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拜佛，却从来不识佛
37岁的汉明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夜里，他梦见一位高大的金人，头上顶着日月的光环。
醒来后，第二天，百思不得其解的汉明帝向臣子们寻求解梦。
有人回答说，我听说西方有神，其名为佛，陛下梦到的，莫非就是佛吗？
佛在哪里？
佛在西方。
汉明帝梦见大佛的这一年，是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那时，自从西汉灭亡、东汉创立以来，中华帝国已经失去西域五十多年了。
尽管如此，汉明帝仍然派人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西域，最终在今天中亚阿姆河流域，遇到了两位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
在中亚，汉明帝的使者还看见了佛陀的塑像，那或许也是最早的佛教塑像之一。
在汉明帝使者的邀约下，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决定前往东方传法，远涉数千公里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他们最终顺利抵达东汉首都洛阳。
由于他们骑着白马、驮着经书而来，于是，汉帝国在他们落足的地方，建立起了中国内陆历史上的第一座寺庙：白马寺。
白马寺创寺的这一年，是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那是佛陀初入中国的伟大时间。
汉明帝的使者见到佛陀塑像的时候，那时，距离佛陀释迦牟尼涅槃，已经有600多年时间了。
大约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涅槃，在生前，佛陀就反对将他进行形式上的崇拜，弟子们遵从教诲，也从未想过要将佛陀形象化，在他们看来：
“如来身者，不可摸则，不可言长、言短，音声亦不可法则。”
到了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4年-约公元前187年），虽然阿育王大兴佛法，将佛教上升到国教的地位，但当时也仍然仅仅是以佛陀的脚印、法轮、莲花、大象、菩提树等来象征佛陀而已。
于是，佛陀去世600年间，一直没有直接表现佛陀形象的佛像出现。
但大月氏人的到来，即将改变历史。
大月氏人原本居住于今天中国的河西走廊地区，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由于被匈奴人击败，大月氏人于是西渡流沙，远涉千里来到了今天的中亚阿姆河流域、土库曼斯坦一带定居。
在中亚，从公元1世纪到5世纪400年间，大月氏人建立起了雄踞中亚的贵霜帝国，他们奉当时传至中亚的佛教为国教，为了神化国王，强调“王权神授”，于是，大月氏人开始按照君王的形象塑造佛像。
汉明帝的使者，看到的，或许正是大月氏人塑造的最早期的佛像。
大月氏人的祖先来自中国，但他们的造像手法，却来自古希腊。
公元前329年，来自古希腊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帝，率军远征来到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兴都库什山，这里毗邻今天中国新疆境内的帕米尔高原，由于受到帕米尔高原等大山脉的阻拦，亚历山大帝于是转而率军南下古印度西北地区，尽管在古印度受挫而返，但亚历山大帝仍然建立起了一个西起欧洲古希腊、东至中亚的广袤帝国：亚历山大帝国。
亚历山大帝死后，他的帝国几经战乱，分裂成了马其顿、托勒密、塞琉古三大帝国，当时，统治今天的中亚、古印度西北地区的塞琉古王国，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古希腊精湛的雕刻艺术，尽管塞琉古帝国在公元前1世纪最终被古罗马帝国灭亡，但他们留下的雕刻艺术，即将在此后，成为雕刻佛陀的艺术启蒙。
于是，在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建立贵霜帝国后，奉佛教为国教的大月氏人，开始以古希腊的艺术手法，雕刻起了最早的佛像。
就在最早的佛像诞生之前，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为了联合西迁的大月氏人对抗匈奴，汉武帝派出张骞等人前往西域，此后，从建元二年（前139年）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在十三年间历经九死一生，最终经河西走廊、新疆抵达中亚，在中间被匈奴囚禁多年后，他最终逃脱折返回到长安，为大汉帝国带来了历史性的有关西域的一手信息。
