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的货币战争
以下文章来源于刘三解freestyle ，作者刘三解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天子，刘邦得天下的过程非常得艰难，就像他对陆贾所说的，“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老子策马扬刀打下来的江山，用得着《诗经》、《尚书》这些鸟玩意儿吗？
看起来就是个老粗，所以有人说他是农民、游民、游侠、流氓，各种各样的身份，甚至认为他是因人成事，全靠无赖性情和能人相助，其实这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刘邦对于人性的把握无与伦比，这才是他屌丝逆袭的最大本钱。
而最能测试人性的，无过于“钱”，它从汉帝国的盟友，逐渐变成皇帝的敌人，可谓称量江山之重的砝码，更是把握西汉前7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脉络的密码。
01
《史记·平准书》记载：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於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第一句话最常见，课本里都有，就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后面一句加粗的才是重点，刘邦的经济政策是允许百姓铸钱，“约法省禁”，就是减少对商贾限制的法令，造成的结果就是物价飞涨。
这事儿，如果只看到民生凋敝，可有点不像现代人了啊。
《史记·平准书》里这段记载，咱得研究下时间，就是“汉兴”，能作为这个节点的，有俩，一个是公元前206年，汉高祖称汉王，另外一个是称皇帝，这是在公元前202年，结合书中后面的话来看：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的形容，正是《史记·项羽本纪》里说“楚汉久相持未决”时的形容词，可见“汉兴”应是汉高祖称汉王，“天下已平”则是平灭项羽、建朝称帝。在这之间，正是楚汉战争期间，军事阵营可以笼统称为楚汉对峙，在现实的统治版图上，又是多个诸侯王国并存，比如赵国、齐国、燕国等等。
过往讨论汉初货币史的学者，常常拿《史记·平准书》里1石米10000钱的数字来论证汉高祖“令民铸钱”带来的危害。但是，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极限物价的背景，是汉二年的“关中大饥”，还有战争中商贾的囤积居奇，在此条件下往往是“有价无市”，并不值得作为正常经济条件下的证据。
在战争状态下，获取战争物资是第一要务，既是壮大自己，也是削弱敌人。
汉高祖采取的“令民铸钱”与“约法省禁”，前者其实是人为制造境内的通货膨胀，后者则是用汉国疆域内的高物价来招引商人贩运，两者互为表里，把秦始皇强制推行的“半两钱”当做经济战的武器来用。
这个策略的效力如何，史书没有记载， 但是刘邦能以更小的直辖地盘跟项羽拼消耗，其结果按照《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则是：
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
这才是真正的货币战争，而之所以能够执行下去，刘邦必须要感谢秦始皇。
我们都学过“秦始皇统一货币”，全国通行黄金和“半两钱”。
▲秦半两
《史记·平准书》的说法是：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
“半两”是一个重量概念，秦制1两等于24铢，半两也就是12铢，“重如其文”的意思是标准的秦半两钱的重量就应该是12铢。
《史记索隐》引《古今注》的记载直接点明重量，还补充了直径：
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
然而，该说然而了，理论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在秦始皇陵园西侧的赵背户村，发掘刑徒墓32座，其中29号墓出土半两钱37枚，32号墓出土3枚，直径最大的3.4厘米，最小的只有2.33厘米，最重的6.01克，约合秦制9铢，最轻的1.35克，约合秦制2铢。
在陵园北侧的鱼池村遗址共出土半两钱540枚，多数钱径在2.64-2.83厘米之间，重量在2.20克-3.80克之间，约合秦制3.3-5.7铢。
在兵马俑1号坑、上焦村秦墓也有半两钱出土，直径分别为2.72厘米、2.5厘米，重量分别为4.1克、3.05克，分别合秦制6.15铢、4.58铢。
重量在3-6铢之间的，可以称作中型半两钱，在考古发现中最多，反倒是达到12铢的却并不多。（见《西汉前期货币改革新探分析》，作者：王冕）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残简
《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规定：
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实杂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这段秦律提到了两点，一个是官府收钱，无论钱好还是坏，都要收；另一个是百姓买卖用钱，好坏也要收，不许区别对待。换句话说，在秦朝法律概念上，3铢重的半两钱和12铢的半两钱是一样的。
