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誉为“300年一遇的奇才”，只有高中文凭，却是清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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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三百年一遇的奇才”的陈寅恪。

精通十几种语言的清华教授，却连一个大学文凭也没有

当人们提起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陈寅恪，最常想到的，可能就是他的博学。

有人说，陈寅恪精通三十多种语言，博古通今，无所不知。可当人们向陈寅恪的夫人唐筼求证时，得到的却是一个浅笑和一句辩白。

“三十多种？没那么夸张，也就十七种吧。”

这云淡风轻的“十七种”里面，还包含难度极高的梵文、印地文及希伯莱语言。

陈寅恪的学识素养，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的他，在正常人的想象中，大概是小小年纪就考上名校、博士拿到手软的天才，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陈寅恪仅是高中毕业。

是的，你没有看错，他的最高学历，不过是上海复旦公学的“高中毕业证”而已。

一个“高中生”就任清华教授，听上去似乎匪夷所思，但在了解陈寅恪的成长经历与求学经历之后，就会发现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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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一开始，就诞生于一个家学渊源的官宦世家，一门三代，书香浸染，钟鸣鼎食。

祖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派骨干，被光绪皇帝视作肱股之臣。

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支持与推动，曾经闭塞落后的湖南，首开洋务运动之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无法略过的重要一页。

父亲陈三立，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他少年中举，才学出众，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并称“晚清四公子”。

可以说，这是一个在政界与文界都举足轻重的家庭，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家人教育孩子，不仅注重传统学问的灌输，更推崇现代化教育方法，鼓励下一代“睁眼看世界”。

陈寅恪自小因酷爱读书，深得祖父与父亲的喜爱，长辈们不仅愿意传授给他中华传统知识，还时常讲述海外的风土人情给他听，这一切，都在幼年的陈寅恪心底埋下了种子。

然而，一件大事的发生，改变了他的一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重掌大权，陈家父子因是推动新政的先驱，遭到贬斥。

祖父陈宝箴被慈禧秘密赐死，据说他在死后还被人割取了喉骨呈献给慈禧，当权者似乎希望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警告知识分子。

祖父的惨死在陈寅恪心中留下了一团化不开的阴影，对陈三立的打击更甚。他干脆带着妻儿告老还乡，从此专心学问，不问政事。

对下一代的培养，也从当时主流的“中科举、博功名”转换成了留学海外，陈三立宁可儿子终生不参政，只求做个专业读书人。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12岁的陈寅恪被父亲送往了日本，那时的他也许可以或多或少地理解父亲的苦心，一个念头也在脑海中缓缓成型——求学读书看世界，但远离政治。

1902年至1905年，陈寅恪独自在巢鸭弘文学院留学，但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小留学生并不那么好当，一开始的求学之路也并不顺遂。

就在陈寅恪15岁那年，他还曾因为身体状况欠佳回国养病，暂时留在父母身边。

病痛痊愈后，陈寅恪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完了高中，也拿到了这辈子唯一一张毕业证。

在儿子未来道路的抉择上，陈三立有着异于常人的清醒与睿智。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中，了解世界的最佳途径还是留学。

他坚持要再度把孩子送往国外，接受先进教育。

对于父亲的决定，陈寅恪并没有反对。他甚至深感自己幸运，得益于殷实的家境，他完全有能力自由转换于各国之间，读书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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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9岁的陈寅恪踏上了一段长达十多年的留学之旅，足迹踏遍欧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这些名号响当当的顶尖学府，都曾是他的母校，见证过他的青春。

有些不同的是，陈寅恪每到一处求学，不修学分，不拿证书，只是听课、读书与钻研。

在柏林读书时，他的钱包很鼓，生活却清苦，每天一早买少量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整日埋头治学，不吃正餐。

十几年光阴流逝，他胸中的学识与年龄皆与日俱增，可从头到尾都没有拿回一张文凭。

有人疑惑，读了小半辈子书，连个毕业证都没有，不觉得遗憾？陈寅恪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学问的多少远非一张薄薄的证书可以衡量，

他也瞧不上那些为混文凭而出国的学生，认为失却了做学问的本质。

也有外国导师热心地邀请这位奇特的中国学生跟着自己读博，却也被陈寅恪婉拒：

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在陈寅恪身上，有了某种奇妙的交融。他是一个真正为学而学的人，在不同大学之间来去自如，也慢慢地将自己的学问修炼得贯通中西、融汇古今。

1919年，吴宓在哈佛认识陈寅恪后，惊为天人：“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1923年，求学欧洲的傅斯年结识陈寅恪后佩服之至：“三百年来唯此一人而已！”

在学术圈里，陈寅恪的名气已然慢慢传开。“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他的学识与才气犹如散发璀璨光华的明珠，等待一个时机，就能照亮整个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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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那个机会终于来临。

彼时，清华大学筹划创办国学研究院，欲聘四位大师，以培养国学之栋梁。

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想到了三个人——中国近代美学开创者王国维、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却在第四位导师的人选问题上，犯起了愁。

已受聘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想起了在哈佛偶遇的陈寅恪，便主动推荐，一旁的梁启超也与陈寅恪颇为熟识，于是附议。

曹云祥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便向梁启超打听，这人在哪里念书，有何学位。

梁启超据实答道，陈寅恪没有学位也没有著作，这些年一直在欧美各国游学。

听到此处，曹云祥不由得面露难色：“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谁料到梁启超勃然大怒道：“我梁某人虽著述等身，但加起来也不抵他的三百字！”