尽管通往西域的民间通道在此前就已存在，但由官方使者带来的西域信息，这还是历史性的第一次，也因此，张骞此行，也被称为凿空西域。
此后，汉帝国与匈奴就新疆、中亚等西域地区展开了反复的争夺，在西汉与东汉之间，由于中原大乱，中华帝国曾经一度失去西域的控制权达六十多年。
白马寺创立后五年（公元73年），汉明帝命令窦固、耿秉等分四路出击北匈奴，并在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地击败匈奴与当地的联军，第二年、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耿秉等人又率军大败北匈奴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此后，汉帝国基本恢复了对今天新疆地区的统治。
也就是在此时，佛教开始逐渐传入新疆，而位处今天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正是在东汉帝国末期的公元3世纪开始开凿。
有关佛国的形象，即将在中华帝国境内，遍地开花。
但大汉帝国的荣光逐渐消逝，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逼迫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禅位，此后东汉灭亡，中国历史进入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220年－280年）。
三国战久归司马，在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权谋运作下，司马家族最终成为了三国时代的统合者：公元263年，主持魏国朝政的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发兵灭亡蜀国；公元266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又迫使魏元帝禅位并建立西晋；西晋建立十二年后（公元280年），西晋南渡灭亡东吴，中华大地再次归于一统。
但崇尚权谋诡诈的司马家族很快就陷入内乱，在经历八王之乱的皇族内战后，风雨飘摇的西晋帝国最终于公元316年，被匈奴人建立的前赵灭亡，此时，距离西晋灭亡东吴，不过36年。
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日益混乱，历史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若往前推算，五胡十六国可以从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建立汉赵（前赵）算起，至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亡北凉、再次统一北方为止）。
当时，残余的晋室南渡建立东晋（317年-420年），而北方在此100多年间则陷入了无休无止的血腥混战，各路民族和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彼此攻战无休。
乱世之中、生民涂炭，民众往往过了今天不知是否还能活到明天，于是，只重当世，提倡“未知生焉知死”、对死亡和未来缺乏系统性哲学思考的儒家开始衰落，恰恰在此时，对过去、现在，乃至死亡和未来都建立了哲学体系的佛教，主张今生行善、来生可入极乐世界的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
因为乱世之中，生活没有希望，而佛教，成了乱世苟存的人民心中，鼓励他们勉力前行的希望之灯。
西晋灭亡后50年、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从中原西行至敦煌的僧人乐尊来到了鸣沙山，就是在这里，他在沙漠之中，突然看见万丈金光，好似空中有万千金佛闪现，虔诚皈依的乐尊于是发誓，必要在此佛祖显灵之地营造洞窟，以纪念佛陀。
于是，公元366年，就在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开凿100多年后，僧人乐尊经过四处化缘，在敦煌鸣沙山主持开凿了第一口洞窟，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莫高窟。
乐尊在敦煌主持开凿莫高窟第一口洞窟时，23岁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343-413年），正在身为舅舅的龟兹国王白纯的支持下，登上金狮子座，在龟兹国内讲经说法。
鸠摩罗什的母亲是龟兹国王白纯的妹妹。鸠摩罗什7岁时，就被母亲送入佛寺学习，9岁时就跟随母亲到北天竺辗转学佛，一直到12岁时才返回龟兹（今新疆库车），此后，年纪轻轻的鸠摩罗什作为龟兹国内的高僧，经常升座说法。
