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北的中亚力量：栗特人是如何影响渤海国的？
渤海国自建国伊始，就一直主动向唐朝学习。无论典章制度，还是文化节俗、宗教礼仪等，统统“来者不拒”，并因之得以迅速发展，很快便有了“海东盛国”的美誉。
渤海国（698~926）
先天二年（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作为“回报”，渤海国允诺“每岁遣使朝贡”，努力履行朝贡、出征等义务，双方的藩属关系进一步得到了稳固。
但是，“安史之乱（755—763）”爆发后，镇抚渤海的平卢军节度使徐归道和王玄志，先后遣使赴渤海借兵平叛时，渤海国不仅扣押了唐朝使臣，还拒绝出兵，选择“恪守中立”。
唐《明皇幸蜀图》，描绘的是唐玄宗一行避难入蜀的情节
当然，这与其忙于对北部靺鞨进行征伐以及防御新罗导致兵力不足，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学界有观点认为，在当地有着深厚影响力的粟特人，大概率影响到了其统治阶层的政治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发起人之一的安禄山，便是“根正苗红”的粟特人；聚居于扼守中原通往东北咽喉之地的营州地区的不少粟特人，也加入了安禄山的叛军。
《妖猫传》剧照：唐玄宗与安禄山
那么问题来了，“粟特人”究竟来自何方？他们又为何能在东北扎根，甚至深度影响到了渤海国上层的政治决策？
一、营州粟特商人集团的形成
历史上的粟特族，是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泽拉夫珊河谷的中亚古族，以善经商著称。史料记载，“（他们）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汉唐之际，大批粟特人在经商或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移居中原，形成了河朔蕃镇区等聚落，即文献中的“昭武九姓”。
粟特壁画
到了开元年间（713—741），幽、营二州成为粟特人的新家园。《新唐书地理志》载：“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这里的“胡人”，就是粟特人。
幽、营二州的大致位置
在北方的粟特人中，最有号召力的，当属安禄山。以“互市牙郎”起家的他，借助唐朝在营州防备契丹和奚的机会，逐渐发展并壮大了起来。
开元二十九年（741），他被委任为营州刺史和平卢军节度副使；次年又被擢升为平卢军节度使，拥有了唐朝边将的最高品秩。同时，他还是当地粟特人集团的最高话事人。
安禄山（703—757），唐朝时期藩镇、叛臣，粟特人
实际上，早在唐朝初期，就有不少粟特人在此定居了下来，并形成了一支颇具实力的政治力量。譬如武德四年（621），在营州就发生了“（粟特石国人）石世则执其总管晋文衍，叛服于靺鞨”的事件。
安禄山主政营州后，“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很快便达成了“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数”的商业KPI。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安禄山为最高首领的粟特商人集团已经形成，并为他的“反唐大业”奠定了经济基础。
可以推测，安禄山不仅与渤海国的统治阶层，维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同时还与渤海国境内的粟特商人集团，有着顺畅的联系。
二、渤海国粟特集团的形成
在逐利的粟特人看来，将贸易范围局限于幽、营二州，是远远不够的。物产丰富的更北方，蕴含着无限的商机。因此，早在渤海建国前，他们就将商业触角延伸了进来。
渤海“建国”后，伴随着东北政局的日趋稳定，越来越多的粟特商人，在幽、营二州出发，从事贸易活动，不少人干脆选择定居了下来。
唐朝的粟特人雕像
1）粟特人进入渤海的时间
历史上的渤海国，以物产丰富著称。在《新唐书·渤海传》中，就有“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鄭颉之豕，率宾之马，卢城之稻，湄沱河之鲫，丸都之李，乐游之梨”的相关记载。
因此，渤海国一直都是粟特商人眼中的“风水宝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彼此间的民间贸易进行得风生水起，一些粟特商人还成功跻身渤海国的统治阶层，演变成了一股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
譬如在渤海与日本互聘过程中，渤海国使团中便有大量的粟特裔使节。如载于《续日本纪》中的安贵宝（759年使日判官）、史都蒙（776年使日大使）、史道仙（776年使日大录事）、安欢喜（841年使日录事）等。
渤海国的商人，在日本颇有人气
史学界认为，截至“安史之乱”前，一共有三波“粟特商人移民渤海”的高潮。
- 唐平定高句丽后：伴随着唐朝北部局势的日趋稳定，粟特商人大量涌入渤海地区，进行贸易和定居。可以说，他们是较早一批迁入东北的粟特人。
- 营州之乱（696—697，武则天执政期间）爆发后：唐军以平叛的名义，对营州平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报复”，其“所至残酷....生刳取其胆”甚至“奏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诛之”。因此，包括粟特人在内的大量难民，选择逃亡至渤海地区。
- 安禄山经营营州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安禄山大肆招兵买马、囤积势力。为此，他鼓励粟特商人们进入渤海国进行贸易活动。一些粟特人干脆留在渤海国，为渤海统治阶层效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当地的粟特人，因为掌控着比较雄厚的社会财富，因此具备了比较高的地位和话语权。
