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经“中央红色交通线”回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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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白区的工作全面转入地下。1931年的春夏之交，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白色恐怖骤然加剧。
早已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仍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更加忙碌了，他和陈云采取果断措施，迅速转移领导干部、撤离领导机关。直到同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后，他才决定赴苏区任职。
从上海到苏区，中央交通局先后开辟了几条秘密交通线，几乎都被敌人破坏了。想“回家”，周恩来只剩一条路可走，就是由他领导创立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中央红色交通线”又称“南方线”“华南线”或“中央韩、汀江线”，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中央苏区，途经香港、汕头、大埔等地，长达数千里。一路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戒备森严，沿途城镇特务遍布，交通要道关卡林立。这条交通线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十分凶险。
启程
启程前，周恩来就和邓颖超一起在上海英租界约见了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向他详细了解交通线沿途情况，共同研究护送和应对方法。之后，又安排卢伟良先带两位交通员返回苏区，做好沿途接送的准备工作。1931年12月上旬，正式启程。
一天晚上八时许，周恩来乔装成广东熟练工人的样子，在一位交通员的护送下，提着一只小手提箱，从海宁路与山西路转角处的住处起身，雇了人力车去码头。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没有下楼送行。到了十六铺码头，他们立即上了一艘某洋行的轮船，由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负责接应护送。
“小广东”即为交通员肖桂昌，广东中山县人，曾任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同行的交通员还有黄华，广东大埔县人，人机灵路况又熟。在他们的护送下，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周恩来平安抵达汕头。
巧妙隐蔽
那时的汕头水运交通很发达，北上可抵上海、青岛等地，南下可经香港到东南亚一带，是个繁华的大商埠。1930年，党中央正是利用汕头华洋杂处、易于乔装往来的有利条件，在此开设了绝密交通站。当时，中央交通局的黄乔然通过亲戚关系在镇邦街7号建立了中法西药房，作为中央交通局的直属中转站，专门负责高级干部过往的接待任务。为防万一，中央交通局1931年又派陈彭年到汕头，在海平路98号以华富电器材料行作掩护设立备用站。陈彭年是留法旅欧支部成员，又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对外是电器行经理，对内是秘密交通站站长，见识广、有胆略。顾顺章叛变后，因其知晓中法西药房的地址，便正式启用华富电器行。
周恩来启程时，设在香港的华南交通总站给陈彭年发来通知，要他按船期与约定的暗号到码头接“客人”。凭经验，要站长亲自出马的，一般都是党的主要干部，所以他早早就来到海关等候。轮船靠岸时，在人群蜂拥的出口，陈彭年与肖桂昌接上了头。因为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当肖桂昌指着远处站着的“客人”时，陈彭年一眼就认出“客人”正是周恩来。他把“客人”领到华富电器行，详细向周恩来汇报汕头交通站的情况和汕头的社情敌情，介绍以往多次接送过往干部的做法。
其实，周恩来对汕头的情况很熟悉，他曾在这个粤东重镇战斗过。1925年3月，他参与领导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那时就来过汕头。同年11月，又参与领导第二次东征，并留在汕头出任东江各属行政专员，主持惠、潮、梅、海陆丰各县市的政务。1927年9月，他还率“八一”南昌起义军挺进汕头，建立了红色政权。不过，尽管对这片土地格外亲切，但由于白色恐怖，周恩来也不能在街头多待一刻。
当晚，以商人身份，周恩来一行被安排住进当地最大的一家旅社“金陵旅社”。
