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直径•|诗歌如何介入现实|
-范剑鸣-
诗歌的直径：如何介入现实？建议读读这篇文章|
写实和写意，是两种被认为几乎对立的艺术表现手法，古今中外的诗人莫不对此经历过取舍和选择，直到在自己的创作中找到平衡。
诗歌要不要介入现实，如何介入现实？诗歌中的“现实”应该如何定性和呈现？当下诗人对此争执和分歧较大。目前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对于现实题材的处理，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做法。一种是纯写实，以社会见闻入诗，有时不惜让语言降为口语，这种纪实诗歌快捷、真实，富于生活气息，捕捉现实细节和经营诗意形象的是主要艺术手段。而另一种，是对现实生活有所抽离，一个现实题材在诗中只是反省和抒情的契机，直至采取夸张、漫画、寓言等手段，对现实的反映曲折进行和侧面切入。
这两种类型的诗歌，到底哪种“直径”更大？前者在经营表面的诗歌“直径”，但容易形而下，过于泥实，反而局限了诗歌的辐射力。后者表面抽离现实，但有时反而能够在更高的层面抚摸现实，放大诗歌的现实“直径”。有时人们会批评某类新闻诗、纪实诗变成了散文丢掉了诗性；有时人们会批评诗人过于凌空蹈虚，不食人间烟火，甚至“自绝”于人民。着眼于不同角度的批评，能不能找到最后的“共同地带”？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炸弹的直径》，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参照。
读原作之前，不妨先读一下两个改编版吧。
写实版：
这枚炸弹的直径为三十厘米
有效杀伤范围约七米，
死者四名伤员十一。
在它近旁，是两家医院
和一座墓地——一位年轻女人
埋葬在故乡的城市
她已听不见：一百多公里外的远方
在那个国家的遥远海岸
一个孤独男人的哀悼
和孤儿的哀嚎
写意版：
不只是三十厘米
在它周围
痛苦和时间构成更大的圆圈
而远方
孤儿们的哀嚎
涌向上帝的宝座还
不肯停歇，（直至）组成
一个没有尽头、没有上帝的圆圈。
经过这样节选式的改编，其实仍然可以成诗。写实版提供了诗本事，并且仍然有虚写和实写的结合，从“三十厘米”到“一百多公里”，炸弹的“直径”已有形象呈现，结构的张力已表现了反战的主题。当然，这个写实版比起杜甫的《石壕吏》的叙事来，又更模糊一点，没有写那一场战争、那一个国家、那一个年代，只是隐隐约约有具体的人事，最具体的事实就是“死者四名伤员十一”，以及两座医院、一个墓地、一位年轻女人。因此，阿米亥诗歌要做的不是证史，而是呈现人类的一种悲剧现实。
写意版的“直径”似乎又更大，从“三十厘米”到“一百多公里”，直到成为“一个没有尽头、没有上帝的圆圈”，从物理空间到精神空间，“没有尽头、没有上帝”，带来巨大的震撼力，把战争带给人类的创伤放大到极限，而且追究了战争对人类信仰的损害。但写意版存在一个致命问题，是整体都是智性说理，虚处落墨，显然抽掉了现实的底座，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诗歌的内核，这是诗歌不能承受之“轻”。
在这样一种矛盾中，那阿米亥会如何选择呢？他的实践是融合。
原创版：
这枚炸弹的直径为三十厘米
有效杀伤范围约七米，
死者四名伤员十一。
在他们周围，一个由痛苦和时间构成的
更大的圆圈里，散落着两家医院
和一座墓地。而这个年轻女人
埋葬在她故乡的城市，
在那一百多公里外的远方，
将这个圆圈放大了许多，
越过大海在那个国家的遥远海岸
一个孤独的男人哀悼着她的死
他把整个世界都放进了圆圈。
我甚至都不愿提到孤儿们的哀嚎
它们涌向上帝的宝座还
不肯停歇，（直至）组成
一个没有尽头、没有上帝的圆圈。
虚与实的调配，一直是文艺创作中令人着迷的问题，我们当然无法通过一首诗或一类诗去确认诗歌应该有的“直径”。有人认为，杜甫“三吏三别”，不如一首《春望》。作为一个经历战争的人，后代的读者其实无法要求杜甫如何把战争放进诗歌中去，杜甫有他自己的选择和触动，不需要听从读者的意见。显然，无论是宏阔抒情的《春望》，还是快笔速写的“三吏三别”，都是一种十分需要的文艺实践。阿米亥也是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写过不少描写战争的沧桑，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和摧残。他有时也会像杜甫一样，细处着笔，“直径”显得细小，但是有力、有锋芒，像针尖一样。比如《七首陷入战争的哀歌》第四首——《我发现一本动物学老课本》。
我发现一本动物学老课本
布莱梅版，第二册，鸟类：
它讲述，以甜蜜的语言，乌鸦
燕子或樫鸟的生活。很多
哥特体印刷错误，但有大量的爱：“我们的
长羽毛的朋友”、“向更温暖的国度
迁徙”、“巢窝，小不点的蛋，羽衣，
夜莺”、“春天的先知”——
那“红胸脯”的知更鸟。
它印刷于1913年，德国
在一场战争的前夜，那成为我的
所有战争的前夜。
而那个死在我怀抱中的好友，死于
他流出的血和阿什杜德的沙中，1948年，6月。
哦，我的红胸脯的
朋友！
一场以色列独立战争，阿米亥举重如轻，并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这首诗是纯写实的，但写实的角度是非常奇特的，从一本印刷于战争前的动物学老课本入手，从书上一只“红胸脯”的知更鸟，联想到战争中“我的红胸脯的/朋友”。其实战争的场景只有一句，“那个死在我怀抱中的好友，死于/他流出的血和阿什杜德的沙中，1948年，6月”。课本的无力，战争的残酷，鸟类的美丽，战友的悲痛，以一种冷热情的笔调呈现在字里行间。诗歌中记实的“直径”并不大，但与杜甫诗句“落花时节又逢君”一样平静，苍凉和沉郁，指向了整个战争，所以直径又是在无限放大，这就是诗歌营造的张力。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似乎现实主义一直是儒家的根基，是官方的倡导，然而中国诗歌的传统却相反，对太写实的作品往往充满抵制和警惕。比如《唐诗三百首》，忽略了白居易影响较大的“新乐府运动”成果，只选取了他的《琵琶行》和《长恨歌》。同样是社会现实，白居易新乐府诗歌中的社会病相和人间苦难，为什么不如《琵琶行》和《长恨歌》容易触动读者呢？这表明诗歌这个体裁是有所专长、有所偏倚的。
诗歌如何介入现实？悲悯情怀、眼睛向下、低层写作，与精神高蹈、纯诗写作、唯美路线，是不是天然的对立？诗歌反映现实的“直径”，到底可以有多大？我们不妨把阿米亥笔下的“炸弹”，作为一个诗歌的比喻，以“炸弹的直径”来理解“诗歌的直径”。我们会发现，一切都是辩证的，相互依存的。一味高蹈，容易窒息；一味写实，易失诗性。只有合理地找到平衡，而且在题材的变化中作出最佳的选择。我们要相信诗歌的“炸弹”，既要有实的底座，也要有虚的提升。
为此，诗歌的“直径”不只是针对现实的尺度，不是用来估量社会现实在诗歌中的比例和重量，而是估量虚写与实写之间那个合理衔接，估量语言表现力与艺术效果之间的那个最佳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