汉高祖沿用了这条秦律，却允许百姓自行铸钱，也就意味着，这种把1个12铢的半两钱融了铸成4个3铢的半两钱的戏法是合法的……毛利润300%。
《汉书·食货志下》补充了《史记》的说法：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
荚钱因为形如榆荚而得名，重三铢，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以考古发现为依据，质疑《汉书·食货志》的记载：
荚钱有轻不到一铢以下的，刘邦不会叫人民做这种突然的减重。
可见，理论上应重3铢的荚钱在真操作的时候，又减到了不到1铢，不到1克，风吹绝对能跑，上面还写着俩字“半两”，这种的毛利润，1100%。
不过彭先生可能低估了刘邦争天下时手段的无耻，恰恰是这种荚钱，才能以300%以上的利润，带来民间商贾、豪强疯狂铸钱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新兴的汉帝国还没有开收货币税，一刀下去，肯定把项羽治下的国民经济折腾得五劳七伤了。
这种印假钞折腾对手国民经济的手法，刘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面的来者，甚至要到20世纪才出现。
02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刘邦的这种人为通货膨胀应该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伤敌也能伤己，然而，汉朝的历史却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汉高祖开放民间铸钱，如果是在汉元年（前206年），到汉文帝时代结束的后元七年（前157年），总共49年间，只有高后二年（前186年）—文帝五年（前175年）是“禁私铸钱”的时期，也就是有38年下放铸币权给民间。
《史记·律书》记载了汉文帝时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特别点到了粮价：
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汉文帝像
也就是说，1石粟10几个钱就能买到。此时的“行钱”，也就是法定货币是“四铢钱”，即4铢重的“半两钱”，根据出土文物实测，汉文帝时的四铢钱，最轻者竟然有0.2铢（见林德春、陈擎《试论汉代通货膨胀》）的，这相对于标准秦半两钱，重量相差60倍！
就算是标准的四铢钱比标准的秦半两，也差3倍，再看睡虎地秦简记载秦始皇在位时的米价，1石也要30钱，这个计价的可是“秦半两”。
我们假设秦汉铸钱的材质相同，以供需决定价格的理论来反推，难道说汉文帝时代粮食产量或者说市场流通量达到了秦始皇时代的120倍？或者说至少6倍？
肯定不可能！根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的研究，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全国人口应在4000万左右，汉高祖时，全国人口应在1500万-1800万左右，汉文帝时，全国人口应该也就是3000万左右，还没有恢复到秦始皇时代的水平，农业生产能力自然不可能有100倍的增长。
这是隔代比较，以汉文帝之前的时代，即吕后《二年律令》里所见的物价来看，刍，也就是喂牲口的草料，《田律》法定折算是1石15钱，稾，也就是秸秆，折算是1石5钱，粮食竟然比草料还便宜？
要知道，与我们一般的认知不同，司马迁虽然是汉朝人，对于吕后这个异姓女主的评价也不是一般地高，他在《史记·高后本纪》里写道：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也就是说，在惠帝、吕后时代，西汉的经济已经开始回归正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升。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汉文帝朝物价的逆增长呢？说好的通货膨胀哪儿去了？
▲荚钱
我们还是先看看“私铸钱”的数量。众所周知，金属铸币和现在通行的纸币不一样，它的发行量直接受制于工艺和规模，还真不是想造多少就造多少。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119年间，铸钱280亿枚，平均1年铸造2.35亿枚，看起来不少吧？咱们假设西汉建国以来私铸的五铢钱每年都有上林三官的产量，38年自由铸造私钱的周期，应成钱89.3亿枚。
看起来挺可怕的吧？还是看数据吧。
《汉书·王嘉传》载：
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太平御览》卷627引桓谭《新论》云：
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池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王嘉和桓谭所述的时代类似，汉宣帝、汉元帝两父子当政时期，算赋、口钱、更赋这三个常项货币收入是40亿钱，据黄今言先生计算，这个数字应该只是上缴大司农的“都内钱”，如果算上地方郡县提留的数目，应该有65亿之多。
汉高祖统一之初，全国人口约为1500万-1800万，基本相当于宣帝、元帝时期的1/3，上述三项都是人头税，考虑到高、惠、文三代中央直辖的郡县人口又占全国的1/2左右，则每年西汉政府以人头税的方式回笼的货币，就在10亿钱左右。
