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孙权的辽东战略，孙权在当时为何如此执着于辽东？

孙权自接替父兄主事以来，对内富国强兵、发展农业，对外联蜀抗魏、扩大地盘，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明君。但就是这样一个明君，一个在对外战略上鲜有错误的明君，在后来却犯下了一个大忌，他不顾朝臣劝谏，毅然选择与远在辽东的公孙政权联合。

谁都知道，江东与辽东一南一北，地缘相差甚远，要想联合远不像吴蜀那么简单，而孙权要想控制那就更难了，但孙权依旧是不遗余力的“讨好”辽东。

孙权经略辽东，也并不是称帝前后那段时间才开始施行的策略，而是一早就有，并且这个最早可能还得追溯到公孙康（公孙渊之父）时期，据《魏略》记载，公孙渊曾在给魏明帝的上书中提及:“臣父康，昔杀(孙)权使，结为仇隙”。从中可以得知孙权曾在很早就派遣过使者前往辽东，只不过被公孙康拒绝，还将孙权的使者杀害。（根据公孙康主政辽东时间推算，孙权派使者通辽东时间大致在公元204年到公元220年，那时候还没魏国）。

而此后，即便是之前有旧怨，孙权仍旧不计前嫌，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辽东，向辽东的公孙政权抛向橄榄枝，而辽东公孙渊也终于是被孙权的诚意所“打动”，在公元233年（孙权称帝四年），公孙渊正式叛魏，向吴称臣，公孙渊与孙权一度进入“蜜月期”。

不过好景不长，反复无常的公孙渊最后还是“辜负”了孙权，最后选择了诱斩吴使，再次投魏，孙权的辽东战略彻底梦碎，多年的经略努力毁于一旦，损失惨重。而孙权也因为此事为后世所诟病，这也是他合肥之战惨败后第二个大失误，就连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都忍不住直接在《吴主孙权传》中怒批道：“此役也，非惟暗塞，实为无道。”

通晓常理的人都知道，公孙渊叛吴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毕竟孙吴远而曹魏近，地缘因素是硬伤，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公孙渊本来就是反复无常之人，加上没安全感，叛吴也只是时间问题。

但孙权绝非是一个刚愎自用之人，对于如此明显的地缘问题，他自然也是清楚的，那他到底为何如此执着于辽东呢？又或者说是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让他忽视了如此简单明了的地缘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去深究的。

通过对史料的考量，结合当时孙权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所面临的问题，笔者分析认为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辽东战略地位凸显

孙权绝不是很多人印象当中那般，只是一个守成之主，他的雄心壮志似乎不比曹刘小，鲁肃之所以能够受到其重用，主要是由于他的榻上策深谙孙权之意，而要知道榻上策三步走的最后一步就是“以图天下”。因此，要说孙权只满足于立足江东显然是不现实的，他在继承父兄基业的当时或许就有了这个想法，毕竟他在早期就着手拉拢过公孙康。

而这个野心在他称帝（公元229年）后愈演愈烈，毕竟当时孙权梦寐以求的荆州已经到手，江东也已经稳固，而与西蜀也再次建立了同盟关系，似乎与曹魏有了相争之力。

而孙权争夺天下自然需要战略部署，当时北方已基本被曹魏占据，西北氐、羌等少数民族势力松散薄弱，孙权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割据东北辽东的公孙政权。若与辽东一结盟，孙权认为辽东将牵制曹魏，曹魏将自此遭受到自西南（西蜀）、东南（东吴自身）、东北（辽东）三处共同所产生的威胁，形成一个战略包围圈。

别说孙权异想天开，这个牵制战略还是有些成效的，曾一度逼迫魏明帝曹叡在嘉禾元年集合青州、幽州之兵合攻辽东，而与此同时孙权也派遣陆逊在南线进攻曹魏，一度让曹叡头痛不已。

孙权也是正看到了辽东的战略作用，所以才不遗余力的拉拢辽东公孙政权。即便在公孙渊最终选择了叛吴，欺骗了孙权，在公元239年，曹魏兵围辽东之时，孙权仍旧不计前嫌派羊衜等人远征辽东，前往救援公孙渊，毕竟只要公孙渊有实力，他就能牵制曹魏，对自己有利，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只不过当时公孙渊亡的太快，孙权大军索性攻打旅顺口，俘获一大批人口，之后作罢。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孙权之所以执着于辽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辽东的战略牵制作用。孙权急欲取得对曹魏作战的成就，以实现自己极速膨胀的野心。

二、急于向江东士族证明自身

其实孙权一直与当地江东本土士族意见相抵触。江东本土士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一直的观点是限江自保，并不太想图谋天下，这让孙权很不满。其实这种不满在赤壁之战前夕就一直存在，当时江东士族多以主张投降为主，只有周瑜、鲁肃等非江东本土士族之人支持抗曹。

在早期，孙权还可以重用寒门或者北方豪族抑制本土士族，但随着原来早年跟随孙权左右的那些寒门、北方豪族人员（今安徽地域的周瑜、鲁肃等）逐渐去世，孙权不得已重用本土士族。

而重用了士族，就得让他们完全信服于自身。而不管是出于压制士族气焰，还是想使得他们完全信服，孙权都得要找机会证明一次他们是错的，自己是对的。

而在合肥之战后，孙权已经丢了一次脸了，还落得了一个“孙十万”的骂名，他就更加急需在士族面前证明自己。而这次辽东战略就是最好的机会，若是成功了，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理论上，士族都将折服于自身。

因此，江东本土士族们越是反对他的辽东战略，孙权内心就更加迫切的想要施行，即便这个想法看上去有些天马行空。

三、拓宽航路、加强与辽东交流

孙权时期的江东，经过孙权多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以建业为中心的大都市，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发展，而经济发展必定带动需求，需求一上升则促使航海运输需求旺盛，航海运输则有了与辽东的通航通商贸易。其实当时的江东不仅与辽东有交流，还派遣过卫温到东南沿海开拓夷州，此是题外话。

言归正传，东吴与当时的辽东海上贸易有多繁荣呢？据史料记载，在当时东吴与辽东之间甚至形成了一个专门供两方通航通商的重要港口叫做“沓津”，当时两地船队皆停泊于此，在此进行互市，十分繁荣。而海上贸易如此繁荣昌盛，两地之间相互传送特产文化，毫无疑问是可以促进商业繁荣，增强当时东吴综合国力的。

好处不单是经济上的，同样也有军事上的。我们都知道，东吴水师在当时所向披靡，但要北上与魏争雄，可不能光靠水军，北边平原之地，骑兵才是最有优势的，拥有一支骑兵将更有利于图魏。

而东吴地处水乡，优质马匹十分稀缺，这对东吴发展骑兵来说是一个巨大缺陷。而据《三国志记载》，辽东地区“其民习鞍马”，这说明辽东地区是有充足马匹的。因此，孙权加紧辽东战略，也有想从辽东供应马匹的因素在里面。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孙权的辽东战略，绝不是我们部分人认为的那般逞一时之英雄，他是有自己的考量在里面，而也是由于这些考量，让他忽视了简单的地缘问题，一直执着于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