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今的一对笑神——作践自己形象的人 ——谈刘姥姥VS赵本山之异同
肖旭
刘姥姥是《红楼梦》中的艺术形象（但又有真的其人刘姥姥）和赵本山是当今文艺舞台上的大明星，她（他）们，一个娱乐了大观园，一个娱乐了春晚，靠的都是出“洋相”——作践自己，以博取他人的欢笑。洋相要出巧而不出丑，这要靠表演尺度的准确拿捏了。钱钟书说，最高级的幽默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如果出洋相出到幽默的级别，主动跟自己过不去，心知肚明地犯些稀里糊涂的错误，那效果比拿大顶学狗叫要受欢迎的多。
（一）
《红楼梦》中，一提到刘姥姥，我们都会想到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情景，那气派，那风光与后来贾府的衰落简直是天壤之别。这才有一进、再进、三进荣国府。
《红楼梦》是旦角的“千红一窟（哭）”，也是丑角的“一枝独秀”。这个丑角便是刘姥姥。刘姥姥这个丑角太成功了，以至于俗语竟把人打开眼界说成“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粗鄙的词汇、充满乡土气的动作正是刘姥姥打动大观园中诸人的根本原因，就如赵本山的小品一样，只有充满东北黑土地的乡野气息，才博得了观众的喝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刘姥姥假装斯文，说那些着三不着四的文辞，赵本山改变戏路装城里的绅士，效果如何？肯定是东施效颦。粗鄙正是刘姥姥的“卖点”之一。如一个进城开饭馆的农民要想立足，自然不能学大饭店搞豪华装修，请知名大厨，他只能走“乡土气息”的路子，用地道的乡野小菜来吸引吃惯了大餐的城里人。刘姥姥正是靠粗鄙、乡土博得了贾母的欢心。刘姥姥本是和贾府八杆子打不着的农村老太太，只因为女婿家几十年前和金陵王家连过宗，便为了生计找到贾家，从而发生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
《红楼梦》中对这个贫民阶层的老太太描写还是很多的，也许她给大家的印象大多是幽默可爱，能说会道，口若悬河，能吃能喝。可是你知道吗？刘姥姥为什么能在贾府混的如鱼得水？要知道，贾府人多事杂，想混的贾府上上下下都喜欢是很不容易的。刘姥姥虽然是一乡村老妪，但对办事的种种潜规则烂熟于心，当凤姐儿赏给她二十两银子后，她转身拿出一块给周瑞家的，说让她给孩子买糖果吃，尽管周瑞家的瞧不上这点银子婉言谢绝，但刘姥姥却必须有这样的表示，因为是周瑞家的引荐之力才见着凤姐儿，否则的话她就是不懂规矩。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个乡下人进了美轮美奂的大观园，处处感到新鲜，处处感到好奇，也因此闹了很多笑话。因为这些内容完全不同于贾府的生活体验，大家觉得新鲜有趣！至于刘姥姥种种少见多怪的话语与举动，虽引人发笑，但那是因为她以前从没见过这些人事物，当然处处透露著新鲜无知，好奇多问，处处引起哄堂大笑。不过，她对每项新奇东西所引出来的神态，流露的每一句言词，纯然出自本性天真，恰如身份，并不带丝毫牵强附会，矫揉做作。所以她俗虽俗，却俗的可爱。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为了生活，她扯下了自己的尊严，戴上一副丑角的面谱，变成一个引人发笑的对象。刘姥姥是丑角，但她决不是傻子，她早已知道是为了哄老太太开心 ……所以，刘姥姥不是傻子，而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物，为了生存和环境的需要，她不得不装作愚者，以所获得别人的同情，希望得到些恩惠。刘姥姥面对贾家生活的豪奢，却不是表现出羡慕的情状，反而只是一心一意计算着平实的居家生计的方便和舒适；金银的筷子反而不及平常的筷子好用，作者利用几个细节塑造出刘姥姥的朴素实在的老农妇形象。