这部分只是政府收入，还有皇家收入，也就是少府掌管的部分，即便没有汉武帝之后盐铁专营的收入，少府主管的“山川林泽”的货币化收入固然到不了宣帝朝83亿那么多，也不容小觑，至少比大司农收入要多，也就是最少10亿钱。
哪怕以最保守的算法，高、惠、文三朝一年仅以赋敛的模式回笼的货币就达到20亿钱以上，到汉文帝执政后期，由于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发展，数字可能要突破30亿。
拿这个数字对比，38年私铸的铜钱，也就是西汉政权一年货币收入的2倍左右，市场上还需要现金流通，所以，西汉王朝前期面临的主要货币问题根本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钱荒”，粟价跌到1石10余钱的主因并不是生产比秦朝有了100倍的跃升，而是中国传统王朝经常出现的“钱重物轻”。
03
上文中我们引用了《史记·平准书》的记录，只说了汉高祖“令民铸钱”，之后由于商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搞了惩罚性的措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糙点说，就是得了天下，刘邦翻脸了，以社会地位的手段羞辱商贾，以重税的手法“困”商贾，也就是“薅羊毛”，但是，并没有禁止“民铸钱”。
因为他有更好的办法，即《汉书·高帝纪上》说的：
（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初为算赋。
算赋是人头税，《汉仪注》的解释是：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汉高帝四年，楚汉战争已经接近尾声，15岁到56岁的百姓每人要缴120钱作为算赋，这是人头税，非常大宗的货币收入，用途就是置办武器装备，大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口能收多少钱，大家可以自己算这笔账，10亿到手吧？
或许，刘邦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处理善后，毕竟潘多拉的魔盒因为引导人的贪欲而打开，却没有办法逆向强迫商贾、豪强们铸造符合标准的半两钱，“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规律可不怕你汉朝的皇威。
直到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刘邦已经躺进了他的陵墓，他的妻子吕雉下达了一个命令。《汉书·吕后纪》只记载了短短一句话：
（吕后二年）行八铢钱。
在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钱律》中详细规定：
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
钱径0.8寸，合1.86厘米，文字能辨认，材质不能是铅之类的便宜货，黄金颜色只要不是青、红色，也就是掺铜掺太多，弄得变色的，都允许在市场上流通。
需要注意的是，这条出土汉律对比出土的秦朝《金布律》，增加了对“行钱”的标准界定，也就是只有符合相应标准的“半两钱”才能成为法定流通货币，反之，则要禁止。
可想而知，这是吕后时代已经市场上充斥着太多看着不像钱的“荚钱”，才出台一个国家标准进行约束，她希望能够整顿一下金融秩序，让自己的国家看起来更像个样子，当然，“八铢钱”可能就是她寄予极大希望的“符合标准”的国家铸币，从出土的钱范和实物来看，被认定的“八铢钱”其钱径甚至与秦半两相近，也就是说，“十分寸八”的钱径是一个法律底线值，并非国家铸造的标准钱形制。
因为，在吕后二年的这条律令中，还有对“盗铸钱”的惩罚条款：
盗铸钱及佐者，弃世。
智（知）人盗铸钱，为买铜碳及为行其新钱，若为通之，与同罪。
故毁销行钱以为铜、它物者，坐臧（赃）为盗。
私家铸钱，被明确禁止，主犯、从犯，全部要斩首；知道旁人铸钱，还为他买材料或者帮他花钱销赃，也要杀头……
这是一套组合拳，一方面禁止私人铸钱，另一方面规定市面上允许行钱的最低标准，基本手段，类似于现代国家废止某一版的纸币，然后固定旧币收兑比例，按比例兑换新币。
只不过律文中根本没有见到“兑换”的条款，也就是说，新的官方铸造的“八铢钱”并没有被用来回笼旧钱，反而是直接投放市场，与之前“符合标准”的旧钱一起使用。这种行径整体的效果，就是对民众的一次大洗劫，对于私铸者来说，却是一次获利分赃的狂欢，这种大钱融了就是利润啊！
之前老百姓收钱的时候，荚钱1枚也顶一个半两钱，现在禁止使用荚钱，手里的积蓄就成了废铜烂铁，就算是融了卖铜，也有可能被官吏扣上“毁销行钱”的帽子，直接变刑事犯了。
吕后治国的铁腕手段，可见一斑，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吕后六年（前182年），又“行五分钱”。
“五分钱”有古人注释为1/5个半两，应该不太对，在《史记》和《汉书》中，往往会将“三分”、“三铢”对称，而从出土的“恶钱”的情况来看，又有不少只有1厘米左右钱径的，如果将“五分”当做“行钱”底线标准的钱径，则直径为1.1625厘米，就比较能说得通了。
史书里没有记载吕后为什么要更新这个国家标准，不过可以想象的是，每年需要回笼20亿钱的汉王朝，也一样面临一个个挑拣铜钱的困难，抢劫老百姓的同时，也把官府府库中储藏的财富一并作废了不少，这才是真正的双刃剑。
