是汉瓦当文字能在最大程度上自由活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汉瓦当中对文字装饰性的应用，最初拟在追求适形中的布局均衡，乃至不能用常规手法实现均衡时，装饰手段的应用尤为突出。“千秋万岁”是汉瓦当中数量较大、版别也多的一种文字瓦当。四字中“千”字笔画简单，为均衡布局，其装饰手法尤多。如有以双钩方法占据位置，有以繁复的屈曲笔画充实结构，更有借装饰点以填补空处。陕西华阴市汉华仓遗址中曾采集有“千秋万岁”瓦当一种，其“千”字不仅取鸟虫篆形体，更衍饰有鸟羽，极具装饰意味。

以装饰手法施加于文字结构，在战国时期的一些地域几成风气，典型的如中山王铜器铭文、吴越铜器铭文等。秦文字中难见此种装饰性文字，或与秦人尚武精神及质朴民风相关。汉代是南北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其文化形态中既有开放中的包容，更于包容中益见开放。文字中的装饰应用不仅见于瓦当，如玺印中广泛应用的鸟虫篆即为典型，与此相对应的则有“永受嘉福”瓦当。前人尝以鸟虫体、龟蛇体来类说汉瓦当文字，不过依形附名而已。究其始终，瓦当文字中的种种结构性变化，大多都是在以装饰而使适形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

西汉 醴泉流庭瓦当 直径18.3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西汉 富贵昌鹤云纹瓦当 直径15.8cm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

瓦当文字无疑是汉代书法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缘于其应用期的短暂、应用形式以及文字形式的独特性，后世书家鲜有以瓦当文字为借鉴形成风气者。在论及以篆书为特征的古文字书法时，人们很容易冠以金石精神、金石韵味这样的评价。这不仅因为大量的古文字遗存是以铸金或刻石的方式得以保留和展现，更因为铸和刻所用的材质及方法使书迹呈现出与毛笔书写相异的审美趣味。瓦当非金非石，但其图饰、文字的制作过程近于范模铸铜，而材质由泥而陶，颇有石的特点。加之在雕模、制范、烧制及今人拓本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同样表现出一种浓郁的金石气息。如若将瓦当文字借鉴应用于书法学习与创作，拟首在对这种金石韵味的理解与对金石精神的追求。

从瓦当文字的形质上看，其于劲挺中寓浑朴，于圆融中见力量。尝言“金石不随波”，或见其韵致与精神。同时，汉文字瓦当所表现出的开放中的包容精神，也是书法学习借鉴的重要内容。汉瓦当于文字应用的开放性既反映出文字、书法在演进过程中的一种自然流变，也表现出汉代书写者可贵的探索精神。正是由于这种文字应用的开放性，使得“包容”愈见其文化价值。对于今人而言，文字演进已不复可能，我们唯有在被动地接受中，以主动的态度体味其精神所在。

以瓦当文字应用于书法之难，从技术层面上看，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字形体：因受封闭的、圆形的或半圆形样式的局限，瓦当文字在适形变化的过程中外观已不能方齐，多呈扇形、辐射形及半圆、四分之一圆形体，其异形的文字形态难以应用于篇章式的书法创作之中；二是字数限制：据统计汉瓦当文字单字总量不过三百多个，以之谋篇难免捉襟见肘。此外，缘于瓦当文字的装饰功能，其文字形态中又有诸多讹变现象。这些文字如不在成句中连读，大多已不能辨识。仅就形体结构而言，这种带有民间粗率风气的字形显然不宜以“古已有之”为由，普遍应用于书法作品。

作为秦篆—汉篆系统的文字，在汉瓦当文字的实际应用中，可以秦汉金文作为辅助。特别是作为缪篆主体的汉印文字及前期的秦摹印篆，都与汉瓦当文字有着形态与气息上的“近亲”关系。二者不同的是，汉瓦当文字结构中的曲屈圆折要甚于秦汉金文，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汉瓦当文字“适形”产生的结果。与汉瓦当同时代的汉砖文字因外形方齐，文字结构多以平直方折为主，倒是易于借鉴于谋篇创作。

与书法相比，在篆刻中应用汉文字瓦当形式及文字形式有着较多的便利，在前人或今人的篆刻作品中也屡有所见。究其原由，一是文字瓦当形式接近于传统篆刻形式；二是文字瓦当和篆刻同属于以少字数谋篇的艺术形式，章法构成有相类之处；三是篆刻有印宗秦汉之说，而作为秦篆—汉篆系统的瓦当文字正好契合于秦汉印构成形式。

研究古代文字遗存，特别是像汉瓦当文字这类带有浓郁装饰意味的文字形态时，在关注其别样的结构之外，更多的宜理解表象之下的精神内涵，并借以丰富、深化今天的书法艺术。

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  清拓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飞鸿延年  清拓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关  清拓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富昌大吉  清拓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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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书法》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