刘姥姥演小品的水平不亚于赵本山。她作践自己，将一个快乐、惜财、爱热闹、满身土里土气的农村老太太那份本色戏演得活灵活现。刘姥姥在贾府可谓是众人的开心果。刘姥姥满口村话，却是那样幽默有趣，形象生动。如夸赞大观园的气派美丽，她说：“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闲了的时候儿，大家都说：怎么得到画儿上逛逛！想着画儿也不过是假的，哪里有这个真地方儿？谁知今儿进这园里一瞧，竟比画儿还强十倍。”这段先抑后扬、先虚后实的赞美，胜过宝玉、黛玉等人的词赋。又如大伙儿给刘姥姥头上插满花，她自己打趣道：“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索性做个老风流。”刘姥姥尽管在哄大观园所有的人，包括丫鬟们的开心，但她心中有谱，知道谁最重要，因此要对这些人使出浑身解数来取悦。她看得很准，看出来贾府的重点人物是贾母、王夫人并凤姐姑侄、宝玉。书中写道：“那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却生来的有些见识；况且年纪老了，世情上经历过的，见头一件贾母高兴，第二件这些哥儿姐儿都爱听，便没话也编些话来讲。”刘姥姥的杰出表现，终于获得了最大的回报。用周瑞家的话来说：“可是姥姥的福来了，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哪两个人的缘？即贾府的实权派、掌握经济大权的凤姐和最高层领导、贾府精神领袖贾母史太君。投这两个人的缘，那么在贾府就可以通吃了。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正是元妃省亲后不久，大观园内姹紫嫣红、一派兴旺气象的时期。再次来打秋风的刘姥姥更显出她的世故与精明，察言观色见机行事的本领。首先她带着根本不值几个钱的乡土特产来进贾府，则是找了个再次打秋风的理由。她对平儿说：“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整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吃个野菜儿，也算我们的穷心。”这一番话真是体现姥姥拍马奉承的炉火纯青，该表达的都表达了，却一点也不肉麻拙劣。至于是否真的是头一茬瓜果摘下孝敬贾府，只有天知道。如果自己不把自尊当回事，那么自尊就什么也不是，人就可以完全进入角色，演得淋漓尽致。刘姥姥何尝不知道这点？当吃饭时凤姐和鸳鸯一起捉弄刘姥姥，鸳鸯为此对姥姥说：“姥姥别恼，我给你老人家陪个不是儿罢。”刘姥姥心里如明镜似的，早就知道自己在这场大戏中的科浑角色。她说：“姑娘说哪里的话？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有什么恼的？你先嘱咐我，我明白了；不过大家取笑儿。我要恼，也就不说了。”刘姥姥是山野之人，说的事、讲的话是贾府中“上层女性”闻所未闻的，故而有新奇感，不讨厌。
刘姥姥演出最成功的一幕是吃饭前，她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说完，却鼓着腮帮子，两眼直视，一声不语。众人先还发怔，后来一想，上上下下都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曹雪芹用各人的不同的笑来衬托了刘姥姥的演出效果：“湘云撑不住，一口茶都喷出来。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嗳哟’！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叫'心肝’！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座位，拉着她奶妈，叫揉揉肠子。地下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姐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能把黛玉这种尖酸多才的小姐、王夫人、薛姨妈这种注重仪表的贵妇人逗成这样，可见其功力不凡。
凤姐留住刘姥姥住下来，并把她郑重推荐给贾母，并非凤姐真的怜贫悯老，而是她了解贾母的爱好。享尽荣华富贵，在大观园里百无聊赖，希望找点笑料，找个乡野的穷婆子解解闷而已。正如贾母第一贴心丫鬟鸳鸯说的那样：“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都有凑趣儿的，拿他取笑儿。咱们今儿也得了个女清客。”刘姥姥的角色，和整天陪贾政吟诗作对的读书人詹光、单品仁一样，出卖自己的自尊与人格，换取主人高兴从而获得奖赏。
