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篆刻学》:章法之“界画”

在篆刻章法里,“界画”是较为重要的设计元素,之前曾经讨论过,本文结合邓散木先生《篆刻学》的相关章节,再讨论一下:
四字印中间留出“十”字形界画或三字印中留出“卜”字形界画,甚至两字印中留出“一”或“丨”界画,不论朱白,皆当如刀截,不宜参差出入,其上下四周亦然。
(端正的汉印四字印)
这里讲的四字印界画样式和三字印界画样式,均是基于汉印的样式,其基本特征仍然是平整正直,但邓先生讲得相对简洁,其实无论如何变化,还是对印面空间的划分,求得相应的秩序,并对印面文字进行区分或联系,而区分文字或联系文字正是“界画”的两大作用。
比如:四字印样式大致如下:
(四字印的界画)
在四字汉印中,不管白文朱文,界画是“隐性”存在的,白文印,就是文字之间形成的“红地”间隙,朱文则是文字之间形成的“白地”间隙,靠视觉实现界画的效果;其作用就是区分文字,形成秩序,让每个印面文字在其相应的空间里保持安详。如同文章的不同段落,如同乐曲的不同乐章,如同建筑的不同房间。三字印的界画作用同样如此,如图:
(三字印的界画)
强调一点,就是这些界画必须“直如刀截”。不能弯曲,如果弯曲,印面秩序就会走向混乱,实际上,在汉印印式之下,界画也不会弯曲,因为汉缪篆是方方正正,维持秩序的界格自然不会弯曲。
汉印思想下的界画是“隐性”的,其原因正是因为缪篆的特殊字形决定的。秦印的界格则大多是“显性”的,因为秦印的文字并不方正,如图:
(秦印:相思得志)
实际上,在吴昌硕大师的四字印中,也常使用“显性”界格,究其原因,是因为吴大师入印文字多是大师本人的“石鼓体”手写篆书,字形本不规整,需要用界画来强调秩序。
(吴昌硕:耦圃乐趣)
多字印及印文之大小不均者,每以屈伸挪让取胜,故不能顾及其中间所留界画之整齐,凡此又当别论。然其上下四周,仍须力求平直,即有不能,亦当设法整齐其一部分或一部分以上。
多字印,情形则略有不同,汉多字印,依据字形划分印面,其界画仍然多是“隐性”的。如图:
(汉多字印的界画)
注意,多字白文印的界画(隐性),一般是“纵向有列,横向无行”,即纵向的界画是打通的,横向往往用界画区分文字。后世文人的多字白文印,基本采取这种方式,比如:
(王福庵:但原长醉不愿醒)
纵向两条界画线,印面文字分成三列,横向的界画线则视文字大小排布,但仍然平直,界画清楚。
汉印里的多字朱文印极少,且往往是单列文字(也有两行的,但往往直接加纵向界画分隔之),因此不再加入考察范围。
到了近现代篆刻家们手里,特别是元朱文流行之后,界画开始变得不再整齐因为一列文字,往往需要照顾上字与下字之间的穿插揖让关系,因此,界画变得参差错杂了,甚至左右两列文字之间也有咬合、穿插、揖让关系,界画自然就不再平直了。比如:
(赵之谦:金石录十卷人家)
赵之谦这方“金石录十卷人家”,其中的“录”字,上部与石字咬合,左部与“人家”揖让搭接,要找清晰的界画,是不可能了。
(王福庵:我欲乘风归去……)
王福庵先生这方“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其中文字大多如此,虽纵向列仍然存在,要找出整齐划一的横向界画,实在不易了。
以上,朱文印里的界画是“隐性”的,借助视觉产生。
到了吴昌硕手里,朱文印的界格即便“显性”,也同样是平直均分的,如图:
(吴昌硕: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
汉印思维下的均分印面思想以及平方正直思想,是印章的基础章法,界画的划分印面,多基于这套理论。吴昌硕之所以在多字印里使用界画而不显得呆板,原因在于印面的入印文字是“活”的,而不是纯方正的“缪篆”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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