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铮谈枕边书
中华读书报
中华读书报：您对方言颇有研究，相关著述颇丰。为什么会对方言感兴趣？
张树铮：每个方言区的人，都会对方言感兴趣吧？因为一接触普通话或外地方言，就会感觉到方言的不同。那么，哪些地方不同？为什么不同？这自然就成为心中的疑问。不过真正对方言研究感兴趣，还是在学习了方言学和音韵学的课程之后，因为相关的知识不仅解决了方言的特点和方言形成的原因问题，而且使自己认识到，看起来很“土”的各地方言，都各有其独特的语言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例如，我的母方言中，“张”读得跟“姜”一样，所以问人姓氏的时候，如果回答“姓jiāng”，还需要追问一句：“是弓长（qiáng）张（jiāng）啊还是羊女姜啊？”学了音韵学之后，就知道了“张”读成“姜”其实是跟古音有关，包含着研究古代声母演变的线索。这样一来，就不但不嫌弃方言的“土”，反而增加了对方言的热爱之情。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越“土”的方言才越有研究价值呢。
中华读书报：在提倡普通话的当下，您认为方言研究有何价值？
张树铮：在普通话基本普及的当下，方言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因为它增加了抢救性保护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意义，更带有急迫性了。尽管方言在很长的时期内不会消失，但它会在普通话冲击之下萎缩使用范围，方言中的一些特异成分会褪色或消失。因此，抢救性调查并用现代化手段把方言记录下来，正是保护方言中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当务之急。近几年开展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还需要深入进行。
中华读书报：《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研究》厚厚两大册、150余万字，分“本体研究”和“蒲松龄白话词典”两编。您觉得《蒲松龄白话词典》以及您的另一部著作《蒲松龄<日用俗字>注》，对于蒲松龄研究有何帮助？
张树铮：我觉得不是我的研究对于蒲松龄研究有什么帮助，而是蒲松龄为我们留下的如此珍贵而又如此丰厚的非常“接地气”的语言记录帮助我们对于三百年前的鲁中方言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可以说，蒲松龄就是那个时代鲁中方言的代言人。我作为一个语言学者是无比感谢这位先贤的！他的俚曲作品约40余万字，口语性强，方言性突出。这一语言特点一方面使得其作品更为真实、生动，更为当地百姓喜爱，另一方面也由于方言词语过多而局限了它的传播。《日用俗字》分三十一个方面把生产和生活所用的方言词语串编成歌谣，是对当时农村生活的全景式记录，实际上相当于封建时代农村生活的百科词表，具有非常高的文化史和词汇史研究价值。但是，由于蒲松龄采用的都是字典上有的正字来记录，所以生僻字特多，许多字当地人未必能读通；而外地人又因为不了解方言词而不能准确读懂，这同样也限制了它的传播。如果说我的《蒲松龄白话词典》和《蒲松龄<日用俗字>注》对蒲松龄研究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解决文本的释义问题，帮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蒲松龄的作品，更好地认识蒲松龄的思想；或许，也能够帮助更多的读者来接受蒲松龄的这些作品。
中华读书报：您曾获山东大学首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您讲授的《汉语知识十讲》入选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您还被评为山东省高校教学名师，您有什么特殊的教学心得？
张树铮：教学是需要不断精进的，我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如果说有什么心得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条：一、首先要对讲授的内容吃透吃准。以己昭昭，都未必能够使人昭昭；如果以己昏昏，则只会使人昏昏。自己都没搞清楚的问题，即使你授课的话术很高，表面上可以吸引人，但实际上也是误人子弟的。二、全身心投入。这样一是保证自己把最大的能量发挥出来。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说过，教师上了讲台，就跟演员上了舞台一样，要把其他的一切都抛在脑外。二是可以带动学生的情绪。其他的方面，比如层次和条例的清晰，表述的准确生动和适当的风趣、必要的引导，尤其是书本知识和现实语言生活的结合等等，我觉得都可以算是技术方面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读得最多的是哪些书？哪些成为您的枕边书？
张树铮：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77级），上大学前已经工作了几年。本来也是冲着文学创作报考的中文系，算是文学青年，所以上大学之前和读本科期间读了很多的文学作品，历史方面的书籍也愿意看。后来读了语言学的研究生，再后来成了语言学的教师和研究者，就跟文学差不多绝缘了，主要读语言学方面的著作了。要说枕边书的话，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是文学作品；80年代初，国外的推理小说（侦探小说）传入，所以在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期间，主要是推理小说。留校任教之后，养成了晚睡的习惯，到了后半夜，人困马乏，倒头便睡，就没有读枕边书的习惯了。有时候睡不着，据别人介绍经验是数数或背圆周率，我则是背毫无规律的《广韵》206韵的韵目字，那些枯燥的毫无联系的字背不了多少，就去见周公了。