对了，需要指出的是，吕后对货币政策的折腾，尤其是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很大的原因在于在她执政时期，实在太能花钱了……
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汉书·惠帝纪》
二年春，……丞相臣平言：“谨与绛侯臣勃、曲周侯臣商、颍阴侯臣婴、安国侯臣陵等议：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请臧高庙。”奏可。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汉书·高后纪》）
老太太临死还在用黄金收买群臣，可见这位大富之家出身的一代英“雌”是真懂花钱之道啊。
04
从汉元年（前206年）到高后六年（前182年），24年间，汉朝的货币制度变了3次，又过了7年，文帝五年，又改了1次，“行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汉书·食货志》记录了一段贾谊给汉文帝的上书：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这里说到了一条法令的变化，就是汉文帝时代的“使民放铸”是有条件的，就是对于材质、规格有法令规定，违反就要受“黥刑”。又说到了一个汉朝人的经济学理解，就是禁止私铸钱，“则钱必重”，这里的重不是重量，而是“钱重物轻”的重，也就是“通货紧缩”。
▲汉文帝时铸造四铢半两钱的石范
不过贾谊的解决方案很奇葩，既然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干脆把祸根给禁了！把所有铜都收归国有，禁止民间持有，你就没法铸钱了吧？
结果是，“上不听。”
这次开放，一直持续到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汉书·景帝纪》：
十二月，改诸官名。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
顾名思义，又要砍头了，不过据应劭的注解，此次割脑袋的运动，主要针对当时造“伪黄金”的风潮，也就是听信了方士们点铜成金的戏法，争相造假黄金，汉景帝只好借他们的脑袋来治理迷信了。
再后来就是汉武帝这个历史的主角时代了，他在建元元年（前140年），“行三铢钱”，发生了跨时代的变革，就是钱文改了，不再是“半两”，而是“三铢”。
根据出土的三铢钱来看，有两个类型，一个是轻钱，钱径1-1.5厘米，重0.2-0.5克，合0.3-0.75铢；另一个是数量最多的标准钱，钱径2.2-2.4厘米，重2-2.2克，合3-3.3铢，可以说是“重如其文”。
也就是说，“三铢钱”的官方铸造应该是比较讲究的，足金足两，特别小的则可能是盗铸的私钱，不过，这款钱币发行时间并不长，建元五年（前135年）就被弃用，“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
（建元五年）行三分钱。
尽管禁止了“私铸”，但是私铸产生的巨大规模的“恶钱”却仍在市场上流通，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刚刚登基，踌躇满志地要用更精良的“法钱”来改变世界，可以理解，但是其铸造量即便再大，也很难在几年内替代旧钱，所以“行钱”的底线又退到了“三分”，也就是0.7厘米左右。
反而因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规律，令“盗铸钱”愈演愈烈，正如上文中贾谊所说的，利益在那里放着，你设置杀头的禁令，他们就去犯杀头的罪，你设置黥面的禁令，他们就去犯黥面的罪，利之所在，前仆后继。
所以，刚刚登基的汉武帝只能先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让步。
这个集团的规模有多大呢？
汉武帝之前的数量，我们无从稽考，只能从蛛丝马迹上猜测一二，《盐铁论·错币篇》写道：
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
吴王刘濞铸钱吸引山东各地的“奸猾之徒”，邓通的党徒则来自关中、汉中、巴蜀等地，另外，齐国也在临淄、临朐、阳丘、姑幕设有铸币作坊，分别铸造四铢钱。
可见，汉文帝时代，恰恰是诸侯王、宫廷权贵在带头铸钱牟利，这让他们的财富快速累积，富比天子，吴王刘濞且不论，文帝的亲儿子，梁孝王死时，“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什么概念？
等到汉武帝时，有数据了，《史记·平准书》记载：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
自出者就是自首，算一下，已经被捕判死刑的盗铸金钱的犯人有几十万，自首的有100多万人，加上已经被处决的……200万人以上？
汉武帝时3500万人口，上述即占总人口的1/17.5，这还只是一部分，隐匿不报的又有多少？怕是要翻个番，9个人里就有1个是做“假币”买卖的，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汉高祖刘邦，他的一时权宜之计，最终给他的曾孙带来了一场没用终点的“货币战争”。
到了汉武帝的时代，他的敌人已经不再是项羽或是田横这样有名有姓的敌人，而是“钱”本身，以及用“钱”标识的一切，这才是旧时代与大革命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