嘲笑、恶搞、看不起刘姥姥的都是些什么人？有几个屁股上没有擦不掉的屎？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而刘姥姥知道就是知道，不懂就是不懂，没有假装斯文，不会挑拨是非，不会虚情假意。有时为了应付那些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好逸恶劳、养尊处优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故意装聋作哑，也是为了讨得一口饭吃，穷啊，要活命。再大的羞辱也只能忍着，但是，她没有那种附炎趋势往上爬的肮脏动机。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挖空心思害人的恶毒心肠，没有卖主求荣的小人勾当。
乞食就要像刘姥姥这样，彻底放下来做个真正的乞食者，否则的话弄巧成拙。在大难到来的末世，像刘姥姥这样看透世情的穷人反可以好好地活下来，而放不下一些“魔障”的妙玉，最后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刘姥姥进大观园后表演的这场“笑”剧，是由凤姐、鸳鸯等人导演的。她们觉得刘姥姥的言行举止与大观园有些格格不入，甚至很滑稽可笑，于是就拿刘姥姥来开涮，取笑。这场“笑”剧的背后包含着作者的悲悯与尊敬，作者正是以悲悯尊敬的眼光来描写刘姥姥这位胼手胝足，换取温饱的市井小民；同时，作者也透过了刘姥姥的眼睛映射出贾府“朱门酒肉臭”的景象，对贾府的腐败进行了深重的谴责。
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劳动者，刘姥姥显得那么朴实、幽默。大观园里人们，都把她当笑话看，总是戏弄她。可她仍然我行我素，不去管别人的想法，而是做自己。我认为刘姥姥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当别人都笑话她时，她并不生气，还逗大家乐，也许她认为能给别人带来欢乐也是一种福气。刘姥姥有着农村人民的乡土气息，老实，朴素，能干。尽管她有些行为的确令人发笑，但在笑声背后，也影射出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现实：穷人与富人的天壤之别！当贾家等富豪之家在欢天酒地时，刘姥姥他们这些穷人正在为吃穿而辛勤劳碌着。刘姥姥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不仅人格高尚，性格也朴实憨厚。因为贾家在她困难的时候救过她，所以她在贾家在危难之时，为王熙凤收尸，也救下了巧姐。这体现出刘姥姥并不是只知道吃喝的人，而是一个知恩图报、善良的人。刘姥姥那让人捧腹的言行和令人尊敬的品质更使人感到可亲，可爱。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是有着报恩情结的。但我们也可以看成，此时施恩者和求乞者的角色进行了转移，当年施舍刘姥姥的凤姐成了一个求乞者，而求乞者刘姥姥在容留巧姐的同时，施恩让她恢复了人的尊严。刘姥姥藏精于拙，装傻扮愚，见风使舵，插科打诨，博得贾府上下的欢心，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刘姥姥对贾家的施恩，远比当初贾家对她的施恩重得多，贾家对她无非是钱财上的资助，而她对贾家则是救命之恩。当年韩信能受胯下之辱，能乞食于漂母，终成伟业。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可能是永远的求乞者，谁也难以作永远的施恩者。因此，当人困窘时，不要舍不得放下身段去求人，求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世道无常，没准来个乾坤大挪移，过两天人家来求你呢？
（二）
刘姥姥演小品的水平不亚于赵本山。
赵本山连续12年蝉联小品王，数年来霸占春晚而不衰，而与刘姥姥比起来，赵本山稍为逊色了。论“逗”笑的效果，赵本山差多了。这里单点“刘姥姥吃蛋”一个节目来比较。可以说刘姥姥的台词没有哪一句不让人“笑”的，记得赵本山有个“扯淡”（指一串王八蛋），观众是笑了，但是笑他胡诌八扯，不如刘姥姥幽默有趣。刘姥姥仅用一句突兀的台词和神色表演，就令湘云喷饭，黛玉岔气，宝玉打滚，贾母乱呼，王夫人笑噎，薛姨妈喷茶，探春丢碗，惜春揉肠，其余人弯腰曲背，躲出去蹲着笑个不止。这样的本事，我十多年来欣赏赵本山小品，从来没有领略到。论逗笑的本色，赵本山不如也。刘姥姥真“农民”也，句句皆本色。