中华读书报：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张树铮：我觉得推理小说中那些侦探最令人称奇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缜密的思维能力，环环相扣，形成推理链条，最后达至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这就相当于带领着读者去进行一次推理的训练。另一个是善于从细节中发现异常、发现线索，最后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形成证据链。而这些细节往往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的。在语言学的研究中，语言现象的细节也往往是揭示规律的线索，如果能够注意到这些细节并加以深入研究，就能够有所发现。我原来读书往往是不求甚解的，我觉得推理小说对我养成注意细节的习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有一次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报告的论文是根据一些文献资料和语言特点来分析某篇俚曲是否蒲松龄之作的问题，报告后一位先生点评说我是在做语言侦探的工作，我听了深以为然（并且，我推测那位先生也曾是一位推理小说迷）。不过，使我后来放弃推理小说（不是完全放弃）的也是一篇推理小说，叫做《诺言》。那是一部中篇推理小说集中的一篇，也是那部集子的书名。故事讲的是一位侦探在侦破一件连环杀害少女案的时候，对死者家属立下了一定要抓住罪犯的誓言。十八年后，他才偶然得知，那个罪犯确实是在当年当日当时去了那个地方，然而，快到的时候，却因车祸而丧命。十八年的坚守，证明了他的推断无误，也彰显了他对诺言的无比执着，但真相却让人唏嘘。
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就是，推理只能根据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做出，而无法预料到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因素。于是，我体会到，事物的发展其实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起作用的，只考虑必然性因素的推论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结果，推理小说中的推理都属于此类，很可能会与客观事实有出入。此外，越是复杂的推理，中间的环节越多，只要中间有一个环节有偏差，整个推论链条就有问题，那么结论就不可靠了。自从读了这篇小说之后，我对推理小说的热度也就大大降低了。在读学术论著的时候，对那些由推论得出中间环节再进一步推论得出的结论也就不敢轻易相信了。总起来说，推理小说对人的推理能力还是有帮助的，我感觉获益匪浅，只是不能迷信它。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学者，您最想见到谁？
张树铮：我更崇敬的是那些在眼界和思路上能够给人启迪的学者，但我没有特意想见到他们的冲动。因为，我一向觉得，“大道无门”，特异的认知能力和高超的识见，不是别人教的，因为第一没有每个人都通用的捷径，人与人的天资和经历等各不相同，适合走的路也绝不相同；第二，关于学习和研究，能够讲出来的经验也都是大家讲过的了，真正属于自己深层的独特之处又不是能简单讲出来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便是高明的大师，也只是给人以指点而已，能否领悟并融会贯通，端赖自己的“悟”。像孔子碰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的学生，都不愿意再去教（“不复也”）。因此，是否当面讨教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位的话，我最想见到的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他不仅在世界的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而且对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有重要影响。据说，他的著述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文献数第八多的，由此可见他的非凡的影响力。我只想请他回答一个问题：深刻的洞察力从哪里来？或者用传统的话说：“慧眼”如何养成？至于目的嘛，那就不用多说了。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张树铮：我想首先选《辞海》。因为其中不仅有跟自己专业有关的语言问题，还有很多百科知识。而我的兴趣还是比较广泛的，对很多百科知识都有好奇之心。这跟我小时候的阅读经历也有关系，那时家里有一部《新知识词典》，类似于《辞海》，我没事就翻看，涨了不少知识，尽管都是些“碎片化”的知识，但很解渴。其次我想挑世界史和哲学方面各一本书。读世界史是想补课，用更宽的视界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读哲学方面的书是想对人生作更深层次的思考，想让自己更通透一些。
中华读书报：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张树铮：出于从事语言学专业几十年的原因，我只会邀请古代的作家，因为我想亲耳听到古代语言的真实状况。我首先会选蒲松龄，我想请他来肯定我研究结论的正确之处，也希望他指出我的错误之处和不解之处，为我解疑释惑。我还想请辛弃疾，这一是因为我读的第一部词集就是《稼轩词》（选本），深深为其中透出的豪迈气概所震撼，也为他在词中善于化入平常语句的高超本领所折服；二是因为他是济南人，我当然想听听八百多年前的济南话是什么样的。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想请的作家当然就太多了，就再请一位吧：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因为他是我家乡人，请他的原因当然是想听听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家乡话了。其实我最想请的古人是孔子，因为两千四百多年前的他，既会说平常所用的曲阜话，又会说比较庄重场合所用的“雅言”，看看当时的曲阜方言和当时的“雅言”到底是什么情况，不是很有意思吗？可是他好像不算“作家”，只好排除在外了。
（栏目主持人：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