2） 粟特人的“渤海化”
公元727年，渤海王大武艺首次遣使出使日本，双方的贸易之门至此被打开。“渤海地处北温带，棉丝较少，换回日本纺织品，满足渤海贵族的生活需要，这是渤海和日本贸易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原因之一。”
双方频繁的民间贸易，吸引着大量的商人参与进来。而擅长经商的粟特人，自然成为了双方贸易活动的中坚力量。
“赴日使团大量的随员，是进行贸易的商人，令渤海使团具有浓厚的贸易色彩....频繁的对日贸易，对渤海一些边远地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后，发展到民间贸易，由于发展对外贸易的驱使，大量渤海人攀山渡海，舟车织路，历尽艰险，往来于日本道上。”
渤海三彩
在双方有据可查的47次互访中，渤海主动出使占34次。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使团的规模每次都比较大，然而一行人到达日本沿岸后，只有少部分人办理外交事务，大多数都会停留在安置地长达半年之久，方便从事贸易活动。“大多数”的主体，正是移民渤海的粟特人。
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粟特使节，是“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人安贵宝。他作为判官之一，于759年随高南申出使日本；另一位值得一提的粟特使节是史都蒙，他于776年出使日本，并担任渤海大使。在这次出访中，他不仅为日本天皇表演了骑射，还将渤海舞蹈和渤海音乐传入日本，开启了“渤海（音）乐”在日本的盛行。
与安宝贵相比，“后来者”史都蒙“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开国男”的职位更为显赫。由此可见，此时的粟特人，已经得到了渤海国的充分接纳。
日本记录片中的渤海国使臣
坦诚说，粟特人之所以能够得到渤海人的接纳，与其主动“选择同化”有一定的关系。在这里分享一个小细节：
汉文文献中的粟特裔渤海使臣，如史都蒙、乌借芝蒙、木智蒙等，名字中都有个“蒙”字。实际上，“蒙”字常见于渤海人（乃至靺鞨人）的名字当中，如拂涅靺鞨首领矢异蒙、越喜靺鞨大首领乌施可蒙等。
可以说，粟特使臣名字的“靺鞨”化，从侧面证明了移居渤海的他们，主动融入进了“渤海大家庭”。史学家认为，最迟于8世纪七八十年代，粟特人基本上实现渤海化。
三、渤海国对唐朝态度的微妙变化
伴随着粟特人在渤海国政治地位的上升及稳固，他们与渤海国的经济命脉的联系，也变得愈发紧密。
渤海国的统治者们，需要相对和平的外交环境，保障其稳定的对外贸易，进而实现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而所有的一切贸易活动，无论是与唐朝密切的朝贡贸易，还是频繁的对日贸易，都离不开粟特人的“支持”，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因此，粟特人对渤海统治阶层的政治决策，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渤海国壁画
现在，我们把思路拽回至文章开头。开元二十九年（741）始，营州及平卢节度诸使不仅均已被安禄山掌控，大部分基层军政官吏，也均是安禄山所提拔和重用的亲信。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他终于有实力与朝廷分庭抗礼了。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755年12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率属下唐兵以及奚、契丹、室韦等共15万人，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由，起兵造反。
影视作品中年老体衰的唐玄宗
可以肯定的是，在安禄山发动叛乱之前，肯定会重点关注其身后的“唐朝藩属”渤海国的外交态度。他所以敢于举兵反叛，说明他有很大的把握，认定渤海国不会出兵“端自己的老窝”
可以猜测，其中必然有粟特人的“功劳”。原因很简单，安禄山和这些在渤海国定居的粟特人，同属东迁而来的“昭武九姓”。无论是出于维护利益还是民族情感，他们在主观上是支持安禄山的。
因此，渤海国的统治阶层，一定会重点审视粟特人的民族情绪和政治诉求。
渤海王大武艺
实际上，在渤海国派往日本的使节陈述中，可以一窥渤海国对于“安史政权” 的政治倾向性。762年，渤海大使王新福抵达日本，据《续日本纪》记载：
王新福言：李家太上皇（唐玄宗）、少帝（唐肃宗）并崩，广平王（唐代宗）摄政。年谷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义，称圣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锋甚强，无敢当者。邓州、襄阳已属史家，李家独有苏州。朝聘之路，固未易通。
渤海使臣将唐朝直接称为“李家”，且多有不屑的意味，很明显有将其“不再视为正朔”的倾向；相反，渤海使臣对反叛的史朝义（史思明之子）多有褒扬之辞，并将其与唐玄宗等人“并列”。渤海国“偏心”“安史叛乱集团”的态度，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渤海国在“安史之乱”中，之所以保持“恪守中立”，除了对北部靺鞨等部出兵征伐而造成的兵力匮乏，以及在南部与新罗对峙不敢轻易抽调兵力有关以外，渤海内部存在着一个粟特人集团，其对于渤海国政治方针的制定，也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
图片最右，为渤海国使臣
正因为这些粟特人提前做好了“统战工作”，使得安禄山有足够的“底气”，毫无顾忌地造反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