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理论
自从北宋朝廷将《伤寒论》校修、刊行以后，儒医们就开始用《素问》、《灵枢》中的理论进行注解，历经宋元、明清，随着注解人数的增多就逐渐形成了辨证论治派、重订错简派、维护旧论派和五运六气派；到了清末、民国时，因为西学东渐和汤本求真《皇汉医学》的影响，又出现了中西汇通派。据不完全统计：有关研究《伤寒论》的专著我国不下1600种，日本汉方学者也有300多种；而打开仲景之门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在解放前就已出现了十几种学说；但近几十年来，一些研究《伤寒论》的青年学者试图用现代科学、甚至是前沿科学进行解读，于是又涌现出了三十多种学说，因此使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就更加扑朔迷离了！其实，这个问题正如有位某位人类学家所言：只要“懂得了起源，就洞察了本质”。
一、汉唐时的医经家与经方家
根据先秦、两汉时与中医有关的史料和考古可知：在秦汉之际，中医仍处于零散的经验积累状态；西汉时统一、稳定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中医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西汉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医的经验医学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西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侍医李柱国在校方技时，将医书分为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其中，医经家是原人血脉经络、阴阳表里，以针石汤火等外治法治疗疾病；而经方家则是根据中草药的性味与所主症状，用积累的经验方通过内服汤药治疗疾病。
至魏时，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夫医道之所兴，其来久矣”。“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将岐黄之术与针灸、张仲景与后世所谓《伤寒论》的渊源讲得非常清楚。南北朝时，梁·阮孝绪在著《七录》时，仍将医书分为医经八种、经方一百四十种。
另外，根据皇甫谧以《针经》、《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撰次为针灸的精简本《针灸甲乙经》后，一直传承有序；而《素问》至唐时严重脱简、《针经》至宋时几近失传，即使唐·杨上善奉敕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到南宋时也仅存三卷，就说明了《素问》与《针经》是为针灸等外治法提供理论基础的书籍，而且也反证了与汉唐时用中草药、经验方治疗疾病的经方家不存在什么关系！再结合《脉经》、《针灸甲乙经》、《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与《合剂局方》就不难发现：在汉唐之际，医经家与经方家就像现在的中医与西医一样，虽然都是为人治病，但是两个不同的诊疗体系，与北宋以后儒医们开创的思辨医学有很大的区别！
二、经方医学的衰落与思辨医学的兴起
在两宋时期，因为朝廷重文抑武、重视医药，所以医生的社会地位就被提高了；尤其是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言论，更是为落地学子和官场失意的士大夫们找到了归宿，因此儒医便诞生了。因为理学的影响，他们“以术为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所以就开始用本为针灸提供理论基础的《素问》、《针经》包括《难经》中的知识注解《伤寒论》，因为对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的错误解读，导致了温燥之剂滥行于世；特别是朝廷设立的和剂局编撰并出版的《和剂局方》，不仅扩大了一些经方的方证范围，而且还将不少汤剂变为煮散，因此改变了这些经方的用量，以致出现了方不治病的怪象。因为从北宋开始整个朝野都非常迷信五运六气，所以到了宋金时以张元素为代表的一些儒医们、就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咎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于是他们开始逐渐抛弃了汉唐千余年的经方医学，一本岐黄之术，走上思辨医学的歧途了！
清·《四库全书》中说：医分于金元。其实就是这些儒医们，也因为“天人相应”、“人附天数”与“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下，将东汉医经家“以天喻人”，类比而来的“脏腑经络学说”，当作人体真实的结构生理对待了。在医疗实践中，他们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用“脏腑经络学说”这个“天人模型”通过司外揣内，广泛思辨推测人体的结构生理、病机病因，描述中药的功能归经、指导处方用药；其实与人体真正的结构生理、病机病因相去甚远！因此，清·王清任才会《医林改错》；但限于当时的科技条件与世界观，也只是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有所改进，对人体生理的认识不可能有什么突破！尤其是用《素问》从自然界观察而来的物理的对抗性原则治疗人体疾病，很多都不符合人体自然的祛病机能，所以临床疗效根本就不能与经方相提并论！
三、关于三阴三阳的渊源问题
提起三阴三阳，现在多数人首先就会想起三阴三阳六经，三阴三阳几乎成了六经的专属名词；只有少数学习过《素问》的人，才可能联想起三阴三阳六气。二阴二阳是从一阴一阳演化而来，但三阴三阳是否是从二阴二阳演化而来呢？在《灵枢·阴阳系日月》中有：“黄帝曰：合之于脉，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阳也，主左足之少阳；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阳。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阳；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阳。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阳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阳明。此两阳合于前，故曰阳明。申者，七月之生阴也，主右足之少阴；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阴；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阴；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阴；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阴；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阴；此两阴交尽，故曰厥阳”。这明显是医经家根据“天人相应”、“人副天数”的思想演绎出了阳明、厥阴二经，并非三阴三阳的原始意义。