对于鸠摩罗什的未来，母亲曾经对他说：
佛教教义深邃，应该在中原阐发，大乘佛教传播中原，只有靠你的努力了。但是远去东方，这样对你不利，你该怎么办？
鸠摩罗什对母亲的回答是：
有志之士，为了利益他人，可以忘记自己，为了让大乘佛教启蒙教化他人，我即使是成为炉具在火上炙烤，也无怨无悔。
但当时的东方世界，正是水深火热的战乱时期，鸠摩罗什虽然一直有前往东方传法的愿望，却苦于不能成行。
他传教的愿望，耽搁多年，即将因为一场东方帝国的远征，而在曲折中实现。
建元十九年（383年），出身氐族的前秦皇帝苻坚在基本平定北方后，派遣吕光统领七万步兵和五千铁骑征讨西域。
第二年（384年），吕光率军攻破龟兹城，并杀死国王白纯，将鸠摩罗什从龟兹掳掠随军东行。
但吕光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统军出征西域时，前秦皇帝苻坚却在南下攻伐东晋的淝水之战（383年）中惨败，此后前秦在中原的统治迅速瓦解，苻坚本人则于淝水之战败北两年后（385年），被部下姚苌所杀。
眼见中原再次陷入大乱，吕光则在平定西域东返过程中拥兵不前，随后，萌生割据之意的吕光相继攻占河西走廊多地，并在苻坚死后正式称帝建立后凉（386-403年）。
被吕光裹挟至凉州（今甘肃武威）的鸠摩罗什，此后在凉州一住就是15年（386-401年）。
由于吕光不信佛教，因此鸠摩罗什在凉州的这段时间，在宗教上并无什么建树，但他却因此得以与汉人接触，从而深入研习汉文，为日后进入中原翻译佛经打下了坚实基础。
到了公元401年，后秦帝国攻破凉州，随后又将当时已经58岁的鸠摩罗什从凉州掳掠到了长安。
与吕光不同的是，当时后秦的国君姚兴崇尚佛教，也因此鸠摩罗什被尊为国师，得以在长安城内的逍遥园中设立译场翻译佛经，此后，鸠摩罗什在长安11年间，共翻译了35部、合计294卷佛经。
在鸠摩罗什之前，中原地区虽然已经传入佛教，但佛典混乱、不成体系，鸠摩罗什的系统翻译，使得佛教经典开始系统性汉化，并得以建立了完整的经、律、论，从此，佛教摆脱了作为玄学附庸的地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公元413年，为了将佛经翻译汉化的鸠摩罗什，最终耗尽心血在长安病逝，享年70岁。
鸠摩罗什生活的时代，中国南北方战乱攻伐不休，在这种痛苦迷茫的时代氛围中，予世人心灵安慰的佛学迅速显达，但佛教教义在中国传播初期的混乱和自我矛盾，也使得一批批的僧人前赴后继奔赴西域，希望能从佛教的源头寻求佛法的正解。
就在鸠摩罗什被从凉州掳往长安前两年（399年），当时已经65岁的僧人法显，则从后秦的国都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新疆和中亚等西域地区，前往天竺（古印度）寻求佛法根源，法显出发时，前后同行的僧人连他本人在内，共有11人，但当法显返回中国时，11名僧人仅仅剩下他孤身一人返航。
从公元399年到411年，法显在游学30余国、历经13年磨难后，最终在411年从印度坐船返航，并于东晋义熙八年（ 412年）七月，在青州长广郡（今山东即墨）登陆回到中国。
此时，这位万里求法礼佛的和尚，已经是78岁的老人了。
后来，法显对人讲述说，他在从长安途经于阗国（位处今新疆和田）时，曾经见过于阗国内的佛像游行，游行时，佛像被一辆可以移动的圣象车载着，然后在两个金银铸造的菩萨左右护持下进入于阗国都，“佛像进城时，宫女们就从城门上撒下花瓣，王族大臣也换上新衣，赤脚持花朝拜大佛。”
在见过佛像高光的时刻后，法显一度差点死在新疆的沙漠，在翻越阿富汗的苏纳曼雪山时，同行的僧人慧景又被冻死，他历经九死一生，最终才抵达印度求学，对于这13年的经历，他后来回忆说：“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在山东登陆后，法显辗转抵达建康（南京）翻译佛经，后来他又前往荆州（今湖北江陵）传法，最终以86岁高龄在当地圆寂。
法显在荆州去世的这一年（420年），寒族出身，曾经砍柴、打渔、卖草鞋谋生的刘裕废掉东晋恭帝自立，建立刘宋。
南方刘宋迅速崛起的同时，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也日益强大起来。此前在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正式称帝。此后北魏南征北战，并在439年统一北方，中国南北方，由此正式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时期（从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刘宋算起，到589年隋朝攻灭南陈为止）。
尽管南北方战乱不断，但此时佛教发展却如日方天，根据唐朝和尚法琳《辩正论》记载，仅仅东晋时期，就先后建寺达1768所。