赵本山他有化雅为俗，淬俗为雅的本事，是他自己长久活跃在演艺界的精神风貌，是他及其团队创作的颇具“地气”的作品，那诙谐个性的语言，夸张搞怪的表演，找准了社会的症结，嬉笑中带着暗讽，怒骂中手握良心，在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中传递着人性的善恶和浓浓的温情，而绝不仅仅是某些人以为的无聊和肤浅。应予肯定，
赵本山历年的春晚形象，除了《三鞭子》的赶车老人稍稍正面，其他一概都是蔫了吧唧油腔滑调的东北老农形象，到了《卖拐》系列干脆就当了骗子。二人转的俚俗顺口溜，加上翘檐帽，西裤底下套一双大旅游鞋，抹了黑的猪腰子脸，公鸭步一迈，赵本山以编者臆想的农民形象一成不变地出了十几年的洋相。再看贾母宴中取乐、行令。刘姥姥的俗语接龙，句句逗乐，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赵本山的形象始终没有变，说着东北农民的腔腔，喜欢抱腿坐炕，表面看来是像个农民，实际上不知他代表哪里的“农民”。从台词上讲，开口“美国”，闭口“欧洲”，历史名人，娱乐大亨，国家时事、社会热点，皆信口拈来，不知哪位农民有这样的学养？从表演的角色来看，则更不像，哪个农民在农村开了心理诊所知晓萨达姆？哪个农民卖拐成了忽悠大师？哪个农民卖单车使了三十六计？哪个农民识得古董利用古董来卖猫钓鱼？若要概括赵本山的一系列小品，一言以蔽之，“钱”。两言以蔽之，“忽悠”，三言以蔽之，“不差钱”。上面列举的几个坑蒙拐骗的小品自然不必多说，《捐助》、《公鸡生蛋》、《不差钱》、《就差钱》又何尝不是。就连《昨天·今天·明天》最后一句的经典台词也竟然是“来回的火车票能否给报了？”这些年来，赵本山的小品一直是“钱”来“钱”去，表演的技巧也差不多雷同，都是在“钱”上忽悠，抖着小机灵，小聪明。人们看腻了！
刘姥姥进大观园藏精于拙、装疯卖傻、插科打诨，出卖着农民和穷人的自尊以博贾府一笑，可刘姥姥却是有自知之明的，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了不得不到贾府打秋风，又担心女婿伤自尊。“你又是个男人，这么个嘴脸，自然去不得”，又担心女儿不方便，“姑娘年轻的媳妇儿，也难卖头卖脚的”，只得自我牺牲“倒还是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碰”。在受到凤姐和鸳鸯捉弄时并没有怎么表演，但却仍然是个朴实可爱的农民，戏里戏外皆是一样。刘姥姥虽贪小利而感大恩。贾府上下送东西给刘姥姥时，刘姥姥总是千恩万谢，文中说：“平儿说一样刘姥姥就念一句佛，已经念了千声佛了……”得了二十两银子的馈赠就忙不迭地摘时新瓜果来贾府辞年拜节，后来贾府遭难，而刘姥姥竟救了巧姐。
赵本山就很难说了。据网上说赵本山家有3亿元的私人飞机，怎么也不像个农民，做着蚁力神的广告，而农民也未必去买。往年春节就有人批评他小品里有太多的广告，再后春节，有人干脆说他在广告里插小品。刘姥姥是个小丑，没有“请为人民鼓咙呼”的权利；赵本山确是个大腕，他能呼否，还是不痛不痒地忽悠大家一笑？如果说赵本山代表农民形象的话，我真不知哪里的农民有他那个地位？哪里的农民像赵本山那样纯朴率真、老实巴交！如果硬说赵本山代表农民的话，那只能说是“代表忽悠农民”！有时我就觉着奇怪，为什么能把“有的忽悠没了，好腿忽悠折了”的赵本山为什么那么就受人欢迎呢？我殚精竭虑，最后得出结论是：“人性的弱点。”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忽悠是一种哲学，一种智慧，一个潜规则，一种生存之道，成功人士和精英分子为之津津乐道。而美德总是单纯的、朴实的、平淡的，不像“忽悠”有包袱可抖，有笑料可看，有被忽悠的人傻相可观，有一种计谋得逞的成功与满足。这真是刘姥姥所不及处。好在刘姥姥没有春晚可看。听说刘姥姥从大观园回来后，错过了春节，却赶上元宵。刘姥姥这年可高兴了，请了踩莲船的到家里喝彩。喜炮开花，锣鼓喧天，在烟雾腾腾中，踩莲船的大声喝采着：“莲船进了门哪，心想事成啊，心想事成哟嗬嘿！莲船转了身啊，五谷丰登啊，五谷丰登哟嗬嘿！莲船行得平哎，板儿金榜题名啊！金榜题名哟嗬嘿！莲船行得稳啊，板子他爹打工遇贵人啊！遇贵人啊……”刘姥姥听到这些简单直露的吆喝，直甜到心里去了，一张脸就绽成了一盆菊花，大观园那些花花绿绿，恍如从未见过的“软烟罗”，烟笼浅水月笼沙，碰着了朝阳，从此慢慢淡去散去。真正的农民是不喜欢大观园的联欢的，不如几句关注柴米油盐的喝采来得实在。