见此情状，曹云祥也不再犹豫，请！这才有了清华园国学院“四大导师”的传奇，也开创了清华历史上，请“高中生”来任教的奇迹。

是年隆冬，陈寅恪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驶往东方故国的邮轮，来到了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开始了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一生。这一年，他35岁。

半生辗转，颠沛流离，始终将家国铭记在心

每当清华国学院学子姜亮夫回忆起陈寅恪教授当年上课的情形，言语中还满是向往：

“先生每来上课，里穿皮袍，外罩蓝布，头戴一顶遮耳皮帽，脚下踩着棉鞋，手里还抱着一个大蓝包袱，打开一看，全是书！”

姜亮夫和同学们一开始知道，陈先生不过是高中毕业，便对他的授课水平将信将疑。可陈寅恪一开口，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他们全都入迷了，只觉“字字精金美玉”。

有趣的是，学生们一回头，还发现自己的教授导师们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同样听得如痴如醉，这其中不乏冯友兰、朱自清等大家。

随着陈寅恪名气的传开，远在城内沙滩的北大学生也成群结队，慕名跑去偷听。由于路途遥远，劫匪横行，北大师生们便人手一个防身器具，结伴而行，以至于陈寅恪上课的教室里，时常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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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传道受业解惑的陈寅恪惊觉自己如此受欢迎，大概也是安然与满足的。可以说，在国学院的那些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他专心做学问、讲知识，还认识了后来相随一生的唐筼。他们养育了三个女儿，在清华园内共度了一段终生难忘的好时光。

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对于个人来说，任何恒久的幸福都显得过于奢侈。

1937年，随着日军展开全面侵华，陈寅恪所珍视的一切，都在转瞬间摇摇欲坠。

先是父亲陈三立病倒了，已80多岁高龄的老人，每每提到日寇的铁蹄，椎心泣血，连在梦中都高呼“杀敌”。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城市沦陷，老人忧愤绝食，最终病故身亡。

父亲的死给陈寅恪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他心力交瘁地处理后事，又担忧学校师生的前途与命运，本就羸弱的他在一个清晨，突然发现自己的右眼什么都看不见了，去医院诊断后才知道，那是视网膜脱落，急需手术。

可在当时，日军方面已经派人送来了归顺的请柬，陈寅恪深知，如果留在北平动手术，恐怕难逃日寇之手。几番权衡之下，毅然带着妻女南下，踏上了赶往西南联大的征途。

用陈寅恪小女儿陈美延的话来说，父亲这是亲手掐灭了复明的希望，放任自己瞎掉。

可在当时的情形下，在家国与个人的利益衡量之中，陈寅恪守住了一个读书人的气节。

抵达西南联大之后，在无比简陋的条件下，陈寅恪与当时所有的教授一样，重新教起了书。授课之余，专心于写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影响深远的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

那时，他最常和学生们说的话就是——“国可以亡，史不能断”。在外敌的炮火之中，在对国家命运的忧患中，陈寅恪竭力书写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因为他坚信，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历史，民族的血脉就会绵延不绝。

可在艰苦条件中教课写书，又加重了陈寅恪的眼疾，本来他是右眼看不见，结果长时间的辛苦工作，又让左眼感染了疾病，只能微弱视物，离双目失明，不过是时间的距离。

幸运的是，就在此时，牛津大学向陈寅恪发出了聘书，邀请他前来担任汉学教授，这是牛津建校三百余年，首次请中国人来担任教职。陈寅恪的同僚得知此事，都为他感到高兴，起码，他可以去英国好好治疗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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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40年代初，陈寅恪再携家人从昆明赶往香港，希望从香港中转前去牛津。可又恰逢香港沦陷，全家人都困在了这里。

在沦陷区的日子有多苦，我们能从陈寅恪当时最大的心愿中有所感触——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唯一希望的，不过是让女儿有口白米饭吃，可当时的现实却是，不要说是白米饭，连女儿们的安全都难以保证。

在香港，年轻的女孩子时常被肆意出没的日本宪兵奸污，陈寅恪夫妇不得不把女儿们装扮成男孩子，每天在担惊受怕中度日。

即便是如此，他也从未向敌人低过头。

据说，当日本方面得知国学大师陈寅恪一家留居香港，便主动派人来示好。士兵们一袋袋地把白面粉往陈家扛，陈寅恪与唐筼便一袋袋地把白面粉往外头拖，他绝不吃侵略者一口东西，这是陈寅恪夫妇做人的底线。

在日军侵华期间，陈寅恪辗转各地，半生流离，吃尽了旁人所不能想象的苦，连书稿也在迁徙中尽数丢失，待到抗战胜利，陈寅恪重返清华校园，已是双目失明，身心俱疲。

期间，因牛津大学再度邀请，他也试着奔赴英国治疗眼疾，得到的却是复明无望的诊断结果。希望而来，失望而归，陈寅恪干脆返回祖国，从此安心地做一位教书匠。

梅贻琦教务长怜他凄苦，便劝慰陈寅恪好好休养，教书之事，不必过于当真。陈寅恪却微笑着回复：“我既然身居教职，拿了工资，不好好教书，又怎么能叫教书匠呢？”

即使双目失明，但他还有耳朵，有手脚，上课之时，他永远睁大双眼，仔细聆听学生朗读经典，每错一字，都能马上纠正，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从未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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