另根据北魏朝臣杨炫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仅仅北魏国都洛阳城内外，就先后修建佛寺达1300多所，由此可见当时南北方的佛教、佛寺之盛，而作为佛陀和诸神的象征，佛像制作在此时期更是进入了巅峰时期。
而开启中国佛像第一个造像高峰的民族，是南下的鲜卑人。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灭盘踞河西走廊的北凉，并将北凉的皇族和臣民、工匠等共三万多人强行迁徙到了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当时，佛像的造像技术从古希腊传至中亚，又从中亚传至新疆和河西走廊，北魏攻灭北凉的这次战争，最终将佛像造像技术，又从河西走廊带到了更加东方的平城。
由于北魏从河西走廊带来了大批懂得开窟造像的工匠、画师，以及佛像、法器等，这就使得平城的佛教和佛像艺术陡然大兴。
佛教大兴，这就使得能够逃脱国家赋税和兵役的人口不断增加，而佛寺所兼并拥有的大量土地和人口，也严重伤害了北魏的国家财政和兵源，于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正式宣布灭佛，他先是宣布将佛教定为邪教，在各地焚毁所有佛像和佛经，甚至活埋僧人。
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行动，使得在北方兴盛多年的佛教受到重挫，但宣布灭佛后仅仅六年（452年），拓跋焘就被太监宗爱弑杀，当时年仅45岁。
此后，继位的拓跋焘的孙子、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有感于祖父拓跋焘的残酷灭佛，于是决定在平城修建佛窟，来为祖父的灭佛行为赎罪祈福。
在僧人昙曜的主持下，公元460年，北魏在平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像运动。由于昙曜来自凉州，对源自中亚和新疆、敦煌一带的佛教洞窟非常熟悉，于是，昙曜将以往的经验化为实践，在平城武州山主持开凿后来的云冈石窟，
今天，我们在云冈石窟看到的第16至20窟，也就是后人常说的由昙曜主持开凿的昙曜五窟，在这五个洞窟中，昙曜将北魏前期的五位皇帝化入佛像，使之既代表佛陀，又象征着北魏具体的皇帝个人，从而营造了“皇帝即当今如来”的法意。
这种将统治者化为佛像的造像蕴意，也使得云冈石窟的佛像拥有了人间的味道，实现了神性与人性的结合。
云冈石窟的造像高潮才刚兴起，北魏帝国却已决定继续南下。
为了与南方的萧齐一决雌雄、争夺正统地位，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拓跋宏借南征的名义，强行将北魏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并全面改革鲜卑旧俗，实行改汉服、说汉话、与汉人通婚等民族融合举措，北魏的迁都洛阳，使得中国的造像中心，直接从平城迁移到了洛阳，并成就了龙门石窟的崛起，此后，龙门石窟从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造像，一直持续到清代，其现存至今的洞窟像龛共达2345个，拥有造像11万多尊。
为了纪念自己的祖母冯太后，孝文帝下令在洛阳龙门开凿了古阳洞，这也是龙门石窟最早的洞窟，但迁都洛阳仅仅五年后（494年），雄才大略的孝文帝就在洛阳病逝，年仅33岁。
孝文帝的英年早逝，使得北魏未能完成汉化改革，内部的矛盾却迅速激化。
当时，北魏迁都洛阳后，原来留在北方抵御柔然的六个边镇（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被迅速边缘化，六个边镇的军民对北要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对南则被南迁的鲜卑皇族抛弃鄙视、沦落底层，在南北的双重压迫下，从公元523至525年，北魏的六镇军民爆发了大起义，北魏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进行镇压，在镇压过程中，北方的豪强集团则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各自发展实力，这其中就以肆州秀容（山西朔县北）的契胡酋长尔朱荣的势力最大。
公元528年，尔朱荣从北方率兵南下洛阳，并将把持朝政的胡太后和2000多名北魏朝臣全部杀死、投尸黄河，史称河阴之变。
河阴之变使得北魏汉化以来的朝臣集团，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北魏旧有势力从此一蹶不振，此后，尔朱荣被杀，但出身尔朱荣集团的高欢则在混乱中掌控了朝政，并将北魏国都从洛阳迁徙到邺（今河北临漳南），这就是历史上的东魏政权。
