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读史之大唐(162)：能当魏征的领导，自然也不含糊

第一篇 创始团队：最初的神明（162）

王珪虽然是魏征的领导，二人经历、性格相似。但他一名气没有魏征大，二历史中留下的笔墨也不如魏征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跟两人走的学术道路有点关系。

王珪出自世家大族，祖父是南梁名将王僧辩，家族里边做大官的也不少。他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史称其'体道履正，交不苟合。’标准的正人君子。

魏征的情况不太一样，他没什么显赫的家世，主修的专业我们前面介绍过，是一门叫'纵横之说’——搞关系的学问。而且从李密、窦建德，再到李建成、李世民，魏征搞的尽是些超级复杂的大关系，实践经验可以说相当丰富。二人道同而术异，人生目标虽然相同，但技术水平上有差异，恐怕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两人成就上的差异。

王珪心思技巧可能略逊一筹，但要说讲正气、讲原则，那也是一点不含糊。传记里举了两个例子：

其一是说某次和李世民一块闲谈。李世民指着身边一位美人说：“此女乃庐江王李瑗的侍妾。人家原本有家庭，李瑗杀害其夫后把她夺来。你说李瑗干这种事，是不是死有余辜？”

李世民举这个例子，本意大概是说：李瑗倒台不是因为他跟李建成不跟我。主要他自己有问题，和我没关系。

王珪一听，皇上这是脑子进水了吗？李瑗有问题，你再把此女子弄来，那这又属于什么问题呢？赶紧站起身，说：“李瑗这么干，皇上觉得对还是不对呢？明知李瑗这么做不对，还把此女留着，这叫知恶不去呀！”

李世民一听，好像是这么个理，把王珪表扬了一番。至于那个宫女，有说送回家了的，也有说还留宫里的。小人物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只不过衬托了皇上的虚心。

如果说，这还只是小小的驳了点皇上的面子，下面这桩事，可就正面和领导杠上了。

当时有个著名的音乐家叫祖孝孙，担任太常少卿，算是祭祀部的副部长吧。李世民给他安排了个兼职：做宫女们的音乐教师。

这个安排其实有点问题的。太常寺底下有专门的机构如太乐署、鼓吹署，这方面专家教授多得很。祖孝孙属于理论权威，专门研究音律学的，又是个副部长。你叫他当老师，估计真还赶不上年轻讲师。

祖孝孙也不知道是方法不得当，还是讲的东西太高深宫人们听不懂。反正到李世民耳朵里，就是教半天没效果。李世民脾气很大的，噼里啪啦训了好几回，据说还要找人处理他。王珪和温彦博看不下去了，就劝：“祖孝孙人家是专家学者，皇上交待的任务，他也不可能不尽心，恐怕还是别的地方出了毛病。再说他一个文人，被安排去娱乐圈混，还成天挨训，叫天下士人怎么看呢？”

李世民一听大怒：“我拿你们做心腹，你们不站在我的立场，反而帮底下人说话！”

'附下罔上’可是条大罪。这是领导训人一贯的套路：先拿顶大帽子压住你，叫你动弹不得。

一看皇上发怒了，温彦博赶紧谢罪。没想到王珪不吃这套，当场顶了回去：“皇上把我们放在身边，是叫我们说真话的。象刚才这样，难道是为我们自己吗？拿这个事来责怪我等。是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

李世民被他这么一顿抢白，'上默然而罢。’哑火不吭气了。第二天，对房玄龄说：“一个人接受批评真难。昨天是我错怪了王珪他们，今后大家该提意见的还是照样提哈！”等于间接给王珪他们道了个歉。

王珪是门下省长官，也就是谏官的头子。温彦博当时是御史大夫，是监察系统的头子。监察系统监督的对象主要是百官，谏官监督的对象主要是皇上，这也导致两人态度上的差异。但选中王珪这样无所屈挠的人主管门下省（后来是魏征），李世民可谓知人善任。

谏官这种岗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贯比较吸引眼球。因为他成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挑刺，而且专摸老虎屁股挑皇上的刺。皇上是天子，能触犯他这尊神的只有谏官。慢慢地，这个职业就被笼罩上一层特殊的光环。但其实最初，它不过是人类社会一种常识性的安排。

据说上古时代的尧舜他们曾经“设谏鼓、立谤木”：既有公开提意见的机会、也有张贴大字报的场所。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人类从原始的部落时代开始，就知道不能搞'一言堂’。什么时候，都要有对权力的监督。谏鼓也好，谤木也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制度的笼子’。

华表的前身——谤木

李世民曾经问魏征：“怎么样才能做明君，怎么样又会成为昏君？”魏征说：“很简单啊，兼听就明，偏信就昏。”——多听听各方面意见，自然减少犯错的机会。老百姓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讲的也是同样道理。

这么一种浅显的道理，发展到唐代，就形成了成熟的'门下省’体制。而李世民，既是这个体制的主动建设者，也是一个模范的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