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中的吴伯箫
▲1981年，吴伯箫与青年作家冯骥才出访英国
《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20年版）为浙江工业大学子张教授真积力久之作。子张研究吴伯箫（1906—1982）将近四十年，从1983年《诗情画意眷眷乡情——读吴伯箫早期散文〈马〉》等文章开始，迄今发表了四十余篇研吴之作，真可谓孜孜矻矻，乐此不疲。本书最初仅数千言，2012年改到两三万字，到定稿时增至29万字，作者数易其稿，前后历三十余年，当得起“力久”二字。我想子张先生之所以能勤慎地从事于吴伯箫年谱撰写，某种程度上应是出于地方情结——子张也是山东莱芜人。
对乡贤的深情，丝毫不妨碍这部《编年事辑》的学术性和客观性。因为长期沉浸其中，研究者自以为产生“了解之同情”，就无意间拔高了研究对象，虽然情有可原，但并不可取。子张在《后记》中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吴伯箫的文学成就，真诚地吐露了作者的动摇踟蹰，他的自我省思是保证本书客观性和学术性的前提。具体而言，关于年谱史料的使用，作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恪守文献整理的原则，如吴伯箫原名熙成字箫亭，即采用莱芜市档案馆藏《莱芜县立高小同学齿录附本校大事记》的记载，并与《吴氏族谱》《续修莱芜县志》等史料对比，因为吴伯箫的早年经历和婚姻情况，有时只能采用谱主夫人郭静君或弟弟吴熙振的自述，但也并不一味专信这些独家材料，若有疑问，则于按语详加辨析，可见其审慎的态度。关于吴伯箫的生平疑案及著作的出版情况，子张曾有多篇专文考订，如《吴伯箫〈羽书〉剽窃案及其他》《吴伯箫〈波罗的海〉译话》《〈黑红点〉三题》等，广采博引，烛幽显微，最终定谳，可以说《编年事辑》的关键条目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关于年谱编撰的理论思考，作者胸有成竹，还曾发表《年谱撰写与史料禁忌》（《关东学刊》2016年第8期），讨论了因政治、法律、商业等各种因素，致使现代文学史重要人物年谱史料的封存、销毁等问题。
总之，对于子张教授而言，本书为其数十年研究吴伯箫的集成之作，水到渠成，以了宿愿；对于吴伯箫研究而言，本书则是基础的工具性之作，可待来者填采，另开新局。
所谓“基础的工具性之作”，是指从吴伯箫研究史看，本书有筚路蓝缕的草创之功，将来可作为吴伯箫研究的工具书，除了查考吴伯箫生平履历外，本书还可检索研究吴伯箫的相关文献（即第十章）。目前关于吴伯箫的研究并不成规模，大体可分为生平研究和散文研究两大块。散文研究以赏析为主，近年稍有深度的仅有三四篇硕士论文。生平研究主要是一些回忆吴伯箫的纪念性文章，重复见收于《吴伯箫研究专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吴伯箫纪念文集》（印于1999年，未知出版社）以及《吴伯箫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不多的几本书，可深入研究的参考资料极少。
《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
子张著
中华书局
2020年11月
本书详尽地梳理了吴伯箫的一生，作者将全书分为十章，其中第十章为《后谱（1983—2018）》，收集吴伯箫身后的回忆、研究文章；前九章不啻巧妙地将吴伯箫的人生分为九个阶段，前三章标题的关键词为莱芜、曲阜和北京师范大学，为吴伯箫求学路上的三个阶段，各有侧重；第四个阶段为第四章《青岛、济南、莱阳：办学与写作（1931—1937）》，第五阶段为第五章《延安：革命与抗战（1938—1945）》，这一章在全书中所占篇幅最大，延安时期的确是吴伯箫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第六阶段为第六章《佳木斯、长春、沈阳：打前战（1946—1953）》，第七、八、九三章的关键词为北京，是因为吴的工作重心变化而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一般年谱类的著作不分章节，只依时间先后编次，而本书别出心裁，在目录中就以地理为关键词分了章节，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吴伯箫的生平大略。
▲上世纪90年代初，
子张在吴伯箫故居采访吴伯箫三弟吴熙振老人