在《脉经·扁鹊阴阳脉法》有：“脉，平旦曰太阳，日中曰阳明，晡时曰少阳，黄昏曰少阴，夜半曰太阴，鸡鸣曰厥阴，是三阴三阳时也。少阳之脉，乍小乍大，乍长乍短，动摇六分；王十一月甲子夜半，正月、二月甲子王。太阳之脉，洪大以长，其来浮于筋上，动摇九分；三月、四月甲子王。阳明之脉，浮大以短，动摇三分，大前小后，状如科斗，其至跳；五月、六月甲子王。少阴之脉紧细，动摇六分；王五月甲子日中，七月、八月甲子王。太阴之脉、紧细以长，乘于筋上，动摇九分；九月、十月甲子王。厥阴之脉，沉短以紧，动摇三分；十一月、十二月甲子王”。这里一日分为六时与一年分为六气的排列顺序，明显不同！其中一年六气的顺序应该是：少阳、太阳、阳明，少阴、太阴、厥阴。
在唐·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补入的七篇五运六气大论中，将三阴三阳与天之六气、人的五藏对应，把天地之气分为主、客二气，推演一个甲子（六十年）中天气的变化规律，预测人们每年可能出现的疾病。但其排列的顺序，主气为厥阴、少阴、少阳、太阴、阳明、太阳，客气为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明显是将三阴三阳的排列顺序搞乱了。
根据考古发现：最早是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的医书，将三阴三阳用于经络的命名；结合《素问》、《脉经·扁鹊阴阳脉法》与《伤寒论》可知：三阴三阳的原始意义应该是描述一年之中阴阳（寒热）之气的变化状况。在秦汉时，三阴三阳应该与天干、地支一样，人们也常将其用来描述其它事物,例如在《扁鹊阴阳脉法》中就是用其原始的意义，描述了一年之中阴阳之气不同时正常人的六种脉象；在《针经》、《素问》中，医经家是用其标识人体阴阳之气不同的六条经脉；在《伤寒论》中，张仲景则是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所发生的部位不同、以及所表现出的人体机能反应的亢奋与否，划分为六个症状群即三阴三阳六病。因此，医经家的六经与张仲景的六病，虽然三阴三阳的名称相同，但其内涵却并非相同！其实，只要认真品读一下《伤寒论》就不难发现：张仲景对人体的认识，除“心”有时与心脏有关系外，其它如心下、胃、胃家，胸、胸下、胸胁，腹、少腹、膀胱等都是指部位，而且就是为了描述这些部位的症状；因此，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不仅与医经家的五脏六腑、经络等概念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与现代科学、尤其是前沿科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四、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的真实含义
张仲景师式西汉成帝时的《汤液经法》，在《汤液》以方位命名、分类应用经方的基础上，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所发生的部位不同，用“排除法”分为表、里、半表半里（其实是非表非里）三部分；再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所表现出的人体机能反应的亢奋与否、分为阴阳两大类：阴证病人体反应消沉，阳证病人体反应亢奋；最后将三部再与阴阳结合，将阳证又分为太阳、阳明、少阳三类，阴证也分为少阴、太阴、厥阴三类，即所谓的三阴三阳六病；为经方家在不知道人体结构生理、病机病因的情况下，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正确应用经验方证制定了一套操作规范；也是迄今为止传统中医中，唯一的一个系统的、名符其实的疾病分类方法！三阳病主要是外感类疾病，而三阴病主要是内伤类疾病；其中主要表现在人体头面、项背、四肢、肌肉、骨骼等躯壳部分，即体表的阳性症状的集合称为太阳病，阴性症状的集合称为少阴病；主要表现在人体胃肠道的消化系统，即里部阳性症状的集合称为阳明病，阴性症状的集合称为太阴病；主要表现在人体头面孔窍、心胸胁部，沟通人体里、外的心血管系统，即非表非里的中部的阳性症状的集合称为少阳病，阴性症状的集合称为厥阴病。
对于每一种病来说，不同的症状就形成了不同的方证；对于某个病位来说，非阴即阳，但不可能同时出现阴、阳两种病。对于不同的部位来说，可能出现合并病，但多是阳性病与阳性病、阴性病与阴性病发生合并，可能是两种病也可能是三种病发生合并。对于阴、阳病合并的问题，只有部分少阳病常会合并太阴病出现，致于其它阴阳合并病的说法，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对于太阳病与阳明病来说，其实都同时合并了少阳病，只因少阳病的症状表现不明显，所以仍称为太阳病或阳明病；同理，对于少阴病与太阴病来说，也都同时合并了厥阴病，也是因为厥阴病的症状表现不明显，所以仍称其为少阴病或太阴病。
五、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不但揭示了中医诊疗的真谛，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突破口
在应用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时，只要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所发生的部位不同，以及所表现出的人体机能反应的亢奋与否，先辨六病、再辨方证，合并病就合并用方，最后再用药证进行加减即可；而且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也完全可以分类和指导应用汉唐其他经方家、以及北宋以后的经验方证。正如美国医生包默德就所言：“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可是在一千八百年前，张仲景就把相对论的原理应用到实践中去了，张仲景是全人类的骄傲”！可惜张仲景的“论广《汤液》”，经王叔和撰次后，就沦落为一本专治伤寒的《伤寒论》了；经北宋林亿辈校修后，不但搞乱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而且又进一步将《伤寒论》狭义化了，以致后世真正能理解张仲景旨趣者少之又少！但终归是瑕不掩瑜，正如清·柯韵伯所言：“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中独有六经也”。
近代伤寒大家刘绍武和刘惠生先生，应用现代医学知识已成功地解析了张仲景阴阳三部六病的现代解剖生理学基础；而经方大师胡希恕不但正确地解读了张仲景阴阳六病的真谛，而且还用现代解剖生理、病理学知识很好地解释了《伤寒论》中很多的经验方证。其实，只要找对了切入点，中医的经验方证与现代医学之间，也仅是一步之遥！如果中医界能够解放思想，像北宋以后的儒医们用《针经》、《素问》中的理论注解《伤寒论》一样，用现代医学知识重新解释《伤寒论》中的经验方证，不仅可用现代语言表述经验方证的真实内涵，而且还浅显易懂！而且以此为契机，很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构建一套新的、现代化的中医理论体系。让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经无数鲜活的病人反复实验而来的经验医学，与现代医学取长补短，共同造福于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