当时，北魏孝武帝元修由于无法容忍高欢的擅权，于是从高欢手下逃脱，投奔了驻守长安的权臣宇文泰，但孝武帝不久就被宇文泰毒死，随后宇文泰拥立元宝炬为帝，并建都长安，这就是与东魏鼎立的西魏。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大帝国，这就使得鲜卑拓跋氏的政权，分别被东魏的高欢家族和西魏的宇文家族把持。
当时，在北方西魏与东魏并立，南方则是梁武帝所创立的萧梁帝国，在三方鼎立的态势中，偏居西北的西魏国力最为弱小，尽管后来从西魏衍生出来的北周和大隋帝国，即将成为后来统一中国的实践者，但在当时，西魏在三方对峙中，却是最为战战兢兢的一个。
元宝炬在被宇文泰立为西魏皇帝后，娶了乙弗氏作为皇后。乙弗氏生性节俭，为人仁慈，与元宝炬先后共生子女十二人，但大多过早夭折，只有太子元钦和武都王元戊存活下来。
西魏大统六年（540年），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大举入侵西魏，为了与柔然和亲，当时控制朝政的宇文泰于是强迫元宝炬废黜乙弗皇后，并强迫元宝炬迎娶柔然头兵可汗的女儿为新皇后。
为了以绝后患，宇文泰又强迫乙弗皇后自杀，当时，乙弗皇后的孩子武都王元戊前来与母亲诀别，母子二人哭成一团，乙弗皇后临死前说：
“愿皇上活千万岁，天下得以平安，如果这一切都能实现，我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
随后，乙弗皇后进入室内自杀，年仅31岁。
乙弗皇后死后，西魏朝廷在今甘肃天水的麦积山开凿石龛安葬她，传说中，今天麦积山石窟第44窟中的佛像，据说就是根据乙弗皇后的容颜所塑造。
今天，我们回头再看这尊佛像，历经千年，她仍然蕴含着一种神秘的伤悲。
北魏分裂，朝政沦入权臣之手，拓跋鲜卑岌岌可危，这种危殆的局面，也使得拓跋鲜卑皇族忧心如焚。
作为北魏的宗室大臣，东阳王元荣在北魏分裂之时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为了稳定河西地区岌岌可危的局势，同时也是为北魏皇室和自身祈福，于是，元荣在敦煌地区开始大力倡佛，并在瓜州（敦煌）鼓励写经、开窟造佛。
就在此前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仅仅归属于元荣下令抄写的经书，就多达十卷之多，而今天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根据题记，也被认为是西魏大统四年（538年）由元荣赞助开凿。
就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一份《大般涅槃经》中，元荣就下令如此写道：
“大魏永熙二年（533年）七月十五日，使持节、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瓜州刺史、东阳王元太荣，敬造涅槃、法华、大云、贤愚、观佛三昧、总持、金光明、维摩、药师各一部，合一百卷，仰为比（毗）沙门天王。
愿弟子前患永除，四体休宁，所愿所是。”
自己所在的拓跋鲜卑皇族已然被权臣控制、日趋边缘没落，这种身处乱世、感念同哀的心绪，使得元荣更加倾心向佛，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皈依。
但拓跋鲜卑的末日已到，元荣死后仅仅八年（550年），先是东魏权臣高欢的儿子高洋废掉东魏的傀儡皇帝孝静帝，随后高洋称帝，建立北齐（550年-577年）；七年后（557年），控制西魏朝政的权臣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废掉西魏恭帝、建立北周（557年-581年）。
至此，曾经统一中国北方、叱咤风云一百多年的拓跋鲜卑，逐渐陨落于历史的烟尘，并融合于汉族之中。
尽管灭亡东魏，但喜欢乱伦淫乐、疯魔成性的高欢家族的子嗣，仅仅二十多年时间，就将厚实的北齐家底败落得精光，起初，继承西魏的北周在和北齐、萧梁的三方对峙中，国力最为弱小，但由于北齐高欢家族的自我折腾，在北周武帝宇文邕的苦心经营下，北周却最终奋起，在577年一举攻灭了北齐，再次实现了北方的大一统。
当时，北齐高欢家族笃信佛教，先后在邺城附近大力营建响堂山石窟，又在太原附近大力经营天龙山石窟，这一时期的佛像，有着北方胡化的明显特点，面相多肉、丰满、圆润。
在被称为“高欢陵穴”的响堂山石窟第九窟中，其塔窟的外观与贵霜帝国的轮转法王塔非常相似，高欢的本意，是通过所谓轮转法王的体系，来为自己和子孙展开的篡夺东魏政权的行为，塑造一种神化依据。
但高欢家族的崇佛并未为其带来好运。
在相邻的北周，就在北齐灭亡前，北周武帝宇文邕先是在北周境内发起灭佛运动，北周在577年灭亡北齐统一北方后，北周武帝又继续在原来的北齐境内推进灭佛运动，并先后毁灭佛寺4万所，强迫300万僧、尼还俗，这一庞大的数字，使得当时占据北方十分之一人口的僧尼恢复成了国家的编户人员，这就为北周的迅速壮大，和后来继承北周的隋朝南征统一全国，又奠立了厚实的基础。