安顿停当后，周恩来随陈彭年走下楼来，不露声色地观察四周。当他信步走到右边拐角时，发现墙上的玻璃镜框里有一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里面就有周恩来。这张照片无异于一张带肖像的“通缉令”，尽管六年过去了，但他那浓眉大眼和气宇轩昂的特质，还是不难辨认。大家都感到在这里住宿不够安全，陈彭年立即利用特殊社会关系，将周恩来转移到棉安街的一家小旅店。这个旅店是潮汕国民党驻军最高长官、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的私产。
那时候，张瑞贵正加紧对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清剿”，残酷镇压潮汕各地的革命志士。他对汕头的控制也很严，车站码头严加盘查，市区不时清查户口，马路经常连夜宵禁。但唯独这间宾馆，不但警察、地痞、流氓不敢来骚扰，就连公安局的密侦“查夜”也不来，是个相当安全的地方。陈彭年就利用这把“保护伞”把周恩来安排在敌人眼皮底下住宿。这一夜，有惊无险。
中央红色交通路线图（局部）
机智应对
第二天七时许，陈彭年陪同周恩来等人坐人力车到汕头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去潮安。考虑到周恩来的装扮，买的是二等票，谁知上车后二等车厢人很少，反而引人注目，三人急忙转到三等车厢。三等车厢人又多又杂，他们和普通乘客挤在一起，周恩来取出报纸，低头看报。谁知来查票的人竟然和周恩来见过面。原来，这名检票员六年前是铁路工会的骨干，曾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周恩来汇报过工作。尽管时过境迁，周恩来依然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认出了他。此人现在是“红”还是“黑”，谁也不知道。周恩来赶紧拉下帽檐，扭头望向窗外。肖桂昌见状，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他，随手把车票交给检票员。见是二等票，检票员就用手指着隔邻的车厢，要他们三人到那边去。肖桂昌当面答应，见那人走后，仍坐着不动。幸好全程只有几十公里，也就一个检票员，火车很快到了潮安。
接力护送
午饭后，他们上了下午两点开往大埔的小汽船，在船尾的小厢房关门休息。此时，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已经在作准备了。接到通知后，他估计是周恩来要来，马上派出交通员到大埔打前站，并要求闽西后方派武装准备接送。可到了时间，竟然没接到人。
原来韩江冬季水浅，小汽船又是逆流顶风而上，周恩来他们迟到了。打前站的同志担心情况有变，就把化了装的便衣队拉到离城五里的地方埋伏瞭望，准备必要时武装接应，同时派人到城郊沙坝江边等候。幸好在大埔的狮子口接应上了。于是周恩来等人转乘交通站的木船逆汀江而上，中途在青溪上岸。青溪是大埔县的边陲，也是广东与福建的交界，大埔交通站就设在此。这里不仅有党的组织，而且有秘密赤卫队，暗中保护过往人员。
晚饭后，卢伟良率手枪队八九人，和肖桂昌、大埔埔北交通站负责人蔡雨青等星夜护送周恩来绕过民团力量较强的虎头沙（又名“石下坝”），前往十里外的多宝坑交通小站（交通员邹日祥家）。休息半小时后，又趁夜翻山越岭，经洋门、党坪一带，抵达铁坑小站。他们一行白天睡在老百姓家的谷仓内，天黑后由交通站派出的可靠向导和驳壳枪队，护送他们过了伯公坳。山的另一边，就是福建。当地有一个村庄，被“剿共”的国民党保安队和民团烧得只剩断垣破壁。交通员邹清仁就是这个村子的。他的亲属都被民团杀光了，村庄里大家都叫他“清仁古”。他最熟悉这一带情况，常冒着生命危险为来往同志引路，周恩来也是由他带领顺利进入福建永定的桃坑交通站。之后，周恩来等人经溪南上金、中金和下金到达永定，再由永定县委书记肖向荣陪同，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2月22日到达汀州进入苏区。
从1930年到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前，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护送了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任弼时等200多名领导干部和一大批电讯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到苏区，输送了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器材和各种出版物，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这些奋斗在交通线上的勇士们历尽艰险，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一次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有的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历史功绩值得我们常思常念。这不，汀江、韩江两岸的群众今天仍传唱着这样的歌谣：
青山巍巍水弯弯，
山山水水紧相连；
党是青山民是水，
青山恋水水恋山。
山重水绕路儿长，
红色交通一线穿；
先辈创业多险阻，
后生饮水要思源。
来源：《秘书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