刘姥姥的洋相观众群有限，高明的表演常被膏梁锦绣的公子小姐误解，只是多拿了些布料点心回家。赵本山就幸运地多了，赵本山在一个有十几亿观众的春晚大舞台发迹，又接连在这个舞台上迅速成长为笑星艺术家，他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上报纸电视被称为娱乐新闻。我不知道广大观众在看赵本山小品时的感受，开心大笑的人群中也肯定有劳苦大众的成员。我无意谴责，只是觉得这部分人就好比大观园里一旁看刘姥姥笑话的丫鬟小厮，恍惚之间站错了队伍，把自己也当了大富大贵的主子。正是这部分人的集体无意识，造成了整个大观园看一个刘姥姥的怪现象，赵本山也因此一年接一年拿春晚的最佳小品奖。赵本山让小品这个名不经传的曲艺形式走到娱乐界的最前沿，从而超过了相声这个传统的曲艺大腕，大有替代的趋势，很多说相声的纷纷改行演小品，于是姜昆开始郁闷，冯巩开始把相声说得更像小品----后来干脆演了小品。总之，说赵本山是中国当代的笑神也并不全是胡说。
撇开艺术不谈，赵本山的洋相无疑是成功的，他逗得全国人民哈哈大笑。艺术允许创造加工，却不允许十几年朝一个模子使劲。农民赵本山作为八亿大众的代表，不代表八亿人优秀文化的前进方向，却一而再再而三把个别的丑恶现象拿来当众出洋相，我们不禁要问问：他究竟是代表谁？对于赵本山的小品，我觉得还是有软肋的。娱乐性十足，有着很耐人寻味的娱乐精神，可着劲挠观众的痒痒。但是品味不高，始终在刘姥姥那个水平上晃荡，农民性十足。所有的包袱笑料都是农民的那点小机灵。
赵本山的小品哪怕再烂，都可以毫无阻拦地上春晚。这不知是哪方神仙在护航保驾？央视凭借观众长期被垄断出来的心理依赖，赵本山则凭借其个人积攒下来的观众人缘，在相互的利益勾结中，抛弃了观众，最终也被观众抛弃——这不春晚和赵本山小品双双获“最差”评价，就是明证。看过辽宁卫视录制的春晚的观众一定觉得，本山小品《就差钱》比央视春晚《捐款》还逗乐，可作品就没有上春晚，为什么？还是选拔节目的标准有待更新和完善。
这些年来，媒体对赵本山小品的评价多有微词，尤以一些知识分子为盛，斥之为低俗，格调太低；一些大城市的人也不喜欢，贬损为“吃大蒜”的小品，而自诩为“喝咖啡”的清口；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似乎也渐生不满了，认为本山独霸央视春晚这个大舞台，自己没有了出头之日。但不管怎么说，赵本山的小品依然很有市场，人气不减：东北的老百姓喜欢，北方的农民喜欢，城市里的打工族也喜欢起来；不为别的，只为这作品里有能让大众开怀一笑的爆料，无论是演员嘴皮上的功夫，还是他们行为上的模仿，都让人忍俊不禁；戏里没有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只有节日里博大众一笑的气力。但必须看到赵本山虽然对小品驾轻就熟，但粗浅的笑料和牵强空泛的立意也难当春晚“救命稻草”的重任。还有一些演员一旦成名，可能就只为名利忙活，用过去的资本向大众摆谱，再也不愿吃苦耐寂寞，这样自然出不了深刻的作品。艺术家的精神文化更应与时俱进，固守老套的艺术思维，或者作品失于粗躁，又怎能感动观众？
综上所述，赵本山不如刘姥姥，而“钱本山”则过之。最后，笔者不得不声明，我这里所说的“赵本山”是指赵本山饰演小品中体现出来的人物现象，至于辽宁铁岭市公民赵本山，本人素无交住，毫无爱憎，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三）