对于北方发生的重大变化，南方的梁武帝却仍然处在醉生梦死之中。
想当年，这位一手创立萧梁帝国的君主曾经雄才大略，诗歌、书法、儒学、佛典无不精通，但越到晚年，他就越是昏聩，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要到同泰寺中当和尚，以致臣子们不得不先后四次募集共“四亿万钱”，到同泰寺中进行“赎身”，才将他迎回皇宫。
南朝上下如此笃信佛教，这就使得从两晋以来就崇尚“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南方，开始发展出“秀骨清像”的南派佛像气质，婉约中深藏律动之美。
尽管梁武帝如此虔诚，但从古印度渡海西来的达摩祖师，并不买他的账。
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菩提达摩从印度渡海抵达广州，随后北上建康（南京），受到了梁武帝的接见。
一生自诩无比虔诚的梁武帝于是问达摩说：圣僧，朕自即位以来，营造佛寺、译写经文、度人出家不知多少，请问功德如何？
达摩的回答却是：并无功德。
梁武帝非常不快，就问这如何解释？
达摩就说，这些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然有，却不是实有。
梁武帝只好追问，哪么怎样才是真功德呢？
达摩的回答又是，清净、睿智、圆妙，体自空寂。这样的功德，不是在尘世上追求的。
对答不畅，梁武帝又问：哪什么是圣谛第一义呢？
达摩的说法是：世间空寂孤独，并没有所谓神圣真理。
梁武帝非常不快，就说，假如什么都没有，那么回答我问题的你，又是谁？
达摩的回答是：我也并不认识。
如此折腾一番，梁武帝非常不爽，觉得跟这番僧鸡同鸭讲一般不可理喻，于是打发达摩赶紧离开。
达摩眼见梁武帝难以悟化，于是渡江北上，在嵩山少林寺，他面壁九年，出关后，将衣钵传给了慧可，西魏大统二年（536年），达摩祖师最终圆寂于嵩山少林。
达摩祖师圆寂后12年，梁武帝太清元年（548年），投降萧梁的东魏叛将侯景起兵南下，并于次年（549年）攻破建康城。
一生崇佛却未能得到佛祖护佑的梁武帝，则在建康城破时说了一句：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在被破城的侯景软禁不久后，梁武帝最终死于建康城内，临死前，他很想喝蜂蜜水却不可得，最后说了两声“荷！荷！”
这不幸成了他的最后遗言。
侯景之乱，使得在北齐、北周、萧梁三者鼎立格局中，原本最为强大的萧梁迅速衰落，此后，北齐、北周趁火打劫不断掠夺萧梁土地，而在攻灭北齐后，不断做大的北周最终成为了南北对峙中最为强大的一方。
崇佛却失政的萧梁，自我走到了毁灭的边缘。
就在侯景之乱前七年，西魏大统七年（541年），一位即将结束数百年南北大分裂的婴儿在一所寺院出生。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六月癸丑夜，西魏贵族杨忠的妻子吕氏，在冯翊（今陕西韩城等地）般若寺生下了一名男孩，这就是日后的隋文帝杨坚。
杨坚出生后由于身体孱弱，为求庇护，于是他被托养在寺院内，由尼姑智仙抚养至13岁才返回家中。
对于自己从小在佛寺长大的这一段奇特经历，日后，隋文帝杨坚曾经回忆说，
“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中来（当时称出家人为道人），由小时住寺至今，乐闻钟声。”
杨坚长大后，曾经经历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但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发起全面灭佛运动后的第二年（578年）就急病去世，三年后（581年），以外戚身份掌控朝政的杨坚篡夺了自己的外孙北周静帝的帝位，并改国号为隋。
隋朝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派兵南征消灭南陈，结束了分裂近三百年的大乱世。
尽管隋文帝创立的大隋帝国二代而亡，历时仅有37年，后人甚至将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昏君暴君，但从317年西晋灭亡算起，到589年隋朝攻灭南陈结束近三百年乱世，隋朝尽管历时短暂，但却承前启后，开创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兴建了大运河等伟大工程，又推行均田制，从而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为后来的大唐帝国的强势崛起奠定了根基。
公元617年，趁着天下大乱，隋炀帝杨广的表哥、唐国公李渊在晋阳（太原）起兵直捣长安，并在618年称帝建立唐朝。
与隋炀帝家族同为北周军事贵族出身、并且还有近亲血缘关系的李唐家族，从一开始就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沿袭隋制，这就使得唐朝的佛像塑造，有着明显的北魏-西魏-北周-隋朝一脉相承的艺术基因。