吴伯箫这本生平大略，充实以大量史料，具有纲举目张之效。举凡时人的日记、年谱、传记、回忆以及吴伯箫本人的相关档案、信件，无不为本书所采择，而且这些资料往往与吴伯箫的散文相互发明，起到内外互证之功。这些资料中尤其珍贵的，一是吴伯箫本人的《自传》，为从未公开发表的1965年5月档案稿；二是吴伯箫致外甥亓举安的家信；三是偶见于网上拍卖的吴伯箫手稿和往来书信；四是子张采访记录的吴振熙口述。这些独家资料，难以搜集、识读，现在整理面世，方便了今后的吴伯箫研究者。另外还要指出，子张非常重视搜集吴伯箫散文为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编的情况，往往列于相应年份的末尾，因为吴伯箫散文的广为传诵，与各种中学语文材料的选编有密切关系，这一工作琐碎而烦杂，但对于了解吴伯箫散文的传播很有意义。这些史料排比部次，前后联络，生动地呈现了吴伯箫丰富的一生。这部《编年》的丰富史料，为吴伯箫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谓“可待来者填采，另开新局”，指本书指示了今后吴伯箫研究的可能空间。随着中学语文教材编选吴伯箫文章的减少，作为散文家的吴伯箫，似乎正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子张在《后记》中坦陈对这部编年工作缺乏信心，也是认识到吴伯箫散文1980年代的“火”具有偶然性。当然，本书的出版，也许能暂缓吴伯箫散文研究的日渐式微。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本书新提供的资料，为吴伯箫散文的解读提供了更为深广的支持。更值得注意的是，子张也在《后记》中指出作为教育家的吴伯箫仍值得研究且具有典型性。事实上，本书为吴伯箫研究转向，指示了多重的可能空间。下面稍举数例。
第一，本书提醒读者注意吴伯箫散文史上的《羽书》时代。一般读者更容易注意到吴伯箫入选语文教材的名篇《菜园小记》《记一辆纺车》《猎户》等，而对他早期的散文集《羽书》并不太重视。本书特列的第四章《青岛、济南、莱阳：办学与写作（1931—1937）》，切不可仅仅视之为吴伯箫走向延安的过渡时期。本章双线叙事，既叙述吴伯箫在青岛、济南等地办学事迹，也叙述吴伯箫与闻一多、洪深、老舍、王统照、臧克家、何其芳等人的交游。这一交游圈或者说文学场域，促成了吴伯箫的文体探索，于是才有了《羽书》的结集。今天读《羽书》，榛莽中自有一股淋漓的生气，相较其名篇，确实值得重新审视。
第二，本书提供了现代教育史研究的线索。吴伯箫在《且说考试》中提到：“在师大本科一年级的时候，我曾以学生代表的名义到清华大学烦杨振声先生转达想请他（傅斯年）出任师大校长。”这着实令人惊异，一个大学生竟想决定校长人选。联想到严耕望大学毕业时，觉得学校高层人事不理想，毕业证书由彼辈签字，不甚光荣，想请朱光潜出任教务长，并写了呈文给校长王星拱，虽遭斥责，朱光潜却真的来担任了教务长。（《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版）两相对比，可见此一时代的风气。吴伯箫一生事业，多与教育相关，晚年还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一职，若能前后对比，也许对吴伯箫的教育事业有更好的理解。
第三，本书提供了重新理解吴伯箫性格、思想的线索。比如早年敢决定校长人选、敢带学生千里跋涉加入抗大的吴伯箫，晚年却极度小心谨慎，本书第250页记录了康林《吴伯箫老师在郭著编委会工作的日子》中的一段：“1978年1月，《外国文学简编》的书稿讨论会在太原举行。大会向这位教育家、原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发来了邀请函。我受大会的委托，亲自登门面请。吴老师说：'邀请信收到了，是发给我个人的，但我不能去，作为一个党员，任何候都要有组织性。’后来大会给人教社党组发来了加急电报，吴老师星夜赶到了太原，8点准时进入了会场。”显然，吴伯箫是愿意出席并发言的，但是不敢自作主张主动向组织要求参会，幸好主办方听懂言外之意，发了加急电报。我们不禁要问，这样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这样性格的吴伯箫与他的散文创作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吴伯箫转型的关键大约应该是在延安时期，而本书关于延安时期的叙述，极为丰富，为进一步考索指示了方向。
第四，吴伯箫晚年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期间，因为主要负责《郭沫若全集》的编撰工作，似乎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他学术组织工作。本书插页刊出一封吴伯箫致周扬的信，涉及到借调杭州大学的夏承焘入文学研究所一事，就是值得索隐的重要事件。这一材料透露出吴伯箫的学术组织作用被低估了。
当然，这样的线索还可以罗列下去。中华书局同一系列的编年事辑中，《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摘录谱主放言月旦世人的片断，谱主坦率自负的形象跃然纸上；《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谱主一生处于学术中心，所交游皆为学术大师，民国学人的逸事也常令人莞尔。相形之下，吴伯箫为人谨慎，着意低调，甚至他的两次婚姻都不太有引人细究的兴趣，所以本书的可读性远不如上述二书，幸好子张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指示吴伯箫的生平大略，揭示吴伯箫转型的线索，将谱主作为大时代的浪花，让读者感受历史的大洪流。我们期待这部《编年事辑》，为吴伯箫研究开拓新的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