现实中的滑稽，包括历史中的丑角到笨拙的动作等十分广阔的范围，而不仅仅存在于喜剧艺术当中。在许多美学著作中，人们将滑稽称为喜剧性或喜剧美，以此来区别那种作为文艺体裁的狭义的喜剧。滑稽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自然界本身无所谓滑稽的，自然界中的动物也只有在它们动作、姿态等方面类似人类时才给人以滑稽感。无论是螳臂挡车，还是鸭子、企鹅摇摇摆摆的走路的姿态，他们之所以显得可笑，那是因为能让人联想到人的某些行为举止。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在无机界和植物中，滑稽是没有存在余地的。严格说来动物也甚少是滑稽的。滑稽真正领域在人、在人类社会、在人类生活。”（《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喜剧揭示的主要是丑，而不是恶。丑的东西从根本上已暴露其无价值，而恶的东西还没完全暴露其本相，它常常还作为一种统治力量危害着人们。因此丑往往是喜剧揭示的内容，恶则往往是悲剧所揭示的内容。亚里士多德说：“喜剧是用笑而恰恰是不用嘲笑来改善一切。”他所说的“笑”，是指一种轻松的笑，而“嘲笑”则是一种严峻的笑。不同的笑是由不同的对象决定的。当某种事物在事实上已经被否定，已经成为无价值的东西，但是他还要不自量表现自己的时候，这就可能显得滑稽可笑。在滑稽中丑并不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而是应当受到理性嘲笑的东西。因而它在人们心理唤起的感觉是荒唐可笑。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认为生活中的丑，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滑稽的，而是当丑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这时的丑才变成了滑稽。
在社会生活中丑角往往力图扮演正剧的角色，以掩盖自己真正的本质，结果反而欲盖弥彰，自相矛盾，滑稽可笑。
如果否定性滑稽采用了丑的内容、美的外貌，那么肯定性滑稽则是采用了美的内容、丑的外观。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外貌的丑陋与美好的心灵矛盾着。又如我国京剧《徐九京升官记》中的徐九京，豫剧《七品芝麻官》中的唐成都属于这一类。他们都是在滑稽可笑的外表下透露出人格中肯定的因素。粗鄙的词汇、充满乡土气的动作正是刘姥姥打动大观园中诸人的根本原因，就如赵本山的小品一样，只有充满东北黑土地的乡野气息，才博得了观众的喝彩。滑稽引起的笑，带有强烈的刺激性。作为滑稽笑，经常是拍案叫绝，惊喜交错，顿悟式的特点更为突出，娱乐性也更鲜明，并且更多带有生理上的快感。任何东西，只有在不和至善相违背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美的东西。在艺术中，恶的形象总是否定着自己，也只有在自己的否定中，它才能获得美学上的地位。
艺术中的反面形象总是包涵着否定的意义，艺术中的刘姥姥否定着现实中的刘姥姥，艺术中的、赵本山形象否定着现实中的赵本山。也只有在这种否定中，形象才能获得美学的意义。这种否定性，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现实中的刘姥姥和赵本山总是肯定着她（他)自己，只有在艺术中她（他）才遭到“自己的”否定。所以艺术中的人和事物往往具有生活中的人和事物所没有的美。
所以艺术不是“现实的苍白的复制”，艺术是灵感的再现，它创造着美，创造着现实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欣赏现实中的赵本山，但是能欣赏艺术中的赵本山形象，就因为艺术中的赵本山形象包涵着自己的否定，这否定体现着作者至善的愿望，体现着美。
现实中的刘姥姥、赵本山是客观的，曹雪芹对刘姥姥的否定是主观的，当这种否定性通过艺术家的劳动被物态化了的时候，它获得了某种客观性，而当这客观的否定性被欣赏者感受到的时候，它就成了美。曹雪芹和小品作家为了把自己的灵感外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需要进行一场艰苦的搏斗。
刘姥姥、赵本山形象是作者鞭挞和讽刺的对象，但是，在曹雪芹和小品作者的笔下，他们又获得了某种肯定的意义，这是事实。这些事实，离开了善与爱的原则，便无法解决它的矛盾。
事实上，刘姥姥、赵本山都是美的形象，因为无论人们如何理解他们，他们都教人行动，教人爱，教人向善努力。无论曹雪芹还是小品作者，无论是我还是其他读者，都从刘姥姥和赵本山塑造的形象直接或间接(从反面和侧面)地获得一种鼓舞和推动力量。
文 /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