同样拥有鲜卑和汉人混合血统的李唐皇族，在南北朝后期流行的“秀骨清像”基础上，以更加包容宽广的胸怀融汇南北、沟通世界，使得唐朝的佛像塑造，拥有了雍容华贵、自信典雅的时代气质。
但与被尼姑抚养长大、对佛教有着深厚感情的隋文帝家族不同，渲染自己是道教老子（李聃）后代的李唐皇族，为了神化抬高自己的家族血脉，转而支持道教，将道教抬诸佛教之上。
因此，当贞观十九年（645年），往返历时17年、从古印度取回佛经的玄奘回到长安城时，唐太宗李世民对于玄奘的佛学经历并没有特别关心，他更为关心的，是通晓西域诸国风情典故事务的玄奘，为他带回来的有关西域世界的情报。
在李世民看来，他更为关注的，是在当时如何征服遥远的西域各国，开创大唐帝国的雄图霸业。由于帝国最高层对于佛教显然别有用心，因此，从西域归来的玄奘在回到长安后的19年间，拒绝了唐太宗李世民还俗出仕的邀请，一直专心翻译佛经、避免介入政治事务，尽管如此，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也仍然对他不待见，以至于玄奘在去世五年后，竟然被官方下令起棺重葬。
对此有一种解释是说，唐高宗李治在玄奘死后，想看看玄奘的肉身是否完好，借此验证他的修为。结果，发棺重葬时，发现玄奘肉身不坏，完好如初。李治这才悻悻然下令将玄奘重新埋葬。
由此可见，佛教在唐朝初期的尴尬地位。
佛教在李唐一代命运的改变，来自于武则天的崛起。
李治统治后期，由于身体羸弱，因此朝政实权逐渐落入李治的皇后武则天之手，大唐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李治驾崩，此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先后扶持自己的两个儿子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为帝，到了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干脆废掉自己的儿子唐睿宗李旦，自行称帝，改国号为周，并定都洛阳，建立武周。
武则天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逐渐崛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在称帝前后除了大肆残杀李唐皇族，还不断授意手下为她制造“瑞象”，好为神化武则天烘托造势。
称帝前两年，武则天先是命令自己的男宠薛怀义，在洛阳城内主持修建了一座明堂，明堂里塑造了一尊超级佛像，按照史料记载，这尊超级佛像仅仅小指头，就可以容纳数十人。
称帝前两个月，公元690年七月，东魏国寺僧人法明等人又伪造了一部《大云经》，称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下凡，应作为天下主人君临天下，于是武则天下令将《大云经》颁行天下，并宣布将佛教的地位提高到道教之上。
为了塑造自己的特殊地位，武则天早在自己的丈夫唐高宗李治还在世时，就赞助了两万贯脂粉钱，资助在龙门石窟开凿奉先寺，据说，奉先寺中的大佛，就是以武则天为原型雕刻的。
随着武则天正式君临天下，唐代的佛像雕塑开始了新的造神运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涌现出来的，那种带着人性内涵的“秀骨清像”，此时他们曾经拥有的亲和沉思与静谧之美逐渐消失，转而被一种威严、崇高、庄重的型容所覆盖。
从这个层面而言，佛像，也是人间政治的真实写照。
经历一百多年的兴盛后，大唐帝国的荣耀逐渐陨落。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地节度使的安禄山从东北起兵叛乱，掀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历时八年之久（755-763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大唐帝国从巅峰陨落。
眼见大唐内乱，当时强盛的吐蕃于是趁火打劫，逐渐攻陷了原来隶属唐朝的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使得大唐帝国与西域失去了联系。
吐蕃人攻占河西走廊后，将河西一带的唐人“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此后近百年间，河西走廊的唐人始终在盼望帝国的西征，在苦盼无望之下，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不堪吐蕃人残酷虐待的沙洲（敦煌）军民趁着吐蕃内乱衰弱，在张议潮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赶走了吐蕃镇将，并遣使绕道今天的内蒙古去往长安，上表唐朝志愿光复回归。
对于河西走廊失联近百年后的历史性回归，位处长安的大唐帝国于是封赏张议潮，将其光复地区和所属军队称为归义军，此后，尽管唐朝在907年灭亡，但归义军坚守西北，历经五代十国（907-979年），最终一直坚守到了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归义军政权才被崛起西北的西夏李元昊政权所击灭。
至此，坚守河西走廊、守护中华文明近两百年的归义军，才宣告陨灭于黄沙之中。
就在归义军存续期间，当时从中东衍生出的伊斯兰势力也不断东进，到了北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攻灭了信奉佛教的新疆于阗王国，当时位处敦煌莫高窟的僧人闻讯后，于是将文物隐藏封存于洞窟之中，这也就是日后敦煌遗书的由来。
就在归义军陨落于西夏人之手时，在中华帝国内陆，初建的北宋帝国，则在经历晚唐和五代十国的动荡后，开始振兴佛教和塑造佛的容颜，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佛教禅宗的崛起，深刻影响到了宋代佛像的表现。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一位以砍柴卖柴为生的年轻人，在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听闻《金刚经》后动了佛念，于是他从广东出发，北上来到位处今天湖北黄梅的凭墓山，听从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讲解佛经。
见到这位卖柴的青年，弘忍起初觉得好奇，就问他从何处来。
听说年轻人从岭南而来后，弘忍就说，岭南蛮荒之地，人民野蛮，怎能学佛？
年轻人随即反问：我听说人有南北，难道佛性也有南北吗？
弘忍心生一颤，留下了年轻人。
又有一次，弘忍的弟子们作偈论佛，当时，弘忍座下的首席弟子神秀作偈说：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那位从岭南而来、大字不识的年轻人，则以口授形式，口诵出了那首后来流传千古的偈诗：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位目不识丁的勤杂人员，随口诵出的真经，即将在此后剧烈地改变中国的思想史，五祖弘忍知道，他的传人来了。
于是，弘忍在私下向年轻人授传衣钵，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禅宗六祖惠能。
禅宗在惠能弟子的努力下，开始广泛流行，成为此后汉化佛教中最为显赫的门派，到了宋代时，禅宗已经衍生出了“五家七宗”等多个流派。
在佛教雕塑上，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使得在唐代开始归于神化的佛像，开始重新回归人间。
早在唐代时，包含佛陀、菩萨、弟子、罗汉等神界佛像的雕塑规制、度量等就已成型，唐代的这种佛像造像模式在此后延续千年，影响了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等历代的佛像塑造。
但在禅宗的精神影响下，加上宋代开始进入平民社会，于是佛像的塑造在宋代再次失去了神性的光芒，改而时时体现出扶助众生的人性光辉。
以山东济南长清灵岩寺的宋代彩塑罗汉为例，这些罗汉有别于前朝的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模样，不再是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而是处处渗透出平民化与生活化的色彩，俨然是人间和尚的化身。
宋代禅风的劲吹，以及时代的平民主义，也使得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更加趋向于和蔼慈悲：在隋唐以前，传入中原的观音形象是男身；但从隋唐开始，观音的塑像开始转化为女身；从宋代开始，观音被塑型为中年妇女形象，以此彰显一种慈悲为怀的悲悯善良。
这使得观音，有了更加接近自然和人间的人性色彩。
清净自在的观音形象，和主张随性自然的禅意佛陀一起，开始走入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从那时起，人性的光辉再次普照大地，神与人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于是，从公元1世纪开始的佛像东进中国之路，在历经千年之后，佛像，不再简单的仅仅呈现为神的象征，那更是中华文明在逐渐进入觉醒时代后，映照于宗教和艺术之上的人性光辉。
神与人，开始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